《太阳号草船》 作者：海尔达尔 内容简介： 一根芦苇在风中摇曳，我们把它折断，浮在水面，能负载一只青蛙。二十万枝芦苇随风起伏，像万顷碧绿的麦田，在岸边汹涌翻滚。我们把芦苇割断，一捆捆绑扎起来，像一艘硕大的玉米秸草船，在水中漂浮着。我们一行七人登上船来，从埃及启程前往美洲。眼前是漫天的沙漠，气候干热，这就是撒哈拉。阿布杜拉说这艘芦苇船会漂下去的，让我放心。他不知道美洲在哪里，但他坚信只要风向对，我们就一定能够到达。他说只要捆绑芦苇船的绳子不断，我们就能平安无事。那么，这绳子结实吗？我觉得有人在推我的肩膀，把我叫醒了，原来是阿布杜拉。“3点钟了，”他说，“接着干活吧。”炽热的阳光晒透了帆布帐篷。我坐起来，透过门缝往外张望……" ========================================================================================================================== 【申明:本书由 TXT 书香中文网电子书（www.sxcnw.org)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订阅购买正版.】 【更多精彩好书，更多原创TXT手机电子书，我们因你而专业，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请登陆 TXT 书香中文网电子书--www.sxcnw.org 】 ========================================================================================================================== 第1卷 第一章 谜 一根芦苇在风中摇曳，我们把它折断，浮在水面，能负载一只青蛙。 二十万枝芦苇随风起伏，像万顷碧绿的麦田，在岸边汹涌翻滚。 我们把芦苇割断，一捆捆绑扎起来，像一艘硕大的玉米秸草船，在水中漂浮着。我们一行七人登上船来，从埃及启程前往美洲。眼前是漫天的沙漠，气候干热，这就是撒哈拉。 阿布杜拉说这艘芦苇船会漂下去的，让我放心。他不知道美洲在哪里，但他坚信只要风向对，我们就一定能够到达。他说只要捆绑芦苇船的绳子不断，我们就能平安无事。那么，这绳子结实吗？ 我觉得有人在推我的肩膀，把我叫醒了，原来是阿布杜拉。“3点钟了，”他说，“接着干活吧。”炽热的阳光晒透了帆布帐篷。我坐起来，透过门缝往外张望，扑面而来的是撒哈拉的热浪和刺眼的阳光。一眼望去，吸足了阳光的沙漠和一丝云彩也没有的天空连成一片，这是上帝创造出的最湛蓝无比的沙漠蓝天了，下午的阳光把整个沙漠世界照耀得金光四『射』。 天尽头现出一排金字塔，三高两低，像鲨鱼的牙齿排列开来。很久以前，在人们那么贴近自然的时候，建造了这些与自然浑然一体的金字塔。从那时起，它们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矗立在这里。金字塔的前方有一片低洼地，那里有件不知属于什么年代的东西，那是沙漠里的一条船，就像诺亚方舟，搁浅在荒芜的撒哈拉大沙漠里，远离了波浪和海草。那就是“纸船”，一种用纸莎草?做的船。金『色』的纸莎草被扎成捆，绑成船的形状，有船头，有桅杆，就像是斜挂在蓝天上的一弯新月。 阿布杜拉已经往那边走过去。两位黑得像煤炭一样的布杜马人，裹着飘逸的白『色』长袍，正在往船上爬呢。穿着彩『色』衣袍的埃及人，正拖拽着一捆捆新鲜的纸莎草。我步履蹒跚地走在炽热的沙子上，像是刚刚从千年沉睡中醒来似的。是我想出了这个荒唐的主意，要复兴早就被人们废弃了的造船术，看看这种用纸莎草扎成的船能否抗击大海的汹涌波涛，从非洲大陆驶向美洲。 我的帐篷外是滚烫的沙子，一座座金字塔，还有大堆大堆被太阳烤干的纸莎草，又干又脆又易燃的纸莎草。人们把这些纸莎草拖给那些负责去壳、剥皮的造船工。船工们正在造一艘纸莎草船。按照布杜马方言，他们称这艘船为“卡代”。船工们深谙此道，用手指和牙齿灵巧地挽好绳套，捆住纸莎草，只有行家才能如此娴熟。“就是一艘纸船。”尼罗河谷纸莎草研究会的人们这样说。因为在他们那里，人们把纸莎草浸泡在水里，然后再把它敲打成皱巴巴的纸张，为的是向游客和科学家们展示世界上最古老的学者是在什么样的材料上用象形文字书写传记的。 纸莎草的花茎松软多汁。小孩子也能把它折弯，『揉』碎。干的纸莎草像柴火杆似的啪啪作响，像纸一样能燃烧。一天早上，一位上了年纪的阿拉伯人手里拿着一根纸莎草摆弄了半天，然后气哼哼地把它甩在沙地上，吐唾沫：“就这么个东西，连只钉子也钉不住。它不过就是一棵草嘛，怎么能在这上边固定桅杆呢？”这位老人精通造船技术，专程乘公共汽车从塞得港赶过来，为我们这条船舰安装桅杆和其他装备。他气坏了，搭上班车就回港口去了。是我们在和这位诚实的工匠开玩笑，还是现代人已经不知道用这样的材料如何造出一艘可以航渡的船？你对他解释说，大沙漠里那些远古墓室的墙壁上画着许多这种纸莎草造的船，他会说，那些坟墓里的画上还有长着鸟头的人和长着翅膀的蛇呢。 现在该怎么办？船总得有桅杆呀。我们中间三位来自非洲腹地乍得湖的黑人朋友断定那个船匠是个傻瓜，他绝对没见过一条像样的卡代，因为卡代都是用这种纸莎草做的。不过他们也从来没见过有桅杆的卡代，那我们为什么要桅杆？如果想划水过河，可以用桨。他们说乍得湖已经很大了，海也不会比它再大了。他们只管继续埋头用绳子把纸莎草捆绑在一起，全然不为其所动摇。这是他们的强项。那个从塞得港来的阿拉伯人虚张声势，其实什么也没见过，他从来没见过卡代。 我又回到帐篷里，从档案里翻出那些古埃及船模型和图纸的草稿和照片。没错，纸莎草船上确实没有钉子。桅杆是用一种特别的方法固定上去的，用绳子把一块又厚又宽的木板固定在纸莎草捆的顶端，这是安置桅杆的地方。然后人们把桅杆放在这块结实的木头上，再用绳子把它捆牢。我把图纸推到一边，躺在靠帐篷一面墙堆放的绳子和帆布上。这里稍微凉快点，我能思考一下。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有什么理由认为尼罗河三角洲之外也通用这种造船技术？我对自己承认，这种怀疑既出于直觉，更出于正在发生的现实。 当我决定用白塞木制造“康提基”号?木筏时，我的思维方式跟现在可是大相径庭。没错，我从来没看见过白塞木，也从来没有划船航行过，更不用说木筏了，但是，我有理论，有充足的、科学的事实和符合逻辑的结论。可这一次，我什么都没有。以前，我冒险驾驶“康提基”号出航，积累了大量的材料，为我的长篇大论提供充足的事实，证明秘鲁最古老文明的后裔早在所有亚洲航海家到达东太平洋之前就到了波利尼西亚群岛。我陶醉于这些发现之中。在古代秘鲁，人们认为白塞木筏是最接近于船的东西。因此我得出结论，它肯定能经得住海里的风浪，不然，古代的秘鲁人怎么能够远渡重洋，到达波利尼西亚呢？这是我相信白塞木筏的能耐的惟一理由？ 这一次情形却不同了。我没有理论依据能说明古埃及人曾经把他们的文明传播到远方的群岛或是大陆上去。可确实有人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说埃及金字塔的建造者们早在哥伦布之前就把他们的文化灵感传播到了热带美洲。另外，在美索不达米亚也建有金字塔。这个问题让我着了『迷』，我要找到依据，找到答案。拼图版上还有许多板块有待去发现。不论谁要认真寻找古代埃及和古代墨西哥在文化上可能有的联系，都免不了会遇到重重障碍：年代上的巨大差别，难以解释的各种矛盾，再有就是远隔重洋，那可比尼罗河宽成千上万倍呀。 为了在水上游历，古埃及人原来只有这种纸莎草捆绑成的船。后来他们又为自己造了长长的木板船，船尾像燕子的尾巴，用线缝制，那种船虽然承受不了波涛汹涌的海浪，但却非常适宜在尼罗河风平浪静的水面上做各种运输和贸易。距离我的帐篷几百码之外就是基奥普斯金字塔。在它的脚下，我的埃及朋友阿麦德?约瑟夫正忙着把一条巨大的木船拼接在一起，那是基奥普斯法老的木船。考古学家们最近发现，在这座金字塔的每一边都埋着一条大船；一共有四条，保存在密室里。它们被深深地埋藏在与空气隔绝的墓室里，上边压着巨大的石板。迄今为止只打开了一个墓坑，展现出堆放在一起的成百块厚厚的雪松板，还像四千六百年前被埋进墓室时那样新鲜—那该是公元前2700年吧。现在埃及博物馆首席馆长阿麦德?约瑟夫正忙着把新绳子穿进成千上万个洞洞里，古时候人们是用麻绳通过这些洞洞，把船固定住的。于是，一条长达一百四十英尺的船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如此完美的流线型，如此的优雅，就连北欧海盗们在几个世纪之后开始在海上航行时，都没能造出比这更高雅、更宽大的船来。 两种船之间只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北欧海盗船能抵御大海的滚滚巨浪，而基奥普斯法老的船是用来在平静的尼罗河上举行各种隆重盛典的。船木上有磨损的地方，那是麻绳勒出的痕迹，这表明基奥普斯的船不仅仅只是太阳船，载着他去完成最终的旅途，而是一直有正常用途的。可是，这种流线型的船身在第一次遇上海浪时就可能粉身碎骨了呀。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船体的优美线条简直到了完美的程度，高高翘起的船头和船尾显得十分高雅，她具备了远洋船只的所有建筑结构要素，完全适合在巨涛激浪里航行。这就是值得认真思索的问题，说不定破解千年谜案的真正答案就在这里。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猜想两种可能。一种是这种能够出海的流线型船是埃及本土的航海家发明的，他们和那些已经发明了书写和金字塔建造艺术的人同属一个时代。那一代人还发明了干尸制作法、开颅手术和天文学。另一种可能是，法老们的造船师在国外受过训练。确实有事实证明这种可能『性』。埃及没有雪松。基奥普斯造船的材料来自黎巴嫩的雪松林。黎巴嫩是腓尼基人的故乡。腓尼基人是经验丰富的航海家，他们的船到过地中海的各个地方，甚至到达过大西洋的许多地方。他们的主要港口比布鲁斯是目前已知的，全世界最古老的城市。比布鲁斯从埃及进口纸莎草，因为那里曾是古代制作图书的中心?。在建造基奥普斯金字塔时，比布鲁斯和埃及之间的贸易往来十分活跃。因此，基奥普斯的造船师们有可能从国外借鉴了那些专业化的设计图样。只是有可能。 不过问题是，对于腓尼基木船的样子，我们知道得很少，甚至全然不知。我们可以断定的是，因为黎巴嫩不生长纸莎草，腓尼基人要从埃及进口纸莎草，所以它们不可能有纸莎草船形。正是这里出了问题。基奥普斯法老的木船是纸莎草船形的，而且照图纸的描述，埃及法老时代所有的木船都是纸莎草船形，都是直接以更古老的纸莎草船为模型建造的。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这种用纸莎草制作的船型具备了航海船的所有特点，高高翘起的船头和船尾比北欧的海盗船还要高。它们不甘心呆在风平浪静的尼罗河，而要出海去乘风破浪。早在第一位法老被安葬在尼罗河畔时，纸莎草船的设计就已经很完美了。法老有自己神秘的祖先，就是那些画在墓室墙壁上的诸位神仙，纸莎草船上也有。而腓尼基的木船身上没有画太阳神和长着鸟头的人，也没有传说中第一位法老的祖先，木筏和河里的游船上也没有画这些。但是在基奥普斯法老的造船师们全盘借鉴来的，头尾翘起的纸莎草船身上却画有这些东西，而且一直到弯曲线条的船尾。船尾的顶尖上画着纸莎草花的花萼。 要造出一条埃及人在地中海文明初期制造的那种船，既不需要斧头，也不需要木匠的技术，只要一把割草刀和一些绳子就够了。我的非洲朋友穆萨、奥玛和阿布杜拉现在干的就正是这件事，就在基奥普斯、切夫伦和曼?考?拉金字塔的脚下。我们选择大沙漠作为造船的地址，按照我们周围墓室的墙壁上画的古船的样子来建造我们的纸莎草船。 为什么要这样？我要证明什么？没有。我只想查证一下是否确实像专家们所说，腓尼基人要到尼罗河来采集纸莎草，因为埃及人自己的纸莎草船无法航行到尼罗河三角洲之外。我想查明古埃及人是否原本能造船出海，后来才在尼罗河沿岸定居下来，变成雕塑家、法老和木乃伊的。我想知道纸莎草船能否经得起二百五十英里的海上航行，这是从埃及到黎巴嫩的距离。我想知道它能否走得更远，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我还想证明纸莎草船能否航行到美洲大陆。 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还没有人知道第一个到达美洲大陆的人是谁。大部分教科书都认为是哥伦布。但是哥伦布并不是第一个发现美洲大陆的人，他只是再次发现而已。他以过人的才智和勇敢乘风破浪到美洲，因为他相信地球是圆的，他不会从一边掉下去。哥伦布因此而让整个世界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许多强大的国家因此而诞生，曾经被灌木丛林覆盖的荒地上也因此竖起一座座摩天大楼。但是美洲不是他发现的。他只是第一个告诉世界如何能到达美洲的人。他到达美洲时已经是公元1492年了。 美洲大陆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没有人知道。第一个踏上美洲大陆的人还不知道怎样计算时间。那时还没有历法，没有文字，他的地理常识也极其有限，根本不知道他已经到了一个此前从未有人涉足过的新大陆。 远古人类踏上美洲大陆的第一个代表是四处流浪的渔猎人，他像自己的祖先一样，一直生活在冰封雪冻的西伯利亚。直到一个晴朗的日子，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封冻的白令海峡东岸。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在他之前，这里只是野兽出没的地方。发现美洲大陆的人到底是徒步走过冰冻的海峡，还是沿着光秃秃的冻原雪堤，用原始的粗笨的鱼竿划着简陋的木筏过来的，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第一个在美洲陆地上去世的人大约来自亚洲冻原。我们还知道发现美洲大陆的人既不懂农业和建筑，也不懂冶金和纺织；他们用兽皮或树皮做衣，把骨头或石头制成武器和工具，因为他们是地道的石器时代的人。 美洲发现者的后裔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从阿拉斯加南下，直至走遍北美、中美和南美的，科学界还没有找到答案。有人认为新大陆的发现是在公元前15000年左右；也有人坚信这个时间应该至少在三万年之前。不过大家都认同一点，从亚洲北部的冻原向美洲大陆迈出第一步的，是一群没有组织的原始人。他们的后裔就是当今被称为美洲印第安人的土著人。 亚洲冻原和阿拉斯加之间狭长的缝隙从来都是人们可以自由穿越的地方，而且许多近期的发现表明，原始家族部落曾经在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之间往返迁徙。阿留申岛群以及南边的日本流也为那些有航海船只的人提供了桥梁。在美洲大陆，从北边的阿拉斯加一直到南部的火地岛，这群人不断地向南迁徙，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气候和自然环境，也随之先后在有着穹顶的冰房里、在用兽皮或树皮搭建的棚屋里、在茅草屋或洞『穴』里一代一代地扎下了根。许多有着极其明显区别的印第安部族，通过不同部落间的联姻，通过与不断迁徙过来的部族杂居通婚，在美洲大陆上繁衍起来。他们不仅在脸部和体形方面有很大差别，而且语言各不相通，甚至生活方式也截然不同。 哥伦布是这时候才来到美洲的。那是1492年10月12日，他举着旗帜和十字架，从西印度群岛的圣萨尔瓦多登陆。随之而来的是科提斯、毕扎罗和其他西班牙征服者。是哥伦布向那些没有经历过北极冰川艰难险阻的人们打开了美洲的门户。但是我们欧洲人却轻易地忘记了，成千上万个在陆地上迎候他们的并不是欧洲人，而是印第安人。美洲大陆上，还有好几个具有高度文明的强大帝国。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欢迎过海而来的客人。当地的学者告诉这些西班牙人，白皮肤的大胡子曾经渡海到这里来过，带来了文明的秘笈。因此不论在墨西哥，还是在秘鲁，西班牙人的到来都没有引起惊讶；人们没有把他们当做“发现者”，就像很久以前，把文明带给他们祖先的那些人一样，又是一拨航渡者。 可以肯定地说，居住在美洲这个地区的人已经不是当年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南下的原始渔猎人了。非洲的海浪把西班牙人带到这块没有贸易，丝毫不令人兴奋的热带地区，然而在这里，他们却遇到了知识渊博的人。这些人自己造纸，著书，教授历史、天文学和医学。在欢迎西班牙人的土著居民里有真正的学者，他们能按自己的体系读书、写作。他们组织了学校，观测天文。他们在天文、数学和地理方面的知识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可以基本准确地研究重要的天体运动，计算赤道、黄道和北回归线的位置，还知道恒星和行星的区别。他们复杂的历法比哥伦布时代的欧洲历法更为准确，而且他们已经开始了确切的编年，玛雅零年就是我们的公元前3113年。在气候允许的情况下，他们的医生能用很专业的技术，把死去的名人制成木乃伊；还能像古埃及人一样，用环锯在头盖骨上施行开颅手术，而不把病人弄死。欧洲的外科医生直到哥伦布之后很久才听说这种手术。 他们在城市里有计划地修建了大街小巷、输水管、下水道、市场、体育馆、学校和宫殿。城市居民的住房既不是帐篷也不是茅屋。市民们把草搅拌在泥土里，晒干，制成砖，跟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人制造土坯砖的方法一样。他们在街道两旁盖起了一排排适宜居住的两层，甚至更高的楼房。宏大的建筑物都设有大厅，廊柱直通屋顶，墙上装饰有浮雕和『色』彩艳丽、耐用，颇具艺术修养的壁画。织布机的使用已经很普遍，纺织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西班牙人在那里见到的挂毯和大氅，其技术的完美、工艺的精湛超过了当时欧洲的产品。专业陶匠制造的坛子、碟子、罐子、杯子，以及千姿百态的人兽模型，其精美的技艺至少能和东半球的经典文化产品相媲美。珠宝匠人打造的金银制品掐丝镶嵌工艺，无论在技术还是在艺术方面都精美绝伦，以致那些西班牙人一“发现”，便心醉神『迷』，拔刀相向，完全丧失了理智和良心。拾阶而上的金字塔庞大无比，石柱高耸的庙宇令人震撼，用整块石料雕刻的教王巨像俯瞰着万户千家，整齐的街道、人工开凿的水渠和宽大的吊桥，装点着这如画美景。在人工浇灌的层层梯田里长满了谷物、蔬菜、瓜果、『药』草等，甚至棉花的品种也被改良成为含绒量很高的品种，在大片田地里专门种植。羊『毛』和棉花都经过纺、染和织的程序。欧洲人直到20世纪之前都还无以伦比。 西班牙人最初还以为自己已经环绕地球航行到了具有高度文明的遥远的印度，因而不分体貌特征，不论文明程度，称所有迎接他们的人为“印第安人”。后来才知道自己搞错了，意识到他们闯进了一个新世界，但“印第安”这个名称却永远保留在了欧洲语言中。 到底是谁发现了谁？是那些站在岸上，目睹从东边地平线上驶出一条条海船的当地人，发现了那些站在甲板上，指点着西边地面上影影绰绰的人影的西班牙人？还是相反？教王接到卫队和信使的报告，得知了西班牙人的到来，便乘上华丽的轿舆，在锦旗华盖的簇拥之下前去迎接陌生的访客。和刚刚到达的西班牙人一样，对于自己将要会见的是什么样的人，教王心里也充满了困『惑』。教王和他的人民都相信，他自己是太阳神通过蓄着胡子的白皮肤人留下的后裔，那些白『色』皮肤的人就像现在这些一次次到他的国家造访的人一样。于是乐师们吹起了长笛和小号，敲响了乐鼓和银铃。教王带着保镖和成千上万的百姓，像一支雄伟的军队站在岸边，而他的随从们看见的却是几个登陆而来的西班牙人，从人群中穿过，朝首都走去。 在墨西哥强大的阿兹特克王国，以及后来在南美辽阔的印加帝国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一小股西班牙人，白『色』皮肤，蓄着大胡子，几乎一枪未发就征服了那些强大的帝国。这一切仅仅因为在他们登陆的那些国家里，象形文字的记载，或口头传说，都说曾经有大胡子的白种人把文明的礼物送给他们的祖先，之后又到别的地方去传播学问了。走时还说过，他们肯定会再回来。美洲所有印第安部族的人都没有胡须。他们的下巴上不长胡子。那些从北部冻原慢慢深入到这里的、古铜肤『色』的印第安人都这样。而那些西班牙人在被陆地上的印第安人“发现”时，也正像当地传说中的英雄一样长着大胡子，肤『色』白皙。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却被当成是回到墨西哥和秘鲁的贵客，受到了中世纪最强大的王国的热烈欢迎。 一个个伟大的文明中心曾经把北边的阿兹特克王国、玛雅王国和南边的印加王国连成一串灿烂的明珠，但这里的文明却从来没有像传说中讲的那样，延伸到大胡子白人到过的所有地方。古代美洲文明从来没有扩展到热带之外的地区，没有扩展到气候环境能够刺激现代人发展工商业的地区。新大陆的灿烂文明几乎刚被发现就瞬间消失了。外部世界对其知之甚少。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为同代人拉开的帷幕很快就被继之而来的征服者拉上了。此后仅仅几十年间，美洲原有的息息搏动的文明崩溃坍塌，失去了功能，一部分被消灭，一部分被同化，新的形式让我们这些欧洲人更容易相信一切进步的、一切带有文明气息的东西都是因我们而存在的，而一切奇怪、昏暗的东西都是哥伦布时代之前的遗留物。我们之所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就是因为那些贪婪地搜刮黄金的西班牙征服者，在世人还没有意识到地球的另一端有什么的时候，就飞快地拉上帷幕，开始大规模的屠杀了。他们干这些事时都高举着十字架，证明自己无罪。 哥伦布和他的追随者们到达美洲大陆之前，墨西哥和秘鲁到底发生了什么？西班牙人发现的灿烂文明确实都是那些来自北极冻原的、愚昧的石器时代人培育的吗？还有别的道路通向古代美洲吗？哥伦布之前的美洲人是否也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是混血的？亚洲冻原野蛮人的后裔到底有没有在开天之初接待过到墨西哥湾来的航海家？那也正是文明从非洲、亚细亚洲向荒蛮的欧洲沿海传播的时候。 问题就在这里。没有答案。这是一个世界之谜。 我找不到答案，苦苦思索也没用，只不过是一遍又一遍在同样的问题上徘徊。如果美洲的古代文明是在墨西哥和秘鲁土生土长的，那考古学家就应该找到它一步步发展的痕迹。但是不论在墨西哥，还是在秘鲁，只要发现一处文明中心，进一步的发掘就会证明，它在被发现时就已经高度发达了。无论哪里都找不到它的明显起源。这样一来，答案只能是：它是引进的。如果一种文化突然在某个地区兴起，而在该地又找不到任何发展演变的迹象，那它肯定是从外部输入的，从海外输入的。这是传播学派的观点，而与之观点相反的学派被叫做孤立学派。 那为什么要造纸莎草船呢？我的思绪又飞离了美洲，飞往大西洋，到了我的家乡。在那里我把全部时间都投注到科研和考察中去。四年前，当我第一次在埃及见到国王谷壁画上的芦苇船时，我正作为一个旅游者游历埃及。我一眼就认出了这种船。它和秘鲁北部金字塔的建造者们在陶罐上画的船同属一种。那个时代正是秘鲁文明在南美洲兴盛发达的时候，比有人开始在波利尼西亚定居还要早许多。壁画上最大的秘鲁芦苇船有两层甲板。下层甲板上画的除了一排排人物之外，还有许多水罐和其他货物。上层甲板上画的则是太阳神在人间的代表—教王，他比所有的随从都高大，周围画着许多鸟头人身的纤夫，靠他们拉着纤绳，芦苇船才得以在水中航行。埃及墓室的壁画上也画着太阳神在人间的代表，教王在那里就是法老。他像一个气势庞大的巨人坐在芦苇船上，周围的人都极其渺小。画中也同样有传说中的鸟头人，牵引着芦苇船破水前进。 很奇怪的是，好像芦苇船和鸟头人总是在一起，因为我们在远离此地的太平洋复活节岛上也发现了同样的组合，在表现古代奥龙戈村庄仪式的壁画和浮雕上，太阳神的头像、鼓满风帆的芦苇船、鸟头人总是三者并存不可分割，还有他们的太阳观象台。复活节岛、秘鲁、埃及，如此类似的现象怎么可能在三个相隔如此遥远的地方出现？这太奇怪了。更离奇的是复活节岛上的土著人把太阳叫做“ra”，而几百个波利尼西亚岛屿上的人们也都把太阳叫做“ra”，这不可能只是巧合。在古埃及，太阳的名称也是“ra”。对于古埃及的宗教来说，没有什么字比“ra”更重要了，那是太阳，太阳神，法老的先祖。为了纪念太阳神在人世的代表，复活节岛上矗立着用整块巨石雕刻的、像房子一样高的教王塑像。秘鲁和古埃及也都有。而且在这三个地方，人们都把巨大的岩石切割成火车车厢大小的石块，就像切『奶』酪一样，然后根据太阳的运行，按照天文规律把它们堆砌成有石阶的金字塔。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纪念共同的祖先，太阳，ra。这其中有什么联系吗？难道就只是一种巧合？ 若干个世纪之前，还是风帆主宰大海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文明人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不管怎么说，麦哲伦，库克船长，还有许多人都不止一次绕地球航行过，只要有顺风帮忙就没问题。但是后来我们发明了螺旋桨、发明了喷气发动机，世界变得越来越小，随之而来的是，我们开始生出一个念头，如果我们追溯到越久远的年代，世界就会变得越大，如果追溯到哥伦布之前的年代，世界肯定是无边无际的，再往前，海洋是不可逾越的。 1492年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着神奇的作用。那一年哥伦布航海到了美洲。那一年世界第一次成为圆形，在那之前它一直是平的。海洋也是平的，所以在风浪里漂泊的任何东西都必将从边缘处掉下去。其实，我们知道在哥伦布之前，世界也是圆的，只不过，它不是很圆，更像一顶帽子，如果什么东西走得太远，跑到海上去了，就会从帽沿处翻下去。 1492年之前，不论什么都不能在水深的地方漂浮，更不能到未知的地方去，芦苇船也不行。但自从哥伦布让地球变圆之后，什么东西都变得不会从地球边上掉下去了。任何有浮力的东西都能顺着自然流动的『潮』流，从非洲漂到地球的另一端，而后，在哥伦布登陆的那些岛屿，或者在后边绵延的热带海岸，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登陆。哥伦布从非洲绕过，有点像圣?彼得，他得到了打开新大陆的钥匙。在他之后，成百条快帆船来到新大陆，然后是数以千计的各种帆船。20世纪的探险家们每年都有乘橡皮艇、划艇、十五英尺长的航海船、橡皮筏、水陆两栖吉普，还有爱斯基摩皮艇前来新大陆的。 哥伦布得到了大西洋的专利。在他之前人们只能光着脚，或者用鹿皮裹住双脚，冒着刺骨的寒风，穿越无边无际的冰雪覆盖的西伯利亚荒原，徒步走到美洲。到了那里，谁也不知道怎么种棉花，怎么盖砖房。但是这些以兽皮为衣的冰原移民，怎么一到了让人昏昏欲睡的热带环境里就灵感突发，知道了如何种棉花，如何纺线织布，如何做衣服了呢？人们会以为在热带丛林里，以树叶、树皮做衣就可以了。而且，在那么寂静炎热的地方，他们怎么会想到把草搅拌在泥土里，制成规则的建筑用砖，开始建房，住进跟东半球的建筑一样的房屋里去了。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一致的意见。一直在寻找答案，解开谜底的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分成了不同的派别。 老一辈理论家中有一位叫珀西?史密斯的英国人，他毫不隐晦地认为古代人是绕地球航行的。他观察到古代墨西哥和秘鲁文明中有这么多与古代埃及文明相似的特点，所以断定在他们当中一定有某些跨洋联系。当他又发现在复活节岛和靠近秘鲁海岸的波利尼西亚岛屿上有同样惊人的相似之处时，他拿起尺子，在地图上从埃及，经过红海、印度洋和大西洋，一直到波利尼西亚和南美洲画出一条线，并且写道，这就是崇拜太阳的人们通过复活节岛到达美洲的路线。 持另一观点的人表示怀疑。一条从埃及到复活节岛的航线说明不了什么。从复活节岛经美洲到达埃及，比绕道印度近得多。地球圆说表明，太平洋作为一个完整的区域，覆盖了超过地球周长一半的地域。假如埃及人向东航行两万五千英里，他们也只不过刚刚到了印度，离复活节岛还有半个地球的路程要走呢。换个角度讲，如果古代南美洲人从他们的海岸出发，向西走两万五千英里，他们会经过复活节岛。我们乘坐按照古代印加模型制作的“康提基”木筏从南美海岸向西航行了四万三千英里，经过了复活节岛，完成了环球旅程的一半。 复活节岛是全世界居民最少的岛屿，位于秘鲁海岸线之外宽阔的海面上，而不是在尼罗河三角洲之外。1722年，当欧洲人终于到达并“发现”这块四周环海的、巨大的火山岩时，他们看到上千块被遗弃的人形石像，昂着头，默默地仰望着苍天。我们给这个岛起名叫“复活节岛”，因为一个荷兰人从南美出航，恰巧在复活节那天碰上这个岛。波利尼西亚人叫它“世界的肚脐”。在此前好几个世纪他们就划着独木舟到了这里，却发现这些小岛上早就有以海洋为生的人居住。就是那些人在一些石像的胸前刻上了芦苇船的图案，船上还有桅杆和风帆。在表现复活节岛最古老的村庄仪式的壁画上，也有这种镰刀形的芦苇船、太阳的标志，以及神秘的鸟头人。岛上居民每年都要参加一种为鸟头人举行的祭礼，并且要在许多小芦苇船的帮助下，游到海里的小岛上去。直到1868年，传教士引进了基督教，这种仪式才停止下来。 复活节岛上有芦苇船。我的思绪在这个点上停住了。有一点对我来讲非常清楚，就是芦苇船是从这里开始的。不过，从地理学的角度讲这里也许正是芦苇船历史结束的地方。 我确实早在去复活节岛之前就见过芦苇船。我们在安第斯山脉的的喀喀湖用过这种船。这些船只的运载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它们居然载着好几吨重的巨大石块渡过的的喀喀湖，到达了已经被毁灭的蒂亚瓦纳科城。当时我只是把这种奇怪的船当成一种古董。像所有读过印加帝国历史的人一样，我认为这种的的喀喀湖上的芦苇船不过是前哥伦布时代水上运输工艺的遗留物，西班牙人登陆秘鲁时，沿大西洋海岸航行的都是这种船。事实上，那时候，直到北边的墨西哥，以及今天的加利福尼亚都有这种船。最小的芦苇船像一颗弯弯的象牙，只能负载一个人，这个人上半身趴在芦苇船上，自己还要游水。西班牙人见到过每条都可以负载十二个人的芦苇船队，那是他们见到过的最大的芦苇船。如果把这种船只成双地捆绑起来，足可以载着他们的牛马跨洋渡海。在秘鲁，芦苇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白塞木筏时代，事实上，还可以追溯到印加帝国文明之前的时代，因为生活在秘鲁沿海的，建造了金字塔的莫奇卡人，从来没有忘记把航海用的芦苇船画在各式各样的绘画中。 当我决定建造“康提基”筏时，我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古代印加帝国使用的航海船有三种：木筏，通常取材于厄瓜多尔丛林中的白塞木；托托拉草船，制造所用的草在湖泊山地间是野生的，在大西洋沿岸的沙漠地里是靠浇灌培育的；还有一种是平底浮船，用交叉的杠子把两个大海豹皮袋子像犁耙一样捆绑在一起。 我毫不费力就做出了决定。形势不可能让我选择往海豹皮袋子里充气制造平底船，因为那个季节正是海豹连续多日呆在海里的时候，印第安人得不断地游到它们身边，才能把它们轰上岸。这个选择对我没有吸引力。我也不是特别相信芦苇船，人们通常都认为芦苇，或者稻草，是特别易碎、易折的东西。人不能把自己的自由意志依托在一棵花茎上呀。于是我选择了轻巧的，却十分坚固的白塞木筏。白塞木是一种很轻巧却很坚固的木材。芦苇船被放弃了，而且也暂时被遗忘了。 第1卷 第二章 为什么是芦苇船 在复活节岛上，波涛撞击着东边的海岸。只见兄弟四人，满是褶皱的皮肤宛如晒干的烟叶，他们抬着一条香蕉形状的小船，疾步走下海滩，钻进激浪。阳光在碧蓝的海浪间跳跃闪烁，给香蕉形的小船涂上一层金灿灿的光泽。那四个灵巧的老人把小船抛向翻滚的浪峰之间，飞身上船，旋风般舞动着双桨，恰好在浪峰跌落的一刹那把小船驶进翻卷的白浪之中。妙极了！那小船就像一块跷跷板，上下颠簸着越过一个激浪，又一个激浪，眨眼间，已经钻进白浪滔天的大海里了。船里并不湿，因为像暴雨般泼进船舱的海水顷刻间就从船底无数条缝隙中流出去了。小船既没有船舷，也没有中空的船舱，说那四个人是坐在平坦的甲板上，倒不如说是坐在厚厚的船底板上。这块船板的一头一尾都像猪鼻子似的向上翘着，眼下，它就像一只金『色』的天鹅在海浪中飞舞着。 那是1955年，一百年来这种芦苇船第一次从复活节岛下水出海。岛上的老年人想让我们看看他们的祖先用什么样的船出海捕鱼，于是按老照片上的船样做了这条船。对于复活节岛上的居民来说，四位老渔民划着小船离港出海的那一刻是非常庄严的时刻。从父辈的故事中他们对这种船已经有了太多的了解。这种船对他们的意义就像“五月花”对美国人，或者像海盗船对我们北欧人的意义一样。那一片木筏，载着它的船员在浪里滑行，像一张气床，不管海浪从哪边袭来，只见它时而翻上，时而滑下，上下飞舞，却一直保持干爽。金『色』的小船载着四个古铜『色』的身躯围绕着海岛驰骋，我们在复活节岛上也忙着把那些被推倒的、最古老的巨型石雕重新竖立起来。这时，许多老人眼里闪着激动，小声说道，复活节岛逝去的往日又要复苏了。 对于我来说，这是再现那些在东方，遥远的海平线之外的人们曾经使用过的小船。这里的船和我在的的喀喀湖见到的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经常出现在前印加时代生活在太平洋沿岸的莫奇卡人的现实主义的陶器艺术中的船只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我们站在这边的海岸上，脚下的海水是一直从那边海岸流过来的。正是这永不停息的『潮』流载着我和我的木筏漂到这里。这时，一个猜想产生了：同样的『潮』流统一了同一种船。 在拉诺拉拉库火山口，六个人正在把一根二十五英尺长的钢钻从沼泽的边缘探下去。我们周围是火山口的四壁，上边有许多没有完工的巨型石雕，它们见证了雕塑家们被突然打断的创作。有些石雕已经基本完成，只是背部还和死火山口的岩壁紧紧连在一起。它们身体仰卧，闭着眼睛，双手放在胸前，像巨型睡美人。还有一些已经从岩壁上割开，翻转过来，好让雕塑家们把粗糙不平的后背雕凿得像其他巨雕一样。这些石人随意散放在岩石博物馆四处，有的因采集石料而留下的裂缝一直延伸到下颚处，薄薄的双唇紧闭着，伸长脖子，看着不同的方向，好像在审视着这六个被征募来的血肉之躯，手持钢钻，在火山口的湖边上到底要干些什么。 长长的钢钻一英寸一英寸地深入到湿漉漉的泥土中去。雨水和上千年的淤泥早已把深深的、沉寂的火山口变成一池如明镜般清澈的碧水，倒映着湛蓝的天空。信风吹拂着团团簇簇的白云从湖面飘过，消失在绿『色』的芦苇丛中，从东到西，永不停歇。复活节岛惟一的水源就是这三个蓄满雨水的火山口湖，周围是茂盛的芦苇丛。自从岛上的原始森林被火山喷出的岩浆烧光，树木覆盖的景致变成了开阔的草地和蕨草遍地的山坡，无数条小溪渐渐地渗进多孔的熔岩地表，干涸了，岛上的人们就只能从这三个湖里汲取他们的饮用水了。 这些用长长的钢钻抽取的淤泥可以告诉我们许多有关早期大毁灭的情况。钢杆的顶端安装了一副旋转刀和一个顶盖打开的容器，按照地表深层的排列，这个容器里将装满我们要研究的淤泥、黄土或者沙子。钻得越深，就可以挖掘到越古老的年代。沼泽的边缘就像是一本合起来的书的封面，书的第一页在底层，顶上则是最后一页。最下边一层除了凝固的火山岩和火山喷发时的飘落物之外，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复活节岛喷着火舌从海底升起，这一层寸草不生。但是从死火山的火山口经年不断地淤出的黄土和淤泥，一层又一层地堆积在火山岩上，随着时间的逝去，越往上的淤泥含有越多的密不透气的、腐烂的花尘和花粉。通过对各种花粉分布的研究，花粉专家能够告诉我们不同种类的草，蕨类植物，灌木或树木在这个新岛屿上的分布情况，这些物种被海『潮』、信风、鸟类，最终是人，带到岛上。 侦探总是用许多不同的名字作掩护，有的人称自己为古植物学家，这样普通人对他们就没有好奇心了。正是他们像专家识别指纹一样把各种小颗粒的花粉区别开来。我们把泥土实实在在地塞进标有数字的玻璃试管里，就是为了把它们送到位于斯德哥尔摩的这种植物侦探机构去。我们也正是这样才对复活节岛在不为人知的过去发生了什么有了一点了解，知道了复活节岛上最早的、神秘的雕塑家来自何方，是谁在岛上竖起了巨型雕像。然而，黑暗大陆的历史没有向人们揭示他们是怎样雕刻这些巨像的。 单调的花粉却揭示了一个秘密。欧洲的“发现者们”找到这块光秃秃的荒岛时，岛上只有以红薯为生的原始人，还有不知什么年代被遗弃的采石厂和巨型人雕。而现在花粉却告诉我们，这个岛屿原本树木繁茂，现在贫瘠的石柱和火山口的岩石曾经长满了随风摇曳的棕榈树。技艺高超的石匠早在欧洲人还没听说过太平洋的时候就登上了这块郁郁葱葱的处女地。是这些石匠放火烧了森林。浓烟和大量的灰尘落在死火山口的湖水里，和岛上最后的棕榈树，以及其他森林树木的花粉一起沉积在湖底。树木就这样突然消失了。新移民焚烧森林是为了清理出大片土地种植美洲红薯，那是他们的主要食物。他们砍掉树木是因为需要空地建造石头房子和高大的庙宇，用雕凿齐整的巨大石块铺设的石阶，跟金字塔的台阶一样，跟古代秘鲁的宗教建筑和埃及的马斯塔巴金字塔的台阶也十分相像。他们烧毁了火山坡上的棕榈树，铲掉了草和泥土，是为了获得坚硬的岩石，好让他们的石匠从这些岩石中凿出平整的建筑用料和整块巨石，为逝去的教王塑造石雕。砍倒的树木没有被用做建筑材料，因为在复活节岛上安家的第一批人习惯用岩石而不是木材做原料。石头是他们传统的原料；他们把像六头、八头，甚至十头大象那么重，像房子一样高的巨石一块一块地从岛的一端搬到另一端竖起来，或一块一块垒起来，严格地朝着太阳的方向筑起巨石墙。除了在秘鲁和墨西哥，在世界其他地方，还从来没有见过类似这样的巨石建筑。 那些侦探深入研究了我们送去的泥土，还有更多的发现。复活节岛的早期居民不仅破坏了岛上的自然植被，而且还部分地取代了灭绝的物种，那是与栽培的植物共同生存的物种，而且惟一的可能是在人的关照下渡海而来的物种。纯粹的美洲红薯早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就已经从秘鲁传到了复活节岛，还有与其毗邻的波利尼西亚。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复活节岛人叫它库马拉，波利尼西亚也这样叫，古印加帝国广大区域里的土著民也是如此。但是在我们送去的泥土中却有另一种植物的残余，这种植物对于航海民族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那就是托托拉草，芦苇草的一种。 在原始森林被烧毁之后，最表层的泥土因为被烧毁的托托拉草花粉和草秆凝固成的坚硬的网状物覆盖而成为黄『色』。大量烧焦的芦苇草纤维形成了一个漂浮的垫子，遮盖了火山湖的大部分水面。下边的泥土层包含有灰尘雨，它证明了人类的到达。混合在淤泥里的只有另外一种水浇植物的花粉。巨石雕刻家到来之前，复活节岛火山湖地区没有任何植物；它们有待开发，熄灭的火山口里充满了清澈的雨水。 侦探在这里可以得到一些线索：泥土中的指纹。显而易见，两种淡水植物是由航海人员渡过大海带到岛上的。两个物种都很有用，一种是主要的建筑材料，另一种是『药』草。这两个物种都不可能是由海『潮』、鸟类，或者信风带过来的。它们都是通过自己的根条生长出新芽而继续繁衍的。能够在孤寂的复活节岛深处那三个火山淡水湖边生存下来，除了人工栽培没有别的可能。肯定是有人渡过咸水海，把干的可以发芽的茎球带到岛上的。这样一来，我们就找到了正确的追踪轨迹。因为这两个物种都只属于美洲大陆。托托拉草，莎草科托托拉草，是印加帝国沿海的沙漠地带土著居民使用的最主要材料。生活在秘鲁海岸的人们在草滩地里浇水栽培这种植物，并且用它制作大大小小的芦苇船、房顶、草垫、草篮和草绳。另一个重要的水浇植物，苋科尖头叶草是南美印第安人做草『药』用的。在印加帝国，这两种植物的用途和复活节岛人的用法完全一样。 我站在岸边，手里拿着一棵很轻的晒干的托托拉草，看着海面上那四个波利尼西亚人随着海浪上下雀跃，毫不在乎的样子就像是骑马在布满岩石的岛上驰骋。我早就听说过，这种美洲淡水植物是怎么跑到这座世界上最孤寂、人烟最稀少的小岛上扎根的，这是太平洋植物学的头号神秘课题之一。现在有一个简单的办法解开这个神秘课题。也许那些从秘鲁过来的古代航海家并不是单单靠白塞木筏找到这些太平洋岛屿的。除了三种古老的航海技能之外，可能还有一种航渡工具和他们一起渡海而来。这就是芦苇船。 五年之后，我在檀香山的夏威夷大学同著名太平洋考古学家们一起参加一个世界研讨会—第十届太平洋科学大会。多门学科的专家们对从复活节岛挖掘出来的各种物质已经进行了五年的研究。各种骸骨和石头工具、血『液』样本，被炉火或篝火烧焦的花粉或炭都向科学研究者们讲述着不同的故事，而这些研究者的任务是查明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那荒凉的岛屿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打开了欧洲人通向太平洋的大门。 我的同事把我们远征复活节岛的各种结果向大会作了报告。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将要签署一份文件，是一个决议。文件声明：南美洲、东南亚，以及与其毗邻的诸多岛屿是古代人的主要居住地，也是太平洋岛屿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我不反对在文件上签名。事实上，我乘白塞木筏从秘鲁远航到诸多小岛就是要引起人们对这些地区生态物种的起源以及状态的注意。我早在“康提基”航行之前就猜想过波利尼西亚文化的双重起源。那时候，我像生活在马圭斯群岛中的一座叫法第西瓦孤岛上的人一样，在波利尼西亚群岛居住了一年。大会向参加研讨的三千多名太平洋学者宣读了决议，并且获得了一致通过。第十届太平洋科学大会还委托我对南美洲的太平洋岛屿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南美洲海岸线也第一次正式成为海洋考古学关心的区域。 不过，芦苇船却再次被遗忘了。后来是在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以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它又被拽到聚光灯下了。一位加利福尼亚大学著名人类学家在一本专业期刊《美洲考古》（1966年1月）上撰文指出，古代秘鲁的芦苇船非常像古代埃及的芦苇船，而且两个古代文明有许多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文章列举了六十个特征，都具备世界珍稀物品的特点，而且是东地中海（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和前哥伦布时代的秘鲁古代文明都具备的共同特征。芦苇船就是名单当中的一个。 一种单独的文化特征，甚至两个，或三个，在相距遥远的地方同时出现，科学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往往是巧合，是在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上各自独立进化演变的结果。世界各地的人类非常相似，因此他们有相似的想法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有多种排列形式的相似点或相同处，而且都具有在两个明确定义的地理环境之外绝对没有相同物的特点，那我们就必须意识到，可能这两个文化中心之间有过相互联系。那六十个明确的文化平行特征就像教科书的例证证明着这一点。对此，我并不是惟一感到吃惊的人。倒不是因为那张单子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发人深省。而是因为列出这张单子的人是孤立学派的成员。孤立学派的理论认为，在哥伦布之前，美洲是完全与世隔绝的，只有北部的坚冰能为人类提供通道。然而，现在他却列出了一个连史密斯和他的传播学派都自叹不如的长长的单子，列举了在古代秘鲁和埃及之间存在着六十个相似的文化特征。 文章的作者在结论中指出，埃及位于非洲东部，而秘鲁位于美洲西部，整个大西洋将两个大陆远远隔开，虽然他们都使用芦苇草造船，但芦苇船不可能穿越大海。因此，这两种文化是不可能跨越这么远的距离进行联系的，六十个相似文化点必定是各自独立产生的；这位作者在文章中进一步说：那些相信美洲在1492年之前肯定从大洋彼岸得到过启示的传播主义者应该停止四处搜寻证据，因为以上的例证已经说明，这种文化上的相似『性』并不说明任何问题。 传播学派的反应非常强烈。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推理。他们仍然坚信，美洲中部的秘鲁在更早的时候接受过来自大洋彼岸的灵感。但是，是哪个大洋，乘坐的又是什么船？他们没有一致的观点。论战没有停止，答案尚未找到。 同年，第三十七届美洲国际学大会的组织者召集持不同意见的双方代表进行一场科学大辩论。世界各地研究美洲土著人的专家每隔一年参加一次这样的大会。这一次是在阿根廷召开。大会请我为论坛邀请发言人。对在哥伦布之前存在跨洋联系这一观点持支持或反对意见的人都收到了我们的邀请。 大会正在进行，重要人物都到了。列举六十个文化相似点的作者也被邀请了，可是他没有到会。不过，相信存在联系的传播学派参会踊跃，他们的发言人来自四个不同的大陆。孤立学派学者也纷纷到会，不过他们只是坐在听众席上。通常他们的策略是让别人先说，然后批驳别人的观点。他们总是后发制人，谁要是认为在哥伦布之前就有人跨海到过美洲，他们就要他提供证据。而传播学派从来不缺乏论点，可总是没有足够的证据。于是孤立学派指出：哥伦布之前没有人跨海到过美洲。 冰岛萨加的故事也是大会的议题之一，早在哥伦布之前的维京史话就对冰岛萨加有过详细的描述。没有人能否认挪威维京人先在冰岛定居，后来又散布在整个格陵兰西南海岸。哥伦布扬帆远航之前，他们就已经在那里生活了五百年。维京人在那里留下了许多荒芜了的农田、墓地，还有十六座教堂，两个修道院，一个主教住宅，并且通过与挪威的定期越海联络与教皇保持联系。 和从非洲跨越南大西洋到巴西的距离相比，从挪威经北大西洋，到古斯堪的纳维亚人在格陵兰的居住地一点都不远。从格陵兰再向西差不多两百英里就到了美洲大陆，不过是不值一提的一个小跳跃。然而，就是没有人实现过这个小跳跃。这是孤立学派的观点。 而古代冰岛萨加的故事却说有人实现过这个跳跃。据记载，比阿尼?荷里奥森（bjarni herjolfsson）是第一个实现跨越大西洋的人，他的船在大雾中触礁了。他航行到遥远的西方，发现了绵长的、陌生的海岸，但是他没有登上陆地，而是改变方向，回到了格陵兰附近的殖民地。他的船只是莱弗?埃瑞克森（leif ericsson）为他购置的。莱弗?埃瑞克森是为格陵兰命名的红魔埃瑞克（eric the red）的儿子。大约在1002年，红魔埃瑞克带着三十五个人出海，寻找据说在格陵兰殖民地西南方向的海岸。但是第一个登上新陆地的是莱弗和他的随行人员，他们给这个地方起名叫文兰（vinland），并且在那里建了房屋，居住了一个冬天，然后才回到格陵兰殖民地。第二年，他的兄弟索夫德?埃瑞克森（thorvald）再次渡海。他和随行的人都住在莱弗留下的房子里。又过了两年，在沿着新大陆丛林覆盖的海岸探险旅行时，他们与土著居民发生了争斗，他被箭『射』死了。伙伴们把他葬在文兰，之后回到格陵兰。 索芬?卡尔塞夫(thorfinn karlselfne)和他的妻子格瑞德(gudrid)继索夫德之后再次探索这条航线。他们带了很多人，乘两条船出发。红魔埃瑞克的女儿弗雷蒂丝也在他们当中。这次，他们还运了许多头牛过去。格瑞德在文兰的新家生下了她的儿子史诺里(snorri)。但是他们不断遇到大批印第安土著居民的袭击，在新大陆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在经历了血淋淋的失败之后，殖民者放弃了他们的农田，又回欧洲格陵兰老家去了。手书的萨加史话充满了枯燥乏味的事实记录，详详细细地记载了海岸和航行情况。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维京人确实发现了文兰，并且在1000年后的十到十五年间曾经试图在那里建立新的国家。 但是文兰到底在哪里？我们又怎么能证明文兰就是美洲？多年来，孤立学派一直抓住这个问题不放。这次有了引起轰动的内容，有人向大会提供了证据。 在纽芬兰最北部的拉安斯欧克斯梅多国家历史遗址中找到了不容置疑的证据，证明在大约1000年时，维京人确实登陆过美洲，并且尝试着在那里生活了很短一段时间。人们在草地下发掘出很多保存完好的房基地遗址，它们具有典型的维京建筑风格。对炭化了的木头碎片也进行了断代分析，又通过一系列放『射』含碳量年代测定法对断代结果进行了多次检验。那些房屋正属于萨加史话提到的那段时间，是维京人在大约公元1000年时造的房子。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印第安人没有见过铁，而这里却出现了门钉的残余物，还有原始铁匠铺残留物形成的沼泽铁。北美的印第安人不会纺织，但是在草地之下却发现了古斯堪的纳维亚人用滑石制作的纺轮。 著名挪威学者海尔格?英斯塔，格陵兰文化专家，报告了这一发现。他是在对古代冰岛记录进行实地地理评估时偶然发现了这个遗址，其后的挖掘工作是由他的妻子，考古学家安妮?斯泰恩?英斯塔带队进行的。他们得到了美国同行的帮助。这些都是严肃的科学事实，谁也无法诋毁。没有人再试图提出相反意见了。维京人到过纽芬兰。他们穿越大西洋到达美洲，并且是最早记录下这些史实的人。然而，孤立学派却认为，他们来过，又走了，除了几个草堆之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们的来访对历史进程毫无意义。北方的原始印第安人把维京人赶走了，他们自己祖传的生活方式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根据萨加史话，维京人只不过给了印第安人几块红布，紧接着的争斗和杀戮中断了他们之间的贸易交往。 维京人没有在美洲站住脚。尽管如此，在哥伦布经过热带纬度区到达美洲之前，北极地区至少有两条路线通向美洲，一条从东，一条从西。 不过，在热带区域，孤立学派赢了这场论战。而这里是主战场。谁也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证明在西班牙人之前有人登陆过墨西哥。人们对墨西哥土著居民的文字记载毫不重视，还不如维京人的萨加史话。他们无法证实关于大胡子的白种人在哥伦布之前登陆的传说。传播学派要寻找更多的文化相似点的热情再一次被击退了。到了辩论会结束时，除了维京人从遥远的北部登陆过美洲这一点之外，孤立学派坚守了他们的理论，毫发无损。两个大洋是他们的保护屏障，而且有一个论点明显对他们有利，跨洋过海需要能航海的船，像维京人航海用的船一样，如果没有造船技术，航海家是不可能把能建造金字塔的建筑师和天文学家渡过海来的。虽然公元前2700年时，埃及人就已经能制造很好的木船了，船身是空心的，甲板和船舱是用厚木板修造的。但是造木船的技术没有传到过印第安人那里，因而是哥伦布和他的伙伴们把真正的造船艺术带给了新大陆，他是全天下第一人。 芦苇船和筏子，再次被想起。已经证明白塞木筏可以航海，但它只能是从美洲起航，因为西班牙人到达这里之前，全世界除了美洲别的地方没有白塞木树。然而，芦苇草就不同了，各式各样的芦苇草遍地都是，不是只有用芦苇造船的尼罗河或小亚细亚才有，美洲也有。 “伊凤，”我对我的妻子说，“我们应该再去一次安第斯山，再去看看那里的美洲芦苇船。”英斯塔一家和我们同行，他们也想亲自去见证除了维京人，别的地方也能制造船只。会议一结束，我们就登上飞机，飞往玻利维亚的拉巴斯。第二天，我们来到海拔一万二千五百英尺的世界屋脊。的的喀喀湖就在这里，湖水湛蓝，耸立四周的雪峰又足足高出六千到九千英尺，直『插』入蓝天。我们身后的高原上，横陈着南美前印加时期古老文明的中心蒂亚瓦纳科的废墟。当年，它是那里最强盛的都城，还有已经千疮百孔的阿卡庞那金字塔，史前巨石墙和无名教王的巨石雕像。 湖面风很大，艾马拉印第安人正在湖里打鱼。他们灵巧地驾着小船，来来往往。从远处看去，只见一面面鼓满风的帆。大多数小船的帆都破旧了，但也有几只船恪守传统，中间挂起的帆是用金『色』的托托拉草编成的大草席片，船的两舷撑起两根桅杆，顶端绑在一起。有三艘这样的船正全速向我们驶来，当小船浮上浪尖时，我们已经能看见船上戴着彩虹条图案帽子的印第安人正站在风帆后边朝这边张望。太棒了！这些船绝对出自高手。流线型船身极其匀称优美，草捆绑扎得非常结实，看上去就像充满气的皮囊，镀了金的木头从头至尾弯成两头翘起的木屐形。一只只小船破浪而行，向岸边疾驶过来，牢牢地扎在岸边的淤泥里。印第安人手里拿着鱼，涉水走上岸来。 在这个内陆海沿岸的许多地方，人们还在按照艾马拉和盖丘亚印第安人祖先们使用的方法大批地制造这种独特的小船。四百年前这种船就是这个样子的。那时候西班牙人来到这个湖边，发现了蒂亚瓦纳科的废墟，还有铺设着台阶的平台、金字塔和巨型石雕。根据原始艾马拉印第安人的传统判断，这些遗迹不是他们自己祖先的作品。他们坚信那是在万物之初，维拉科嘉人留下的蔚为奇观的建筑。据说那些人是长着胡子的白种人，康提基?维拉科嘉是他们的教王，也是太阳神在人间的代表。那时维拉科嘉人就已经住在的的喀喀湖的太阳岛上了。传说是他们最先制造了芦苇船。长着胡子的白种人驾驶着芦苇船舰队首次在这里出现时，土著印第安人还不懂得崇拜太阳，对建筑和农业也一窍不通。这些传说是西班牙人四百年前写下的，至今仍然在湖区印第安人中流传。他们经常叫我维拉科嘉人，维拉科嘉人就是白种人的意思。 我也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凝视着一排排巨大的石雕，它们都是由一块块五十吨到一百吨重的石头堆砌起来的，雕刻得如此精细，严丝合缝；想着如今在湖面穿梭的优美的小船和当年把巨石从地球另一端的死火山卡比亚一直运到这里的芦苇船一模一样，敬佩之心油然而生。现代科学怀疑这个突然消失的文化肯定和那些古老的美洲文化中心有某种联系。欧洲人在美洲发现那些文化中心时，它们早就被遗弃，杂草丛生，并且已经穿越墨西哥的热带丛林，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寒风凛冽的高原。没有理由怀疑这个猜测是错误的。蒂亚瓦纳科是前印加时期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在它的巨大组织机构没有坍塌之前，这里是它的首都。它的影响覆盖了当代秘鲁的整个区域，以及与之毗邻的加拉帕戈斯群岛、玻利维亚、智利、巴西，还有阿根廷。这个伟大帝国的首都位于内陆高山湖边，艺术和宗教的影响辐『射』四周，足足覆盖了沿海一千五百英里的地方。而且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这广袤的沿海地区都一直被巨大的海浪冲刷着，那是把我们的“康提基”号从波利尼西亚一直冲到此地的海浪。在蒂亚瓦纳科岸边发现的陶瓷碎片都是从加拉帕戈斯群岛出土的，离海岸六百英里，而且在复活节岛地下发现的最古老的石雕与蒂亚瓦纳科原形一模一样。芦苇船的情形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复活节岛的本土文化就是前印加文化当中的一个分支，也许是最后的一个分支。 那么根在哪里呢？在美洲，或者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究竟谁是对的，孤立学派，还是传播学派？在大会上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作为论坛的『主席』，我采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有一点我是可以断定的：孤立学派和传播学派都低估了古代蒂亚瓦纳科的造船水平。在与欧洲文化碰撞的四百年中，芦苇船如果质量低下的话，就不可能延续至今了。 植物造船只流行在大西洋一岸，这也是事实。但是两岸的人们都知道芦苇船。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六十个文化相似点中的一个。不论埃及，还是秘鲁，芦苇造船技术都是他们的文化遗产。那么，仅仅在这两个地方吗？不是。我正是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小小的逻辑破绽。芦苇船不像名单上其他五十九个文化相似点那么孤立。几乎没人费心去研究芦苇船最早的分布情况。但是有一两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比如，除了古代墨西哥使用这种船之外，美索不达米亚、地中海诸岛、直布罗陀下边的摩洛哥沿大西洋海岸，都使用芦苇草船。从摩洛哥到墨西哥的跨越不像从埃及到秘鲁那么遥远。 为了解开芦苇船能否跨越大西洋这个谜，我决定造一艘芦苇船。 第1卷 第三章 仙人掌丛林中的岛屿 海岸上，透过巨大的仙人掌缝隙可以隐约看见波光粼粼的海面。这真像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我觉得自己非常渺小。巨大的、浑身是刺的、绿『色』的仙人掌矗立在面前，像一枝枝大风笛，又像巨大的非洲『露』兜树，我得仰首才能看见它们的顶端。肥硕的、奇形怪状的仙人掌使这个世界膨胀了起来。我脚下的地却是另一番景象，硬邦邦、光秃秃的沙地，寸草不生，只有一些红『色』和黄『色』的小花，从挂在仙人掌刺上的泥土中钻出来，仙人掌就是这些小花的命脉。这是一个仙人掌的世界。在高高耸立的仙人掌之间还有各式各样巨大的仙人掌科植物，横竖攀缘，有球状的，有肉肠状的，盘根错节。在落日余辉的照耀下，看上去有的像是餐桌上一道道菜肴和刀叉的剪影；有的像是『露』出一棵棵钉子的破靴底子；有的像倒挂的铁刷子；还有的像一条长长的猫尾巴，摆来摆去。这是一座安宁静谧的仙人掌林。林中不时也有些饱经风霜的老铁树，摆动着枝叶，像是躲闪着不要被浑身是刺的邻居刺着似的，却连一点沙沙声也听不见。 夕阳余辉里，只见一只沙漠野兔在仙人掌的阴影间悄无声息地跳来跳去，不时停下来，竖起长耳朵，四下张望，眨眼间又跳得无影无踪。一只小花栗鼠，满身条纹，从对面飞快地跑过来，又突然停住，尾巴翘在空中，然后又继续朝前跑去，像一个『毛』茸茸的小球，消失在童话故事中的树林里。前边有一棵非洲『露』兜树，长着三个枝杈，一只鹰站在最高的那个枝杈上，一动不动。直到我走过去，碰到了树干，它才受到了惊动，静静地伸展开翅膀，又静静地在这个魔术般的林子上空滑翔而去。我挪动脚步的声音打破了四周的寂静。我听见自己的鞋底踩在坚硬的沙地上，发出喀哒喀哒的声响，把那些隐秘的老鼠洞、蛇洞和其它沙漠虫豸的洞『穴』全都踩平在脚下。 这时，我隐约听到一种声音，很微弱，听上去像是有人在轻轻晃动半盒火柴。但它对我产生的威胁却像狮子的咆哮一样可怕。这是自然界的通用语，一旦听见这隐隐约约的声响，用不着东张西望，你必须立刻逃开，那是响尾蛇的声音。那家伙正趴在那里，稍稍翘起的尾巴猛烈地抽打着，发出刺耳的格格声，舌头像标枪一样伸出来，眼睛里闪烁着可怕的凶光，已经做好准备出击了。它尾端的响环像一串塑料环不断发出干燥的响声。我仓皇地环顾四周，拼命想找到一根棍子或树枝来自卫。可这里到处都是仙人掌，别的什么都没有。我赶紧折了一根仙人掌的枝杈，向那滑溜溜软绵绵的家伙砍过去，可这带刺的仙人掌枝竟像根黄瓜似的折断了。最后我总算找到一棵枯萎的又干又硬的仙人掌，赶紧把它折断，拼命地扑打，总算把响尾蛇打蒙了。尽管这个僵硬身躯上的尾巴还在继续抖动，并且继续发出响声，不过在它没有恢复知觉之前，我就算胜利了。 我们到这里是打算寻找会造芦苇船的人。我们想爬到树上，登高望一下，以辨明方向，可这里连一棵树也找不到。我的墨西哥朋友雷蒙?布拉弗钻进仙人掌林中，希望能找到一块视野开阔的突出的岩石。这时，他的妻子安吉莉卡和我的另一个朋友吉曼都在山谷里的吉普车里等着。我们是一直跟着轮胎的辙印走的，可现在辙印找不到了，这至少是第二十次了。从我现在站的地方，我第一次看到了海。这个观测点的标记是一棵像界碑一样的仙人掌，形状像希腊神话中海王星的三叉戟。它的躯干如此粗大，我躲在后边一点问题都没有。先前的那只鹰就栖息在这棵仙人掌上。站在那里一定能看到海岸线很远的地方，还有陆地上那些尚未开发的、在落日余辉中微『露』红『色』的山顶。我们正是沿着山里的轮胎辙印，一路颠簸而来，后来那些轮胎辙印弯弯曲曲，在仙人掌林中消失了。我看见一条银『色』的鱼跃上波光粼粼的水面，还有远在湖对岸的黛『色』的山峦。这足可以让我们找到前进的方向了。于是，我们一行四人又继续跳上车颠簸着穿过这片魔幻般的仙人掌林，尽量在日落之前多赶些路。 突然漫天的仙人掌林像是打开了门，眼前出现了一片矮小的常青灌木。看哪，大海就在眼前，微波粼粼的水面和开阔的尚未开发的海滩。突然，五条鲸鱼弓起黑『色』的脊背，冒出水面，像是朝我们游来似的。当它们潜入水中时，喷出瀑布般的细雨，闪闪发光，激起的层层泡沫涌向岸边。它们嬉戏玩闹了一阵便四下散去，消失在海水中了。 好一片动人的自然景『色』啊。在我们的前方是加利福尼亚海湾，身后则是伸延向远方的索诺拉沙漠。海湾对岸是光秃秃的、黛紫『色』的山峦，绵延大约六百英里，那是墨西哥沙漠的加利福尼亚半岛，位于下加利福尼亚。可是我们还得离开这片常青灌木，再回到仙人掌林里去，因为沿着海岸一间茅草屋也没有，根本找不到有人生活的迹象。我们只好继续往海湾深处进发。 就在太阳从海水对岸的山峰间沉下去，海水开始变成黑『色』的时候，一个印第安人的村庄出现在我们面前。人们很难想像，这就是那个曾经如此强大的斯里部落，而今竟然就只剩下了一些传奇般的建筑。这里有十来户人家，大约六十几个成年人和孩子。他们早就居住在庞塔?丘耶加这片贫瘠的沙漠中。每家都用波纹铁和柏油毡搭建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窝棚。想在窝棚里边的沙地上伸直腿躺平，几乎是不可能的。屋里后墙的墙跟堆放着食物碎渣、建筑材料，还有碎玻璃、空罐头，全都是用卖乌龟的钱买的。这些印第安人在水边垒起圈，把捉来的活乌龟养在里边，由它们在那里爬来爬去。 印第安人对我们的到来没有多大反应，大多数人继续干他们的活。他们三三两两坐在一起，或者在窝棚中间安闲地走动，他们头上系着『色』彩绚丽的发带，佩戴着自制的装饰品，穿着吉卜赛华丽而艳俗的长衣。男人们都留着黑『色』的辫子，一直垂到后腰。女人的脸上都涂抹着对称的斑点和线条，透着一种野『性』的美。在我们这个超高度发展的社会中，上一世纪流行的东西也许又突然冒出来，变成时髦了。一个长得不算丑的女人，穿着齐脚踝的裙子坐在中间，四周围了一圈女人，正忙着把天然颜『色』和油搀和在一起，放在小碗里磨碎，另外一个拿过来一只普通口红，熟练地用它在脸上画出一道道竖线。雷蒙的妻子站在一旁，看得发呆了。那个女人十分严肃地招呼她过去坐在沙地上，她在她的脸上涂抹上了同样的图案。这时，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和一群孩子走到我们中间来，他们立刻就认出了雷蒙。孩子们像箭一样飞快地跑到最远处的那个窝棚去叫楮出和他的家人。上一次雷蒙到海湾来拍摄鲸鱼和其它动物，楮出做过他的向导。现在大家终于又见面了，感到分外高兴。 雷蒙说他带来了一个朋友想看看他们的芦苇船。楮出回答说，现在的斯里印第安人不再做那种“阿斯卡姆”了。雷蒙两年前看见的那种是他们做的最后一条。自从『政府』帮助每个村子买了一条带有舷外发动机的木船以后，就再也找不到做“阿斯卡姆”的斯里村了。 夜『色』已深。我们借了一些纸箱，在一个放渔具的棚子里，把纸箱子展开，铺在地上睡下了。印第安人一整夜都在喋喋不休地唠叨着，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每次翻身都『迷』『迷』糊糊地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围坐在一小堆烧尽了的篝火旁边，一直争吵着，直到他们爬上床去睡觉才算安静下来。没一会儿，天上的星星开始隐去，我们又都起床了。 朝阳还没有染红仙人掌的顶冠，我们四个人就已经坐在海岸边，眺望着宁静的海湾，有几个印第安人在旁边围观。我们静静地坐着，谁也没有说话。楮出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慢腾腾地朝着寂静无声的海滩走过去。他朝海里撒出一张小圆网，两下就网住了四条鱼，两个小男孩舞动着三齿叉，转眼间又抓住四条。足够吃了，于是大家都坐了下来，看上去，好像这一整天都不会再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愿意帮我造一条阿斯卡姆吗？”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太忙了，”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太忙了。”他们会说的西班牙语单词差不多也就这几个。再想说别的，他们就得要翻译了。楮出就是翻译。 “我会付钱的，”我承诺说，“给实物，或者付比索都可以。” “太忙了。”他们还是这样回答。 我提高了价格。没有人说话。我再次提高了价。 “要走很远才能找到芦苇呢。”楮出支吾道。 “我们和你们一起去。”说着，我站起身来。 这时，四个印第安人也站起来了，他们愿意去，楮出和他的两个兄弟，还有他的一个侄子。只有长兄凯塔诺知道芦苇长在什么地方，那是一个叫鲨鱼岛的地方，在依沙拉?提泊诺湖边。旭日东升的时候，我们依稀可以看到这座位于海湾对岸的小岛的轮廓。 『政府』资助的汽船这时开始运行了。我们登上船，很快便驾着细浪向远处的天际驶去。在近处找不到芦苇，这一点让我感到很是意外。 “这都是淡水芦苇，”凯塔诺解释道，“在沙漠这边的海岸上没办法生长。淡水湖离这里可远着呢。” 鲨鱼岛和它身后的荒山隐隐呈现在海面上。那可不是一座小岛，方圆有将近四百平方英里，因而在世界地图上都能找到它。我们在一片白『色』沙滩的海岸登陆。没走几步就是一块辽阔的平原，一直伸展到远处被朝阳染红的山脚下。眼前到处是郁郁葱葱的灌木，不时也有几棵仙人掌点缀其间。海滩上有一只鹿，头上顶着宽大的鹿角，孤零零地站在那里，眼睛盯着我们。不知谁悄悄拿出了照相机，想趁它逃走之前抢下这永恒的瞬间。它还是一动不动。我们悄悄地移近过去，再近一点。我已经径直进入镜头了。它开始警觉起来，开始慢慢地走动。后来竟信步朝我走来，低下头，用它的角抵我的肚子，没有敌意，却丝毫也不肯放松。我的两腋各被一只鹿角顶住。我想把它推开，以便能拍一张体面的照片，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不论我怎样推搡，想从这种尴尬的架势中后撤出都无济于事。这头鹿算是跟定了我，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友好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把我夹在它的两只角之间，但也不会把我抵伤。这局面太滑稽了。直到我在它的脖子和耳朵后边抓痒，它才吃惊地抬起头，瞪大了眼睛看着我。我赶忙慢慢地后撤，回到和我一起登岸的两条腿的同伴们当中去了。 我们把船拖上沙滩，便开始步行穿越这块平坦的土地。我无时无刻不在期待着看见芦苇丛生的内陆湖。可是我没有看到。这里只有干燥的沙砾。我们只得努力穿过这片像『迷』宫一样的低矮的常青灌木，刺人的荆棘，还有随处可见的仙人掌。没有道路，而且除了鹿、兔、蜥蜴、蛇和鼠以外，什么都没有。自从最后一批斯里印第安人被强迫移民到大陆以后，鲨鱼岛就再也没有人居住了，那是发生在凯塔诺小时候的事情。我们艰难地跋涉着，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径直朝前，在这崎岖的山路上，哪能『插』脚就朝哪走，但总的方向是朝群山那边的内陆走。 “湖在哪儿呢？”大家不停地问。 “在那边。”凯塔诺每次都这样回答，鼻子朝前耸耸，连手都不抬一下。我们走啊，走啊，终于已经离开海岸很远了。不知不觉，群山愈来愈近。很快我们就站在山脚下了。半天的时光已经过去了，我们一口水也没有喝过，也没有带食物。 “湖在哪儿呢？我都要渴死了。”吉曼嘟囔着。 “在那边。”凯塔诺还是向前耸耸鼻子，重复着同样的回答。我们面前横亘着一片碎石遍地的陡峭山坡，直通向群山间的一条裂缝，这时的群山早已被太阳照得红彤彤的了。于是我们开始攀登这片山坡。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见到过蜥蜴和兔子，这里却有许多山羊和鹿，它们被惊得在碎石遍地的山坡上四下奔跑着，其实它们无非是想向我们表示欢迎，就像沙滩上那位孤独的鹿朋友一样。我有一两次看到了印第安人制作的陶罐的碎片，肯定是当年印第安人到湖边去取水，回来时在这里被绊倒摔碎的。我们已经爬到很高的地方了。很难想像，在这样陡峭干旱的山上，四周除了仙人掌什么都不生长的地方会有湖。 这时，凯塔诺停住了脚。这一回他伸出手朝前指点起来。我们正站在几块巨大的、凹凸不平的岩石上，俯瞰着一个怪石嶙峋的峡谷。对面山崖上光秃秃的红『色』岩石裂开一个大缝，沿着裂缝向里望去，却见一个小小的盆地。就在那里，一片春光翠绿在阳光下闪烁，一望而知那里比任何仙人掌，或其他沙漠植物生长的土地都要肥沃茂盛。是芦苇！ 山坡下边的低地、平原，以及远处的大海都已经被我们甩在身后了。我们又累又渴，于是便加快速度翻过山岩，只盼着能一头钻进高山平湖里喝个痛快。我发现有几个依岩石而建的蔽身处，以天然石块作支撑。这里曾经是人们忙碌的地方。我们终于到达那片丰饶的绿地了。凯塔诺拿出刀，在前边砍出一条路来，他那褐『色』的后背和黑『色』的辫子很快就没入一人多高的芦苇丛中了。我们在后边紧紧跟着他。 “湖在哪儿呢？”我追上他，站在绿『色』的屏障中，困『惑』地问道。站在这里只能看见咫尺之内的东西。只见他停下来，盯着脚下的土地，用鼻子朝下点了点。那是松软的黑『色』沃土。其他人也都纷纷挤过来，想扒开前面的芦苇，好看见湖水。凯塔诺犹豫着俯身下去，只见有一个来这里喝水的动物们留下的黝黑的隧道，他钻了进去。隧道的尽头是茂盛的芦苇形成的一个像洞『穴』一样的地方。那个洞『穴』大极了，如果我们都弯下腰，足可以全部钻进去。这里的地面非常像沼泽地。长满绿苔的石头『摸』上去凉凉的，石头的中间有一个浅浅的水洼，还没有一个洗脸盆大，上面覆盖着厚厚的苔藓。我正要坐下去，想凉快一下，却突然疑『惑』起来，于是便止住自己，没有碰那一汪水。 “湖在哪儿呢？”我问道。 “就在那里。”凯塔诺指着我刚才差一点要坐下去的地方说道。 大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想像中的湖水像幻影一样消失了，我们都突然感到极度的干渴。大家小心翼翼地把我们脚底下那个小水洼表面一层绿『色』的东西捞出去，并拢五指过滤了一点点水，只够让大家润一润冒烟的嗓子，然后把剩下的水抹在干烫的身上，又把双脚吧唧吧唧地踩到泥中，想把那块湿地里的最后一滴水挤出来。 尽管如此，这个阴凉的绿『色』巢『穴』令人感到出奇地清凉惬意，生活也立刻显得美妙而富有魅力了。巨大的差异才能给人带来巨大的快慰。经历了艰难的长途跋涉之后，一点烂泥和阴凉竟会让我们感觉比驾车出行后喝一瓶香槟酒还痛快。一点点阳光透过我们头上的芦苇顶照了进来。那几个印第安人斜睨着眼睛看了看，他们在盘算回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于是有两个人拿着他们的大刀爬了出去，选了几根最长的芦苇，把它们齐根砍断。我们其余几个都抓紧时间躺下打个盹儿。 我们从这次长途跋涉中确实学习到了不少东西。和许多科学家一样，我曾经认为斯里印第安人能造芦苇船，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我们一直以为他们造芦苇船是因为在索诺拉沙漠中很难找到木材，而海岸边肯定生长着茂盛的芦苇。然而眼下的事实却大相径庭。斯里印第安人用芦苇造船并非因为芦苇易得。相反，他们曾经艰难跋涉到深山里，找到这涓涓淡水，在此处种植芦苇，以提供造船的原料。如果造芦苇船不是他们的祖先从外面学来，或者是从外来的航海人那里学来，他们决不可能跑到这个池塘边来采集芦苇，造什么芦苇船的。他们肯定会用结实的铁树枝杈制造船架，再给它蒙上兽皮。制造小筏子，海豹皮就非常理想，而鲨鱼岛南岸的岩石上到处都是海豹。斯里印第安人肯定是从外来人那里学会了制造芦苇船，那些人的家乡一定盛产芦苇。可他们会是什么人呢？ 很快我们就动身往山下走了，四个印第安人走在前边，每人肩上都扛着一大捆芦苇，其余的人拿着摄影机的三脚架和其他器材，紧随其后。在下山途中，我看见那几个印第安人东丢一根芦苇，西丢一根芦苇。来到平原地带时，他们开始四下散开，很快我们倒成了先头部队，他们落在后边了。为了在落日之前不走冤枉路，我们寻找着来时留下的脚印，沿着那些脚印弯弯曲曲地行进着，印第安人坚持由他们断后。毕竟他们的担子最重，尽管一路走下山来，芦苇已经丢了不少了。 我们回到那条小船的时候，夕阳刚刚西下。我们知道天黑以后可以看到本泰契加的营火，于是就耐心地等着这四个印第安人。只见他们一个接一个，默不作声地出现在海滩上了，最后一个是楮出。他忸怩地笑着，肩上扛着三根芦苇，一点不夸张，就是三根。其余三个人则两手空空。 “太忙了，太忙了。”其中一人用西班牙语咕噜着，第二个人表示赞同，边说还边用辫子抹着脸上的汗水，楮出小心翼翼地把那三根芦苇摆在船上，而凯塔诺早就上船了。 我的三位墨西哥朋友对这种结果倍感失望，并且直言不讳地表明他们的想法。一整天的艰难跋涉，在岛上没吃没喝，结果只搞到三根芦苇！刚来的时候我们还期待能在大陆的岸边找到芦苇呢。不过我自己的失望中却也有几分满足。的确，三根芦苇造不成船，但是它们却告诉了我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索诺拉沙漠不是芦苇船的故乡。 回到村子里，楮出刚把那三根芦苇扔到茅屋的墙边，村里的老人们就大声数落起他们来了。一个弯腰驼背，老迈得近似文物的老太婆显得格外恼怒，她吵闹了好一阵，才佝偻着腰，颤颤巍巍地回到自己的棚屋，一路还不停地嚷嚷着。没过一会儿，又看见一个满脸皱纹的印第安老人，他是很不情愿地被妻子硬拽出棚屋的。他几乎完全失明了，戴着一副蓝『色』的眼镜。当他直起腰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是一个身材出奇标致的男子，高大强健的体形带着与众不同的气质。斯里印第安人和墨西哥所有其他印第安部族的人不同。最先见到他们的西班牙人就把鲨鱼岛上的土著居民描述成巨人。那老人步履蹒跚地跟着他的妻子绕到屋后。我们也跟了过去。在屋后的垃圾堆上竟然有一条芦苇船。芦苇很细，有点像竹子，颜『色』发灰，因年代久远已经变脆，绳子也糟朽了，但那确实是一条形状完好的芦苇船。我们帮着老人把这船拽到棚屋的门前。满脸皱纹的主人是要向我们证明：正经的斯里印第安人是能够制造“阿斯卡姆”的。 原来，这位高大老迈的男人曾经是本部落的头领。第二天天刚亮，老人拿出一捆自制的绳索和一根匕首大小的木针。因为常年使用，那木针已经变得非常光滑。老人虽然看不见，但还是『摸』索着用那根大针修补那条发脆的芦苇船，把松散的船头勒紧，让它翘起来，重现昔日那优美的线条。我们的运气总算不错，那个垃圾堆送给我们的正是我们要找的东西。 芦苇船下水了。这是斯里印第安人的最后一条芦苇船，说不定也是全墨西哥的最后一条。凯塔诺和他的儿子飞身跃上芦苇船。他们在一副古老的船桨后边坐好，还带着一根线条流畅的木制鱼叉。摇桨划船这事他们还干得来。很快，又窄又长的芦苇船载着那几个拖着黑辫子的褐『色』背影消失在波涛之间了。回来的时候他们带了一只巨大的海龟，那家伙躺在芦苇船板上，四肢不停地舞动着。干朽的芦苇船吸进了大量的水，但还是稳稳地漂浮在水面上。 这里是墨西哥。斯里印第安部族的祖先们是从哪里学会这种造船技术的呢？一定是从毗邻的部族那里。四面八方都曾经有人使用芦苇船，从南边的印加帝国，到北边的加利福尼亚，包括墨西哥的内陆湖也使用芦苇船。直到上个世纪初，法国画家l. 乔利斯还作过一张画，描述三个印第安人沿着旧金山港附近林木葱葱的海岸，摇桨划动芦苇船的情景。根据著名的玛雅文化作家埃利克?汤普森的记载，在墨西哥本土至少八个州的湖面上出现过类似秘鲁风格的芦苇船。 凯塔诺把那只还在挣扎的猎物送进海龟棚里去了，而那条斯里人的最后的“阿斯卡姆”却被无声无息地，永远地丢在了屋后的垃圾堆里，此情此景让我不胜感慨。芦苇船就这样静静地躺在那里，它的故事还未曾开篇，就已经到了最后一章，而且画上了句号。美洲中部芦苇船的历史已经被永远地遗忘了。 第1卷 第四章 在非洲的心脏太阳号草船远征记 非洲，再没有别的大陆拥有如此让人浮想联翩的名字了。一听到这个词，眼前便出现一幅生动的画面：茂密苍翠的丛林中，几列黑人搬运工头顶重荷，径直向镜头走来；热带植物那巨大的叶片都被推向两边；长颈鹿和狒狒迈着大步，缓缓从镜头前穿过；有手鼓声，还有狮子的吼叫声。我从未到过非洲腹地，只是雾里看花般地在电影里、书页间见过它。 但现在，我就站在非洲的腹地，中非的心脏，就在乍得共和国首都拉密堡一家旅馆的小房间里。我离海不能再远了。这有点自相矛盾，因为此次造访就是为用原始手段横渡大西洋而做的初步准备工作。附近惟一的水源是一条宁静的河流。透过窗户就能看到这条河，棕『色』的河水源自丛林，两岸是红『色』的土堤，四周是满眼的绿『色』，各种颜『色』都在阳光中闪耀。沿着河岸有一排渔夫，站在没膝深的河水中拖拽着一张渔网，被河水打湿的皮肤闪闪发亮。他们在河底密密麻麻地竖起一层层竹竿，用来做抓鱼的栅栏。昨天，我在河的上游还看到七条河马在对岸游『荡』。在乍得首都，河马是受保护动物。鳄鱼实际上已经灭绝了，因为鳄鱼皮一度是这个国家重要的出口资源。这个季节的航运只能靠空树干制成的平底独木舟，因为自雨季结束后，六个月来一直没有降雨。河水太浅，汽船无法航行。 沙里河平稳地向北流去，但这条从丛林流出的河永不会到达海洋。它发源于刚果南部边境无垠的大丛林，中途流经大草原和半沙漠地带，最后注入位于撒哈拉沙漠南缘的乍得湖—这是一个巨大的内陆湖。这里的气候如此炎热，河水蒸发的速度和水流一样快。乍得湖有许多支流，但湖水并没有出口，只有那万里无云的天空横跨在广袤的湖面上空，永不知足地吸收着无形的水蒸气。 这就是我要参观的湖。尽管在地图上找到它非常容易，但要到达那里却极其艰难。在所有的地图上，它都如同非洲蓝『色』的心脏，但形状却各不相同。有的地图把它画得像一只圆盘，有的把它画成一只弯钩，有的却将它描绘成一片橡树叶子。比较实事求是的地图则将这片内陆海洋的轮廓用虚线标出，因为没有人知道乍得湖到底是什么形状。它是变化的。成千上万的浮岛在湖面上漂移，有时会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然后又漂向湖的另一边。它们会相互碰撞、合并，漂到岸边，变成沼泽和半岛。它们也会脱离、分裂，漂向四面八方，开始各自新的、未知的旅程。湖的面积有时可达一万平方英里（相当于伊利湖的面积），但在旱季它的面积经常会缩小一半，因为湖的深度在三到十五英尺之间变化，最深处可达十九英尺。在湖的北部，湖水大多很浅，所以纸莎草覆盖了广阔的湖面。在那些四处漂移、好像永远在你追我赶的浮岛上，大多也生长着纸莎草。 乍得共和国于1960年脱离法国的统治，获得独立。境内没有铁路，也没有全年通行的公路。如果有人想要狩猎，或是想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这里应该算是天堂。它的首都拥有一流的宾馆、『药』房、酒吧和极其现代化的行政机关。机关官员都是黑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在下颚或在脸颊部有几道伤疤，表明他们各自所属的部族。殖民地时代留下的法国花园洋房之间修有宽阔的柏油马路。不过这些马路一到郊区就变得崎岖不平，路两旁也变成了一排排充满异国情调的阿拉伯式样的房子。最后，它们成了望不到尽头的商道，穿行于当地土著部落之间，消失在远方。雨季开始后，就只能骑牲口或坐飞机外出旅行了。但这时河流已经可以航行小船，直达沼泽地区的交易商店，再从那里驶进乍得湖。 三天前，我搭乘一架法国航班飞越了地中海和整个撒哈拉沙漠。该航班飞往非洲南部，每周在拉密堡停落一次。任何运往乍得共和国的物品，如果不宜用骆驼驮载，例如汽车、推土机和汽油，就只能通过空运，就连乍得大饭店的主厨需要的龙虾和嫩牛肉也都是空运来的。 我们三人走下飞机，扛着摄影器材，还有一些准备同那些会造船的非洲人交换的货物。我的两位同伴都是摄影师，一个是法国人米歇尔，另一个是意大利人杰恩弗兰克。我们将要研究和拍摄当地的造船工艺。我曾看过一篇文章的『插』图，是有关中非旅游的。图中有几个肤『色』墨黑的土著站在岸边，旁边是一条非常显眼、独特的小船，与我熟知的南美和复活节岛上的芦苇船一模一样。这幅照片是在乍得湖拍摄的，作者也着重强调，这类非洲内陆的船只与秘鲁高原上印第安人自古以来在的的喀喀湖中所造的小船极其相似。在埃及，这种古老的非洲船只早已消失，但在这与世隔绝的非洲大陆的腹地，它依然存在着。 一条古老的商道自尼罗河上游地区延伸，穿越群山，进入乍得境内。这条道路在近代被称为贯通非洲的奴隶之路。人类学家认为乍得有一部分人口的祖先来自尼罗河流域，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埃及式的芦苇船会同由丛林巨树制成的独木舟共存。乍得是非洲的大熔炉。这里，热带骄阳炙烤着各『色』人种，只有专家才能一一辨别各个部族和语言。但有一点却是众人皆知的，来自撒哈拉的沙丘侵袭着乍得北部的边疆，而无边无际的赤道非洲丛林却又从乍得南部延伸过来。同样，乍得北部居住着贝鲁因人和其他阿拉伯人，而南部地区却居住着各种黑人。他们在中部平原和首都拉密堡相遇，在这个曾是法国殖民地的疆土上同心协力缔造一个新的国家。 我们先在带空调的旅馆里洗了个冷水澡，然后钻进一辆热得发烫的出租车，向国家旅游局开去。宽阔的大街上汽车、自行车和行人熙熙攘攘。在各种肤『色』的非洲人之中，不时也可以看到白种人的面孔。他们都是法国官员和移民，在乍得独立后选择继续留在首都。旅游局长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对局长解释道，我们过来是为了询问去乍得湖的最佳路线，因为我们在地图上找不到铁路或公路。旅游局长摊开一张彩『色』的地图和几张画着狮子和各种丛林游戏的广告。我们只要付一笔合理的费用就能随意拍摄这一切，但是它们都在往南走的方向，与去乍得湖的方向正好相反。我们解释说，乍得湖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只有在那里才能见到芦苇船。旅游局长将地图折起来，说如果我们不去他推荐的地方，那他就帮不上忙了。说罢他便挺着大肚子，面无表情地转身朝里屋的办公室走去。我只好从我的护照里掏出挪威外交部长的介绍信，请一位秘书送了进去。局长又大腹便便地出现在门口。这次，他耐心地解释道，在湖水涨高之前是到不了乍得湖的。要找芦苇船就得到东北岸的博尔村，去那儿只能坐飞机。他问我愿不愿意租一架飞机。 如果这是惟一的办法，我只好同意。 局长拿起电话。国内只有两架单引擎飞机，但都在机库中检修。还有一架双引擎的出租飞机，需要八百码的跑道才能降落。但博尔村的跑道只有六百码长。局长还补充说，除非获得『政府』批准，否则在国内不准随意拍摄。 此外，共和国的局势正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博尔村后方的阿拉伯人是穆斯林，正同南方信奉基督教并在『政府』中掌权的非洲人作对。所以，在此时冒险进入北部地区是相当危险的。为证明他的好意，局长将旅游局的汽车和司机提供给我们使用。我们可以开车在拉密堡随意往来，寻访那些了解乍得湖的人。 按照局长给的地址，我们找到了一位笑容满面、身体强健的法国人。他的双臂刺有纹身，来这里是为了研究改良乍得湖鱼种和寻找发展现代化渔业的可能『性』。他告诉我们，要到达博尔村附近生长纸莎草的沼泽，惟一的办法是乘坐吉普车穿越乍得湖东边的沙漠。一位法国医生兼驯兽师证实了这一点。他非常热中旅游。这两人都提醒我们小心当地的暴『乱』。他们还说，湖上有一艘大船，定期来回航行，收购一种当地产的玉米。但现在要找到它却是不大可能的。 没有几个国家认为有必要在乍得共和国保留大使馆，不过法国在这块过去曾经属于它的殖民地上还设有一个使馆。米歇尔带我们去了一趟，但法国大使刚到任一个月，使馆人员中也没有去过乍得湖的。 我们来到拉密堡已经三天了，我们所做的不过就是从办公室到办公室，从这间平房到那间平房，不停地到处拜访。所到之处，人们都非常友善，用咖啡、冰啤酒或威士忌招待我们，然后向我们提供其他人的地址，说那些人可能帮得上我们的忙。如今，我们已经整整兜了个圈：最后拜访的那个人又把旅游局长和我们第一天造访的人的地址给了我们。 我们决定自己试着开车去博尔村。我们得到了当局的正式批准。他们已在博尔村安装了整个湖区惟一的一部无线电话。为安全起见，内政部长将会把我们去博尔村的消息通知那里的行政长官。我则只需去情报部拿一份允许我们使用电影摄像机的证明。在乍得担任公共职务的差不多都是黑人，而不是阿拉伯人，情报部也是如此。部长向秘书口授了证明书，当他校阅证明书的时候，用手挠了挠卷曲的头发，然后放声大笑起来。 “这人是考古学家，考—古—学—家。”他对女秘书说道。他一面把证明书递给秘书，一面朝我点了点头。“改成考古学家，否则那些伊斯兰教徒会在途中把他的脑袋砍掉。” 我小心翼翼地从这位卷发美人的肩头看过去。法语是乍得的官方语言，也是这里各民族惟一通用的语言。原来，证明书上我的身份被写成了“archeveque”而不是“archeologue”，即写成了“大主教”而不是“考古学家”。 这个错误被纠正了。部长向我们保证说，这样就不会卷入宗教纠纷中去了。 我们拿到了必要的证明书，找了两个肤『色』像煤炭一样黑的司机，其中一个名叫巴巴的自称去过博尔村。第二天凌晨，离天亮还有好一段时间，我们就离开拉密堡，起身上路了。我们觉得最安全的做法是分坐在两辆吉普车上，以免在沙漠中碰到危险。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打头的车上有一张未标明区分线的黄『色』地图，在拉密堡、马萨科里、阿里发利、开罗姆、恩古里、伊塞隆和博尔这些地名下面都标有一道红线。我们毫不费力就找到了先头的几个村庄，它们全都设有明显的标牌。沙砾公路平坦坚实，在这样的乡间公路上，汽车能以每小时六十英里以上的速度行驶。车到之处，尘土飞扬，直冲夜空。朝北的第一段公路旁有推土机和劳工棚。许多筑路队正忙着把公路垫得高出两旁的地面，这样即使在雨季也能行驶车辆。当太阳在平原上升起时，我们已经行驶了一百英里了。紧接着我们驶入了越来越窄的支道，20世纪的景『色』很快就消失在地平线以外了。离开首都不远，便出现一片片分散的圆形土著村落，屋顶都用茅草铺盖，大部分已无人居住。我们的汽车逐渐驶进大片荒无人烟的沙漠。商道上横亘着几道稀疏的车辙，两旁不时可见一些村落，一排排低矮的房屋都是用晒干的土砖建造的，里面住着阿拉伯人和他们的羊、驴、骆驼。随后，我们便朝着一望无际的沙漠驶去。 这里是撒哈拉沙漠的南缘。我们最后一次看温度计是在阴凉处，当时气温在摄氏50度（华氏122度）。目前我们所在的地方既没有温度计也没有阴凉处。留在我们身后的是热带草原。长着扇形叶子的棕榈树和其他抗干旱的树木围绕着一块块疏林草地，瞪羚、野猪和成群的猴子在远离车道的地方跳跃嬉戏，还有艳丽无比的热带鸟。只有那些肥硕的珍珠鸡懒洋洋地沿着车道摇摇晃晃地走着。山坡上覆盖着像积雪一样的沙砾，沿着起起伏伏的地表刻画出道道沙流，层层沙丘。炽热的阳光炙烤着荒漠，偶见稀疏的沙漠灌木丛突出于无边无际的沙漠之上。太阳从我们的头顶上直『射』下来，吉普车的金属外壳在阳光下发出刺目的光芒，被炙烤得烫手。沙漠中闷热的空气，夹杂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尘土，让人感到无论在哪里呼吸，鼻子都刺痛得难以忍受。 我们的吉普车经常陷进沙丘里。大家只好在车轮下『插』入又长又烫的钢板，以起到牢固支撑的作用，再由另一辆套上钢缆的吉普车将它拖出。两辆汽车在高温下轮流抛锚，发动机停止运转。巴巴和他的朋友不愧是修车高手，他们靠着扳手和起子，总是能把车修好。只要沙地足够坚实，我们就能驶得飞快，可也时时找不到车轮的痕迹，就只好绕圈子，直到巴巴认为我们又走上了正确的方向才作罢。就这样，我们终于驶进一座偏僻的村庄，巴巴不知道它的名字，地图上也找不到它。在最前面的几个泥棚旁的拐弯处，两辆车都深深地陷入沙里，我们只得再次下车，挖起沙子来。 这时我们第一次感到有些不安。只见许多贝鲁因人身缠褴褛的灰布，披着包头白斗篷，从四面八方慢慢向我们走来。他们走得非常缓慢，面无表情，眼睛盯着我们，碰到我们的目光也不回避。他们既无欢迎之意，也没有一点要帮忙的意思。很快，他们便肩并肩地站在我们面前，敏锐警觉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们，对我们的微笑和致意毫无反应。人群中没有一个女人。他们肤『色』黝黑，就像我们的两个司机。但那轮廓清晰的面容、鹰钩鼻子和薄薄的嘴唇都表明他们是阿拉伯人。严酷的沙漠生活在他们的身体和心灵上都留下了斑驳的伤痕。这里没有仁慈，没有怜悯，当然也没有电话。茫茫沙漠中，我们熟悉的只有我们的两辆吉普车，而它们此刻正深陷在沙砾之中。 我们脚下的金属板放的位置不对，巴巴和他的朋友无助地坐在方向盘后面，徒劳地踩着油门，沙子被卷得漫天飞扬。那些阿拉伯人静静地站着，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像要取回什么东西。气氛很紧张，他们的眼光会使人联想到一群高度警觉的狼，只要为首的一有动静，它们或者跃上前来，或者立刻逃窜。看来必须先采取行动了。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一个看起来很像首领的人面前，彬彬有礼地递给他两把铲子，暗示他应该找两个人来帮忙挖沙。他有些吃惊，迟疑了一会，然后对我的要求做出了回应。他接过铁锹，咆哮着下达了命令，如同一位脾气暴躁的军官。当我招呼其他人都来帮忙推车时，那位首领的强壮的肩膀突然出现在我身旁，其余人则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一阵猛推，差点把我们踩到脚下。我们跟他们握手致谢，然后开着车，穿过村庄，沿着一条足迹清晰的骆驼道，用最快的速度飞驰而去，只留下漫天的沙尘。 下午，我们路过另一个淹没在沙漠和云天之间，被烈日炙烤着的村庄。在这里，我们同样感觉到自己是不受欢迎的。顺着车道驶去，不无例外地又到了一个『露』天市场，它坐落在一片土砖屋舍中间。市场上人来人往，还有成群的骆驼、驴和山羊。阿拉伯人似乎愤怒了，他们瞪着眼睛，默不作声地挤上前来，甚至连我们的致意也不理睬，仿佛想看透我们的心思，弄清我们到底是不是『政府』派来宣扬基督教或征收税款的。在他们看来，陌生人来到沙漠还能有别的目的吗？显然，我们是一群不速之客，于是我们只好又以最快的速度逃离到沙漠中去了。 夜幕快降临了，但天气仍然闷热难耐。巴巴觉得头晕，坐在第二辆车上的两个人由于受沙尘的困扰，远远地落在了后面。我们装在大罐子里的饮用水热得让人难受，不仅不能解渴提神，反而会烫伤嘴唇。在沿途所到的村庄里，见不到一粒果子，只有土罐或干葫芦，盛满从沙漠绿洲中取来的浊水或肮脏的羊『奶』。我们行驶了整整一天，沿途没有见到任何垃圾。没有纸屑，没有塑料，也没有空罐子。只有一次，那是在首都外边的道路上，我们见到了几块玻璃瓶的碎片。这里的一切都要靠自己生产，包括房子、衣服、马具。瘦小的驴子满负重荷，排成长队行进在路上；阿拉伯人骑在高高的骆驼背上，不停地摇来晃去；赤着脚的『妇』女头顶着罐子或篮子，跟在骆驼后面疾步行走。这就是当地的交通运输。自己不需要的东西都被带到靠近村子的市场上去交易。这是一个与世隔绝、自给自足、一成不变、固步自封的世界。我们的文明有可能因过度发展而没落，而他们却固守着传统，固守着土地，简单、朴素、平静地延续着生活。 我们眼前渐渐出现一片蔚蓝的湖面。它像一块寒冷的钢板一般闪烁发光，静静地躺在一片肥美葱郁的芦苇后面，这便是纸莎草芦苇了。我们驶上沙丘，整个湖面尽收眼底。它如梦似幻，引诱着我们跳出吉普车，朝它飞奔而去；穿越那片碧绿青翠的芦苇，纵身跃进湛蓝的湖水，畅饮、嬉戏、舒展；洗去我们耳朵、鼻孔和眼窝里的干沙，净化我们身体的每一个『毛』孔，痛快地清洗，啜饮，啜饮，再啜饮。我们已经在车里坐了整整十三个小时，身体僵直、头晕脑胀，正要摇摇晃晃地走下车来，却被巴巴阻止了。他说在这里下车不太安全，最好等到了博尔再说。那个村子就在岸边，如果我们保持全速行驶，就能在天黑前到达那里。沙漠在夜间是不太安全的。 我们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湖水就在我们眼前，泛着清凉、圣洁的蓝『色』，在芦苇帐的掩映下显得格外美丽。但我们只好又坐了下来，嘴里满是沙子，在灼热的吉普车金属壳里就像快被烤焦了一般。巴巴将汽车调了个头，驶下沙丘，开进沙漠中。 我们应该感谢巴巴。就在日落前，车轮下的路面变得坚硬起来。这是从东边的沙漠村落通达博尔的商道。我们径直穿过空『荡』『荡』的『露』天市场，来到低于屋舍的湖面。我们顾不上脱衣服，刚要跳进湖里，只听见有人大喝一声。原来是一个留着胡子，满脸严肃的法国青年。他是随一个正在小船上进行研究工作的小组来到这里的。“只要跳进湖里，几分钟之内血吸虫就会附上你的身体，”他淡淡地说，“这湖里到处都是这种虫子。” 我们看了看巴巴。他耸了耸肩，然后又坐了下去，吉普车里早已满是尘土了。 这片美丽的湖泊其实是非洲某些最凶险动物的老窝。血吸虫虽然小，但如野兽般凶猛，它是一种肉眼无法看见、身长只有一毫米的蠕虫。它如此瘦小，却可以迅速钻进人的皮肤，在人的身体里产卵。这些卵马上又变成四处横行的小虫，从里向外将人啮食干净。 我们感谢这位法国人的提醒，并向他打听哪里能够洗澡。他遗憾地摇了摇头。这里所有的水源都来自湖泊，必须烧开了或放上一两天才能使用。 如果不是一个黝黑的大个子从一栋粉刷过的房子里大步走出来，我们还以为这座村庄已荒无人烟。这人天生一副领导派头，身后跟着一小队随从，径直向我们走来。他就是博尔的代理行政长官，是来接替正在内地游历的另一位长官的。在博尔，没有任何人接到过我们要来的通知。我们是何人？我们的证件在何处？这位长官叫阿道姆?拉马登，正患牙痛，心情不佳。此外，他还要照看全博尔两千名阿拉伯人和黑人，其中有两百名是村落首领，哪里还有什么多余的时间？米歇尔给了他一片阿司匹林，向他解释说我们从昨晚离开拉密堡后就不停地赶路，现在想找个地方歇脚。“你们开得挺快。”那位长官简短地应了一句，故意避开重点。他再次询问为什么拉密堡没有通知他我们要来。无线电话一直都是通的呀。他还说我们能顺利到达这里，真应该谢天谢地。就在我们走过的那条从拉密堡到博尔的商道上，这个月先后有五辆吉普车被阿拉伯人焚毁。上个月，在我们刚经过的地区内，有六十名叛『乱』者被枪毙。路边还发现了两颗黑人的脑袋，最近被当局陈列出来以供辨认。他坦率地告诉我们，要离开博尔千万不能再次穿越沙漠，须等待时机用别的方法离开。 这位正患牙龈溃疡的长官派了一名随从带我们去岸边一座孤零零的水泥房子，而他自己则带着其他部下朝村庄走去，悄无声息地消失在黑暗中。这座房子里有一条过道，两旁有许多用做开放式卧室的小房间。我们只好从那些已在地上就寝的男人和女人们身上跨过去。这就是博尔的公共客房，任何旅客要想投宿，走进来躺下便是。当我们从那些人身上跨过的时候，他们都抬起头来打量我们，睡眼惺忪的脸孔可真有点惨不忍睹。屋子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淋浴器，但除了在坑里有一个八英寸深的满是肥皂沫的泥潭外，没有一滴水。我们试图抽水上来，却发现水管是从满是虫子的湖水中直接通上来的，于是我们只有放弃，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就这样满身沙土地睡觉了。 巴巴把地面打扫干净，我们正准备打开睡袋，行政长官冲了进来。他那张大脸上堆满笑容，牙痛已经完全好了。他说如果米歇尔能把剩下的『药』都给他，他就从他屋里搬三张床来给我们。我们终于睡下了，头顶上挂着蚊帐，手枪就塞在枕头下。整个晚上都有人在漆黑的屋子里来回走动。我好几次听到耳旁有呼吸声。 当太阳刚从湖面上升起，我们就被一群阿拉伯人的低语声吵醒了。他们靠墙边跪成一排，俯着身子，朝着麦加的方向祷告。其他人则用干裂的纸莎草生成一小堆火，安静地在火上煮着茶。我们被邀请同行政长官一起用早餐。他今天容光焕发，坚决不让我们碰自己带来的食物。只要我们待在博尔，就把我们当做他的宾客来招待。桌上的饭菜做得确实不错，但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不敢把牙齿完全合上，因为那样肯定会嚼到沙子。 那天，我见到了第一艘纸莎草船。在那平滑如镜的湖面上，它静静地向我漂来。眼前的湖泊还是那样『迷』人，但它的面貌却同前一天大不相同。我们刚到的时候，屋子前有一座面积颇大但地势平坦的岛屿，现在它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在其他地方又耸立起另外三座岛屿。其中最小的岛屿随着我的目光缓慢移动，向右侧漂移，后面留下一条隐约可见的波纹。它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精美的花篮，又像是一大束金灿灿的纸莎草花，最长的几枝『插』在中间，最短的倚在四周，长须飘拂的黄『色』花冠和绿『色』的花茎倒映在天空般湛蓝的湖面上。纤小的攀援植物和其他种类的花草点缀在芦苇之间，使这幅美丽的画面更臻完美。绿草覆盖的岛屿上各种植物盘根错节。整座岛屿在湖面上漂移真是壮丽，既不须桨橹划水，也不靠引擎带动。那艘纸莎草船平稳地驶过这只漂浮的花篮，船上站着两个高个子的非洲人，身着白衣，挺得笔直，如同玩具士兵一般，持篙撑船前进。黄『色』的船和挺拔黝黑的身影同时倒映在湖面，水中的倒影成了一艘倒立行驶的船。这使我想起了南美的芦苇船，以我们为参照物，它们此刻确实是倒置着在航行，因为南非正位于地球的另一端。玻利维亚的的喀喀湖上的船，同我们眼前的这艘船极其相似，因而很容易让人由这水中的倒影联想开去。 我很想找一艘船试一试，不过首先还是要了解它的制作方法。这种形状独特的船绝不可能是什么人一时心血来『潮』用纸莎草秆捆扎制成的。 行政长官带着我们，郑重拜见了苏丹姆鲍杜?姆巴米。他是该地区的宗教领袖，也是整个地区最有权势的人。行政长官及其副手本是来自南方的非洲人，由拉密堡派遣来，以扶植基督教『政府』的权利。而苏丹姆鲍杜?姆巴米来自当地的布杜马部落，这个地区所有的穆斯林都站在他这边。 行政长官长得身宽体胖，五大三粗，就像一只温顺的大猩猩。而苏丹身形瘦削，比一般人高一头，穿着一件长及脚踝的斗篷，脑袋和下半张脸都裹在布里，只有鹰钩鼻和一双鹰眼还『露』在外头。村里的许多头目都跟在我们身后，脱了鞋，然后步入苏丹家门前的院子。苏丹住的是简易的土砖房。随后，我们置身于城镇中央那宽阔的沙场旁边。这是一个阅兵广场，苏丹将骑着他那匹白『色』的纯种马，来此向宾客们致意。两个男人拉着缰绳，不时地驱使那匹马用后腿站立起来。苏丹则一动不动地坐着，周围有一群衣着艳丽的『妓』院姑娘围着他一圈又一圈地奔跑，她们那轻盈的面纱不时地轻拂着他。 在鼓声和木制喇叭的伴奏声中，她们转完了圈。一列拥挤的马队出现在广场末端，马上的人拔出佩剑，声嘶力竭地呼喊着，风驰电掣般地从我们面前奔腾而过。其中一个人特别放肆，他一次又一次地朝我们猛冲过来，马蹄几乎踩到我们的靴子。他朝我们俯下身子，粗鲁地喊叫，甚至还做鬼脸。他的剑在我们头顶上飞旋，紧贴着我们的头皮，真有点让人心惊胆寒。我试着问长官这样的举动有什么含义，他回答说这个人只是想炫耀一下而已。不过巴巴补充说，他这是在表达对我们的轻蔑，因为我们不是穆斯林。而苏丹却并无任何敌对之意。相反，当他听说我们想学习制造纸莎草船时，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把我们送到他的一个叫奥玛?姆布鲁的亲戚那里。这个亲戚是布杜马部落的杰出代表，住在一间蜂窝状的大草棚里，就像博尔首都布杜马和卡南布区的其他居民那样。只有行政长官和他的副手住在自家白垩粉刷的平房里，墙上还爬着红『色』的攀缘植物。镇上的居民大都是阿拉伯人，他们居住的是用土砖砌成的或高或矮的棚屋。 奥玛仪表堂堂，个子高高，身材挺拔，皮肤黝黑，头剃得光光的。他浓眉大眼，牙齿闪闪发亮。他说布杜马语和阿拉伯语的时候，语调低缓、友善，说完每句话后总会对人微微一笑。奥玛是个渔民。当巴巴用阿拉伯语请他教我们造纸莎草船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从草墙上抽出一把长长的弯刀，把蓝『色』的斗篷搭在一边肩上，光着脚把我们带到湖边。他俯下身，抡起弯刀朝纸莎草芦苇的根部砍劈着，黝黑的肌肉在皮肤下滚动。又长又软的芦苇杆一根又一根地堆在沼泽边上。奥玛同父异母的兄弟穆萨?布鲁米自告奋勇前来帮忙。他比奥玛年长，个头小些，剃着一样的光头，但不像奥玛那样风度翩翩。穆萨只听得懂布杜马话，无论是巴巴跟他说阿拉伯语，还是米歇尔对他说法语，杰恩弗兰克对他说意大利语，或是我跟他说挪威语，他均以大笑作答。但穆萨割起芦苇来却比奥玛利索。 大堆大堆割下来的纸莎草被拽到沼泽以外的空地上。两艘巨大的芦苇船停泊在水边，每艘都能装下十几人。我们在沙地上画了几笔，说明我们想要的是一条小船，约十二英尺长，这样我们就能把它放在吉普车顶上运走。又有两个布杜马人被叫来帮忙。他们坐在沙地里仅有的一棵树下，开始摆弄起棕榈树那坚韧的树叶。他们将树叶去浆，只剩下坚韧的白『色』纤维，像缝衣线一样细。接着，他们把这种纤维放在手掌和大腿间『揉』搓成麻线，然后再将麻线编成结实的绳子。这样，奥玛和穆萨就能造船了，其他人则忙着为他们供应绳子。 纸莎草秆的长度为六到八英尺，根部约有两英寸粗，横截面为三角形。它不像中空、有节的竹子，它质地坚韧而多孔，就像覆盖着一层光滑薄膜的白『色』硬泡沫塑料。奥玛拿起一根芦苇，将细的一头分成四股，粗的那头不动。他在分叉的地方又接上四根芦苇的根部，再用麻绳系紧，把多孔的根部紧紧压在一起。每根芦苇这样跟新接上的芦苇捆在一起，用绳子扎紧。就这样，芦苇捆越来越粗，像炮弹头似的。穆萨和他一起干，两人嘴里各叼着一个绳头，使足浑身的力气打紧绳结，黝黑的手指和白亮的牙齿都派上了用场，手臂和脖子上的肌肉都隆起老高。这里面最关键的是把芦苇被砍开的一端用绳子勒紧，让断口牢牢合上。这捆芦苇已经有十八英寸粗了，还在继续往上加新的芦苇，但直径保持不变，就像一枝巨大的铅笔。最后，尖的那头被挂在一棵结实的树桩上，两人在这捆芦苇上踩了又跺，直到它变成象牙的形状。高高翘起的船头已经成形。两旁又各加上一捆芦苇，比原先的那捆短些，用绳子束牢。由于每次捆绑时只加一根芦苇，所以这捆芦苇绑得很妥帖。两旁附加的两捆芦苇的横断面就像一盈一亏的两弯新月。 船的长度已经符合我们在沙地上画的尺寸时，整艘船基本上成形了，显得非常匀称，只是船尾还有一些芦苇参差不齐，如同扫帚尾巴一般。奥玛他们可以从这里随意增加船的长度。奥玛和穆萨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了为船尾定型的问题。他们取出最长的一把弯刀，像切香肠头似的直接将芦苇多余的部分砍掉。这时，船就可以下水了，尖尖的船头向上翘起，船尾结实、平整。所有的工作一天就完成了。 “卡代。”穆萨说道，他笑着拍了拍自己的作品。这个词在布杜马语中是芦苇船的意思。自古以来，他们在湖畔休养生息，全部生活都维系在这船上。没有人知道是谁教会他们这一切，也许是他们自己创造了这种造船工艺。更有可能的是，布杜马人的远祖来自尼罗河流域，他们长途跋涉，沿着商道而来。只要有芦苇长在湖边，甚至长在对岸尼日利亚共和国的尼日尔河，这种古代小船就能在这里存在下去。在这片广阔的地区内，这种精巧的纸莎草船都是采用相同的传统造船法建成的，只是长度和宽度不尽相同。当我们把草绿『色』的“卡代”抬下水时，发现有四条巨大的独木舟停泊在芦苇『荡』里。把丛林巨树的树干挖空，就成了独木舟。它们一定是沙里河发洪水时顺流而下，来到这里的。我们踩着独木舟，跳到芦苇船上。奥玛指着这几条摇摇晃晃的，像是装了半缸水的大号浴缸似的独木舟，不屑地说，这些船是卡南布人的，他们不如布杜马人，不会造“卡代”。 我们那艘刚刚问世的“卡代”像一条弯弯的黄瓜漂浮在水面上。我正要跳上船去，却看到一张陌生的面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阿布杜拉。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他就出现了，就像阿拉丁神灯里的妖精。 “你们好，先生们，”他简单明了地说道，“我叫阿布杜拉，会说法语和阿拉伯语。你们需要翻译吗？” 我正想找个翻译呢。我们三人乘着这艘小草船出航，如果没有翻译，我可怎么跟奥玛和穆萨交流呢？ 阿布杜拉举手投足就像一名有教养的绅士，裹着一件长及脚踝的白袍，身上透着贵族气质。他的皮肤是我见过的最黑的，跟奥玛和穆萨一样剃着光头，头顶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从额头中间一直划到鼻梁。很奇怪，他的这道部族标记不但不让人讨厌，反而让人觉得顽皮有趣。他的眼神里充满智慧，嘴角含笑，牙床总会在大笑时迅速张开。阿布杜拉?德吉布林骨子里是真正的自然之子，也是一名机智过人的助手，一位令人愉悦的伙伴。他像变魔法般，不知从哪里弄来两枝简易的木桨，递给我一枝。 我们四人一个接一个地跳上那窄小的纸莎草船，并拍了几张照片作为永久的纪念。我们亲眼目睹了一场独幕剧。这天是博尔的集市日，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身着各『色』服装，从沙漠和湖中的岛屿纷纷拥向这里。市场上人声鼎沸，再也见不到一寸沙地。男人、女人和孩子挤来挤去，头上顶着罐子、篮子和大盘子，里面装着芬芳的蔬菜、麦秆、『毛』皮、坚果、晒干的根茎和非洲玉米。带疤的面容，袒『露』的胸脯，哭喊的孩童，明亮的眼睛，愤怒的表情，含笑的凝视。香料的芬芳和着驴粪、干鱼、雄山羊、汗水、酸牛『奶』的味道在空气中飘『荡』。太阳炙烤着这里的一切。苍蝇的嗡嗡声完全淹没在一片叫卖吆喝、讨价还价的嘈杂声中。在这里，你能听到三种沙漠中的语言。数百头去角的牛吼叫着，成千头驴、山羊和骆驼发出各种叫声，附和着铁匠有节奏地捶击匕首、矛头的丁当声。这时，一群引人注目的黑人离开了混『乱』的集市，朝湖边走去。他们赶着牲口，边吆喝边用鞭子抽打，其中大部分是长着又大又弯尖角的非洲牛。到了湖边，他们脱下衣服，把所有的物品打成包裹，顶在头上，跟在牛群后面游向彼岸。跟欧洲人不同，他们大都对血吸虫病产生了抗体，尽管这种病确实给湖畔的居民带来了灾难，夺去了许多生命。 那些跟在牛后面游泳的人们用一种形如獠牙的漂浮物托着身体，有的像是一种轻木筏，有的又像是用纸莎草做成的，跟我在秘鲁和复活节岛所看到的完全一样。不一会儿，我们便只能看到远处黑黑的脑袋，和顶上高高的衣物，那漂浮物的顶端还在水面上翘着。前面则是许多长着长角的牛头，在水中起伏扑腾，向对面一座狭长的岛屿游去。阿布杜拉解释说，这是一家布杜马人，刚在集市上买了牛，现在要把牛带回他们居住的岛上去。白『色』的沙滩和零星的棕榈树表明这是一座固定于海底的岛屿。而另外两座岛屿开满了迎风摇曳的纸莎草花，岛上没有沙地，正慢慢向远方漂去。 我们『荡』舟前进。通过阿布杜拉做翻译，我们从奥玛那里获知，许多布杜马家庭居住在浮岛上。奥玛和穆萨就出生在这样的岛屿上，而且穆萨现在还住在一座浮岛上。他刚刚带着一些鱼来到博尔。湖中有大量的鱼，最大的甚至比人还要大。湖中还生存着鳄鱼和河马，但数量很少。牛和其它牲畜跟着主人在浮岛上到处漂移。尼日利亚的关卡经常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果一家布杜马人带着牲口和其他财产从乍得共和国漂了过来，可是他们又没有什么护照，而且他们又没有离开自己的家园，那如何办？布杜马家庭如果要把牲口带到另一个岛上放牧，他们通常会游过去。如果他们想捕鱼，或过宽阔的湖面去遥远的彼岸，他们就会用到纸莎草船。在博尔，我们听说有些纸莎草船大得足以装下四十吨货物，甚至更多。穆萨也说，他曾帮忙建造过一艘大“卡代”，能将八十头牛运过湖去。还有一艘容纳了足足两百个人。这种船想造多大，就能造多大。 有关“卡代”载重的各种描述听起来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但当我和穆萨、奥玛、阿布杜拉全都跳上我们那艘仓促建成的小船时，我开始相信之前听到的一切。小船太窄，坐下时就跟骑在上面一样。我们四人站在一起，身子还有点摆晃，而这纸莎草船竟没有一丝弯折或摇晃的迹象。远看一片碧蓝的湖水其实并不清澈，我可不想掉进这满是虫子的浑汤里。尤其在这片纸莎草丛里就更是危险，因为虫子寄生的螺类就趴在草叶上。我们的两位造船师开始交换位置，他们来回摇晃着，从我们身边挤过去，同时用手揽住我们，以防我们掉下水去。不论他们怎么折腾，小船始终保持平稳，高高地浮在水面上，就像一艘充足了气的小游艇。在靠近一座大岛的芦苇丛中，我们发现了一艘已近腐烂的旧纸莎草船，大部分已没入水面。船上的绳索大都已经腐朽，但当我小心翼翼地登上去时，船身还能承载我的重量。这船有多旧？奥玛说有一年了，但他也拿不准。不管怎样，这船已经很有些时日了，但它仍漂浮在湖面上。 我们整整一天都乘船穿行在美丽的纸莎草岛之间。其余人跟在我们后面，他们乘坐的是停泊在那几只独木舟旁的一艘较大的“卡代”。但没过一会儿，我们四艘纸莎草船就靠在一起了。我们撒下渔网，一种名叫“卡比泰纳”的大鱼在我们身旁跳跃。夜幕降临。我们在纸莎草船上的第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我们三个欧洲人一起站在客房外，抬头仰望，天幕上繁星点点。其他人都是距离此处较近的旅客，早已在地板上入睡了。我们在回来之前去了美国和平队队员比尔?哈里塞居住的小屋子。他是个年轻的单身汉，他的屋子里吊着一只汽油筒，装着一只自制的喷头。比尔让我们用这个喷淋，好好地冲洗了一番。比尔这样的人实在难得，他独自驾车在沙漠中穿行，为宗教战争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他在条件极其恶劣的地方打井引水，在那些井水汩汩流出的村落，再没有一个穆斯林觉得有必要杀戮基督徒。如今他到处打井，无论是在黑人区还是阿拉伯人区。 经过一场“洗礼”，我们如获新生一般。在钻进闷热的公共客房之前，我们在外面站了一会，最后呼吸了几口清新空气。我们本来很想在外边『露』宿，但由于沙漠在夜间经常有毒蛇出没，我们只好作罢。 这是一个炎热的夜晚，没有月亮，四周一片漆黑。闪烁的星星仿佛在讲述一个个冒险和浪漫的故事。只有蝉和无数的青蛙在纸莎草丛中鸣叫，时远时近。沙漠死一般沉寂，村庄也悄然无声，一切都被黑夜吞没了。我们最后望了一眼星空，正准备弯腰进门，回客房睡觉，突然听到了什么声音，于是我一把抓住另外两人的胳膊。我们全都竖起了耳朵。只听从沙漠中传来一阵隐隐约约的击鼓声和管乐器的演奏声。整个东边都是这种声音，它就像是由沙砾本身奏出的，温和的夜风就是乐手，把这音乐播撒到无边的黑暗中。四周看不到一丝亮光。我再也睡不着了，必须去看看不可，在这神秘而飘渺的交响乐背后，该是怎样神奇的画面啊！我想拉另外两人和我一起去探个究竟。但他们却毫无兴趣，想去睡觉。于是，我拿上最小的手电筒，放进口袋里。除了紧急情况外，最好别用这东西。如果要旁观而不惊动任何人，就该用些不易察觉的工具。但在这里的所见所闻让我感到非常不安，如果遇到困难，这手电筒或许能派上用场。 四周一片漆黑。我看了看天上星星的方位，以便回来时能在这广袤的沙漠地中找到回客房的路。我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刚走了几步，客房就已经完全消失在黑暗中了。我小心翼翼地在沙地里走着，把脚抬得高高的，以免被绊倒。我发现，走在细软的沙地里，我的脚步声几乎完全听不出来。我就这么走了好几分钟，那鼓乐声却依然很遥远。这时，我碰巧走到一堵砖墙前面，是走到村子里来了。这是一栋阿拉伯人的房子。我『摸』着墙壁来到一个拐角处，然后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转过弯去。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我那探路的手指碰到一道芦苇篱笆。没有一间屋子透出一丝灯光。在两道芦苇篱笆之间，一条宽阔的沙路笔直指向音乐传来的方向，这时，声音清楚多了。借着微弱的星光，我甚至能辨别出茅草屋圆锥形屋顶的轮廓。但再往下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我正想加快步伐，却被一个『毛』茸茸的大东西猛地绊了一下。这东西发出一声惨烈的尖叫，害得我摔了个嘴啃地。只见那东西越变越大，最后竟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原来是头正在睡觉的骆驼，被我惊醒了。它站了起来，四肢关节咯吱作响，然后就走开了，我一直没能看清它的模样。 我静静地站在那儿，一点亮光都没有。那些屋子里也没有别的动静，只有远处传来的音乐声，现在听得很清楚了。鼓声、木笛声，可能还有喇叭声。我继续『摸』索着前进，一直穿过村子，音乐声犹在耳边。我看见一盏油灯发出的微弱灯光。当我走到这些屋子的另一头时，看到一长串人影从灯光里经过，川流不息，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这里有一块『露』天空地，也许就是沙漠起始的地方。我『摸』索着绕过最后一道篱笆，正好可以靠在一堵土墙上，一声不响地观看。这时，我看到的人影越来越多，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我从几个蹲在墙角的小孩身旁跨过，他们出神地看着亮处里发生的一切，见到我从黑暗中走出来，竟没有任何反应。这里人来人往，我最好还是静静地站在墙边，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到处都是裹着衣服的人，全都盯着那见不到头的游行队伍。 但这不是游行，而是一圈人在围着灯光跳舞。人数很多，都是男的，他们曳足而舞，身体前后摆动，时而弯腰及地，时而仰面朝天。他们围成一个大圈，不停地转啊转。那急促的鼓点和木管乐器把富有东方『色』彩的诱人音符传向夜空。我瞥了一眼站在圈子里的乐手们。那里似乎正发生着什么怪事，但我看不真切。这时，闪现出两个女人的身影，她们似乎坐在椅子上摇晃，又好像被什么人拽着头发。我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竭尽全力想看得更清楚些。正在这时，又一个情况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位舞者离开了圆圈，迈着舞步径直向我走来，手中拿着一把短剑，不时地朝跳舞的人群挥舞着。 这一定只是个巧合，他不可能看见站在暗处的我；可他真朝我走过来，现在我可以肯定他看见我了。不一会儿，那闪闪发光的短剑就在我的鼻尖上挥动。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表示我很欣赏这样的玩笑。但那人并未『露』出白白的牙齿，用同样的笑容回报我。这位皮肤黝黑的阿拉伯人阴沉着脸，继续跳着舞，跟着音乐节拍摆弄着他那挑衅而嘲弄的击剑动作。我瞥了一眼围着圈子跳舞的那些人，他们未受任何干扰，仍在那里跳舞。只有这个该死的家伙与众不同。我又努力朝他笑了笑，以表示和解，但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根本没什么可笑的。这个人如此讨厌无礼，那情形实在令我难堪。他的举动越来越放肆，剑尖差点碰到我的鼻子。突然，那剑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插』进墙壁，离我的脑袋只有毫厘之差。 我拼命地思考着。如果我抓住剑刃，手指会被割断。他站在短剑的后面，我够不着他。他跳着舞，双腿有些不稳，似乎处于恍惚状态。他喝醉了吗？我没闻到酒。难道是吸毒了吗？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现在必须做点什么，否则就有可能没命。 于是，我开始凭直觉行事，连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失去理智了。我在想，如果我的家人看到我这副模样，一定会认为我疯了。我开始手舞足蹈起来，跟着那个持剑『乱』晃的家伙一道舞动着。刚开始，我只是在原地踏步，以免鼻子碰到剑尖。那个阿拉伯人一定大吃了一惊，我发现他在瞬间错了一个节拍，但马上又调整了过来。我们俩对舞着，他向后退，我向前进，踩着同样的节拍，一直舞到光亮处，舞进圆圈里。他们自动给我们让出路来，没有人表『露』些许诧异，也没有人『乱』了节拍。我茫然地跟着别人做同样的动作，忘了留意那个引我舞蹈的剑客，也没有注意舞圈里的人影。当我的注意力完全恢复后，我只看到四位乐手在油灯附近，跺着脚走来走去。我加入了跳舞的大圈子，其他人的肤『色』都黑得像炭，有阿拉伯人、布杜马人，还有卡南布人。他们的舞蹈还算简单，只要找准节奏，先在地上拖一步，然后单脚跳一下，再弯一下腰，自然就会跟着舞动起来。 跳了好久，这时我才注意到跳舞的圆圈已经越来越小。很多人都悄然离去了，不一会儿就只剩下十几个人，紧紧围着油灯和那几个乐手，继续转着圈。喇叭手似乎从幼年起就开始吹奏，他的腮帮子鼓得像个胖娃娃。当他吹奏着木制的喇叭时，看上去就像个玩具娃娃，橡皮做的脸颊胀鼓鼓的，由黑『色』变成了褐『色』。这也许是灯光的作用，但我不会看错的是，汗珠正顺着他的额头往下淌。当我再靠近看时，发现其他人也一样满脸是汗，特别是那些跳舞的人。这时，我注意到另外一点，有些舞者手中拿着一枚小硬币，把它向上一举，再向下一沉，滚到喇叭手那里，然后便离开了。如果这意味着一个圆满的结尾，那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表现得和其他人一样大方慷慨。于是，我拿出一张乍得钞票，夹在手指间。喇叭手立即抢在几个鼓手前面走了过来，热情地把他那刺耳的乐器伸到我脸上。随着节奏加快，圆圈也越来越小。 只剩我们四个了，那几个乐手显然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那个最有钱的人身上。其他几个人全都汗流浃背，令我吃惊的是，他们似乎已精疲力竭，就像在进行一场耐力测试。其实，这种舞只不过相当于我们国内那种时间拖得很长的“摇摆舞”或者其他的快步舞。也许这些沙漠骑士不像我们这些北方的滑雪家那样习惯于健身和耐力运动。这不过是玩玩罢了。话说回来，其他人可能已经跳了好几个钟头了，而我不过才刚刚加入而已。这种舞步可以永远地跳下去，拖一步，再拖一步，单足跳一下，弯腰，然后再伸腰。但节奏却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乐手们想要让舞会结束了。又有一个人离开了，接着是另一个。这简直成了一场竞赛，舞步越来越快，我们边跳边喘着粗气。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人了，接着他也退出了，只有我一人还在跳着。那个喇叭手一把搂住我的脖子，把钞票拿走了。我停了下来。黑暗中，人们从四面八方拥了过来。他们瞪大双眼，脸上混杂着各种复杂的表情，每个人都想挤上前来看个仔细。 我大口呼吸着，感到一阵愉悦的疲惫，摆脱了拿剑的人，仿佛如释重负一般。我再没有见到那个人，眼前却出现一个大个子，拖着两个身形健硕的女人从黑暗中走出来。她们不算年轻，跟白天在岸边见到的那些标志匀称的女子相比，她们也算不上特别漂亮。汗珠从她们的额头上流下来，沾满汗水的皮肤闪闪发光。也许她们就是之前在圈子里的那两个女人，当时的混『乱』状况我没有看清。她们像战利品一样被小心翼翼地放到我身边。在昏黄的灯光中，几百张阿拉伯人和黑人的脸向我们靠过来，现在该怎么办？我越来越被卷了进去，怎样才能摆脱这伙人？怎样才能回到那静谧的夜晚中去呢？ 正在这时，我感到一只有力的手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是奥玛，他的脸如同太阳般在灯光中闪耀着。 “先生，好样的。”他咧开嘴大声地赞许着。他会的法语就只有这些了。奥玛成了我的救星。我总算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这显然是一次属于平民的庆祝活动，因为苏丹和行政长官都没有出现。奥玛是个受尊敬的人，旁观的人见到我同这位苏丹的亲戚交情不错，就都散开了。于是我们离开了人群，一起穿过空『荡』『荡』的村庄，走进蝉鸣声声的黑夜中。 第二天，我在博尔的地位提升了。有关我的传闻到处流传，绘声绘『色』地形容我跳舞时如何英勇，还传说我慷慨地给了乐手一大笔钱。另一方面，行政长官接到了内地恐怖活动和阿拉伯人暴『乱』的最新报告，他坚持让我们继续呆在他这里做客，直到我们有机会乘飞机安全地离开。通过无线电话同拉密堡联系是不大可能了，但那位阿拉伯电报员可以给他们拍电报，说我们急需一架出租飞机。 我们现在在博尔已经有不少朋友了，乘着纸莎草船在湖上泛舟的日子实在令人惬意。一周过去了。一天，一阵引擎的声音响彻浮岛上空，一架小型飞机在纸莎草上方低空飞翔，掠过村庄的屋顶，降落在一片平整的沙地上。随后，我们见到了那位法籍飞行员。他准备带着我们三个即刻起飞，但飞机太小，除了必备的衣物外，既容不下我们那艘小纸莎草船，也装不下那些沉重的摄影器材。于是，纸莎草船被抬到一辆吉普车的顶上，所有的摄影器材都装在另一辆车里，由巴巴驾驶。行政长官和苏丹都认为，如果这两个非洲人独自驾车穿越沙漠，没有人会攻击他们，只要车上没有陌生的白种人。 我们最后告别的人是那两个造船者，奥玛和穆萨，以及我的翻译阿布杜拉。当我询问如果以后需要造纸莎草船的行家，能否让这两位布杜马兄弟来埃及帮我时，行政长官和苏丹都很愉快地答应了。阿布杜拉把我的问题从法语译成阿拉伯语，再从阿拉伯语译成布杜马语，好让奥玛和穆萨都能听懂。这两兄弟高兴地大笑，不停地点着头，紧紧握着我的手，表示他们的热情。 “他们答应了，”阿布杜拉郑重地解释道，“到时候还是我给你们当翻译！” 我们登上了飞机，但飞机还没做好起飞准备，我没有留意当时的回答。但时间证明阿布杜拉确实留意了。我们用几根钢丝绳，一头连在巴巴的吉普车上，一头固定在飞机上，借着它们的作用，飞机向前滑动起来，升入空中，掠过布杜马房子、“卡代”和长满纸莎草的沼泽地。我们身后是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沙漠，我们在到达博尔前曾在这沙漠里一路颠簸。飞机下面是乍得湖，那里有世界上最奇特的岛屿群。从远处看去它像是一副边缘呈锯齿形的绿『色』七巧板，放在蓝『色』的桌面上，不知被谁不小心弄『乱』了。那些浮岛就是绿『色』的拼板，边缘曲折，千姿百态，在杂『乱』的拼板之间，蜿蜒着无数的蓝『色』缝隙。在一些绿『色』拼板上，矗立着又小又圆的草棚，还有四处放牧的、像玩具一样的牛群。在蓝『色』缝隙处经常会出现犹如黄『色』芥末籽的“卡代”。接着，我们便只看见一片蓝『色』，我们终于到了沙里河的入口。 我们只用了一个小时就飞过了乍得湖，来到拉密堡，在那里等着我们的吉普车。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事情有些严重。连到博尔的电话一直是通的，那位友好的长官很确定地告诉我们，两辆吉普车早就离开了。 在拉密堡车主的帮助下，我们又派出一辆吉普车，在去往博尔的路上行驶了一半，然后折了回来，结果除了我们去时在沙地上留下的车轮印以外，没有发现任何情况。于是我们又派了架小飞机去探个究竟。它在沙漠上空盘旋了三个小时，并没有发现任何吉普车陷在沙地里。在湖上考察的法国科学家也派出一辆吉普，从博尔一直搜寻到拉密堡，然后再折返回去。这次，吉普车司机也没有任何新的发现。 我们把有关情况通知了当局，他们也无能为力。警察局长解释说，这不是一起抢劫案，只能算作内战。我们错过了预定好的航班，它每周只在拉密堡停留一次。两位摄影师本来要去埃塞俄比亚执行另一项任务，但现在由于遗失了昂贵的摄影器材，他们无法成行。 于是我们想到了一个主意。以米歇尔为代表，我们去了趟法国军队总部。乍得成为独立的共和国后，法国人谨慎地从各个『政府』部门中撤出，那里再也看不到一张白人的面孔。不过，在需要时要找到他们并不困难。对那位法国军事长官来说，找到两辆丢失的吉普车并不是什么大的难题。由于北部和东部兴起的阿拉伯人暴『乱』，在沙漠的各个军事要点都驻扎着法国的军事巡逻兵。各驻点还装备着移动无线电接收站，一旦恐怖行为转变成有组织的叛『乱』，他们随时可以召集法国伞兵部队。几周以后，这种情形真的发生了。只花了几个小时，军事长官就收到报告，在一座偏僻的沙漠村庄中找到了那两辆吉普车，隐蔽地停在一棵大树的树阴下。我们的两位司机已经带着他们贵重的战利品弃车而去，并试图把赃物卖给阿拉伯人。我们视若珍宝的纸莎草船对他们来说不值一文，就这样被丢弃在沙漠中。令他们失望的是，没有人对摄像器材有兴趣，所以他们能够卖掉的只有汽油。他们把每个油箱里的汽油倒得一滴不剩。巡逻兵抓住了这两个逃跑者，通过无线电广播告诉我们，如果想要这两辆吉普车回到拉密堡，我们就必须再派一辆装满汽油的吉普车过来。 不守信用的巴巴和他的同谋最后下场如何，我们无从知晓。一周后，当巨大的班机即将飞赴欧洲时，一辆吉普车驶近飞机的活动旋梯，卸下被偷窃的摄影器材。但他们俩并不在车上。我们忠实的翻译阿布杜拉随后却被当局逮捕入狱，理由是怀疑他在博尔充当我的同伙，从事贩卖黑人奴隶到埃及的勾当。但没有人能够证实他的罪名。 飞机起飞了，中非这个『迷』人却还没有成形的大熔炉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一同远去的还有它的丛林和沙漠、黑人和阿拉伯人。眩目的阳光将飞机巨大的影子投『射』在无边无际的撒哈拉沙漠上，沙砾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是属于20世纪的投影。 别了，非洲。 第1卷 第五章在尼罗河的源头 要造芦苇船，就必须得有芦苇，因此我们需要纸莎草。可是，到哪儿才能找到纸莎草呢？当然得到乍得湖—沙漠之湖里。但是那个中非的心脏却与周围各地相隔离，没有河流，没有公路，没有铁路。而骆驼商队的载量远远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造船的人当然可以用飞机来运输，但靠空运的纸莎草来造船却远远不够。如果想穿越沙漠，把纸莎草从博尔的芦苇沼泽运送到首都附近的机场，这无异于白日做梦。 到埃及去找怎么样？当然。法老墓室的石壁上画着芦苇船、石头与芦苇、沙漠中的石头和尼罗河上的纸莎草。石头和纸莎草芦苇是大自然赋予古代尼罗河人民的礼物。还有泥浆，源自埃塞俄比亚山脉的尼罗河岸溢出的泥浆。农民靠着这种泥浆维系生活，渔民靠芦苇造船，法老则用石头为自己建造墓室，以期来生。埃及的文人墨客们在这种纸莎草制成的纸上写下了人类最古老的历史。石头被人们装上纸莎草船，而纸莎草船也被人们刻在了石头上，不朽于世。纸莎草花一次次地出现在古埃及的艺术作品中，它是上埃及的民族象征。在神话中，太阳神“拉”之子，鸟头人霍勒斯把它同象征下埃及的莲花联系在了一起，以此象征国家的统一。 要造一只轻便的木筏，就得像当年的印加人一样，钻进厄瓜多尔的热带雨林，寻找生气盎然的多汁树木，以避免吸收水分。同样，要造一只纸莎草船，就得像当年的法老一样，遣人入尼罗河畔的芦苇沼泽，割下新鲜的芦苇。法老想要造船轻而易举，他的造船匠们对纸莎草和纸莎草船无所不知，造船的技艺世代相传。在他的宫殿外，劳动力和造船原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尼罗河两岸的纸莎草沼泽地从地中海开始延伸，遍及法老那位于埃及沙漠中的整个王国。 但这些早已成为陈年往事。 “现在埃及已经没有纸莎草了。”乔治?苏利埃尔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他是一位埃及潜水员，对尼罗河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又补充道：“要是想建造一座金字塔，这里的石头用也用不完。但纸莎草可是稀罕东西，连做一只玩具小船都不够。”此时我们正坐在他驾驶的一艘汽船上，他带着我们驶向河岸，好让我们眼见为实。 尼罗河上帆船往来不断。岸边有棕榈树、沙滩、农田，但偏偏没有一棵随风摇曳的金穗纸莎草。从上世纪的某个时候起，纸莎草就在埃及绝迹了。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委。众神们收回了这个最古老的恩赐，纸莎草好像全被连根拔起。石头还在，山上和金字塔上到处都是。但泥浆也近乎消失，因为本国新的统治者建造了阿斯旺混凝土大坝，使流动的泥浆被截住。纸莎草在尼罗河畔绝迹的那一天，也就是纸莎草船造船术在埃及失传之时。 我们在景『色』怡人的尼罗河上，时而逆流而上，时而顺流而下；时而骑马、骑骆驼，时而又乘坐巴士、火车，甚至乘船。我们登上那些饱经风霜的小渔船和货船，坐在烈日炙烤的灰『色』船舱上，啃着阿拉伯面包，不时用手指从酸『乳』酪上挖下一块送入口中。这么做全都是为了从那些衣衫褴褛的船夫口中探出一点关于纸莎草的消息。他们从不穿鞋，而且几乎从不会在岸上呆上一天，因为他们的家人、家畜等所有重要的物品都在船上，他们自己也出生在船上。眼下这只经过修修补补、船头搭着一个帐篷的木船，就是尼罗河渔人的家，就是他的村庄、他的世界。我们长了好些见识，知道了人们怎样挤在一起，在几乎没有下脚之地的舱面上作息生活；怎样在这易燃的舱面上用土灶做饭；怎样在烈日的暴晒下贮存食物。我们的确收获颇丰。但如果他们知道有关纸莎草的事的话，那恐怕也是从我们这里学到的。他们从没见过一朵纸莎草花，就连在开罗博物馆前的喷泉处那些为游人而栽培的一小束纸莎草花，他们也没有见过。他们从没见过法老墓室的内景，没见过描绘芦苇船的图画，更没有从祖先那里听说过，在尼罗河上，除了他们自己这种木制的小帆船外还有过别的什么船。 但是尼罗河源远流长。它穿过埃及和整个苏丹，发源于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在尼罗河源头的湖泊里，纸莎草顽强地生存着，据说长势非常茂盛，如同在遥远的乍得湖一样。 古代的那些文明族群一定都经历过远途跋涉。统治埃及的几个法老都出生在遥远的埃塞俄比亚—青尼罗河的源头。在黑暗的中世纪，人们彻底地遗忘了这一点，当时的传说认为尼罗河的源头是在神秘而隐蔽的“月亮山”。直到哥伦布时期，欧洲人才如梦初醒。随着尼罗河的上游被意大利和葡萄牙的航海家们重新发现，现代人才第一次知晓，青尼罗河其实源于塔纳湖，它位于埃塞俄比亚中部高原，比海平面还要高。 比起法老来，我们的条件相差甚远。我们得亲自上溯至尼罗河的源头，去寻找纸莎草，而尼罗河是世界第二长河！其实，在摩洛哥和西西里岛也能找到纸莎草，但数量甚少，远远不够造船使用。当时苏丹政局不稳，如果有游客申请入境，理由是要造一艘纸莎草船，当局一定会高度怀疑他的动机而拒签。而埃塞俄比亚则恰恰相反，他们为旅游者大开方便之门。于是我们乘坐预定的航班，准点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着陆。这里海拔一万英尺，是这个自豪的古老王国的心脏。我们降落在苍翠的高原上，茫茫绿野上点缀着黄『色』的野花，异常美丽。 和我同来的旅伴叫托西，是一位意大利籍的摄影新手，人很消瘦，身材比一般人要高出一头。我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他那细长的身子塞进小小的出租飞机里，一同飞往塔纳湖。他的行李箱里几乎全是喷雾杀虫剂。埃塞俄比亚那绿草覆盖的高山上刮起了阵阵狂风，我们的飞机也随风摆动，就像『荡』秋千似的。在我们下方，圆形的草屋像蜂房一样，散落在如画的山冈和小丘上。这景致好似一个高低起伏的高尔夫球场，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绿『色』：浅绿、深绿、略带红『色』的绿。随后，我们看到了陡峭的悬崖和深深的溪谷，白晃晃的湍流，疾驰而下。之后，我们飞过尼罗河的上游，看到红褐『色』的洪流在嶙峋怪石间急流勇进，围着曲折的峡谷绕了一个大圈，这正是大自然所写下的苍劲大字。它记录着自古以来，尼罗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相同的道路上将山石咀嚼成泥浆，然后喷涌而出，注入山下的苏丹和埃及的沙漠和平原。自法老时代以来，尼罗河就一直以埃塞俄比亚的山石为食，将泥浆带入埃及，滋润着那里的农田。尼罗河的旋涡书写了历史，并产生出肥沃的土壤，孕育了早期人类的文明。 我们的思绪突然中断了。飞行员猛地拉动『操』纵杆，飞机突然垂直而下，栽向悬崖，机翼甚至刮到了树尖。尼罗河突然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我们只能看到岩石和树冠。同时，我们听到了震耳欲聋的咆哮声，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涌来，将飞机的引擎声完全淹没。我抓紧座椅，屏住呼吸。我的前胸好像要贴到了后背！突然，在这咆哮声中，尼罗河再次出现在我们眼前。整条大河倒竖过来，好像一面巨墙，矗立在我们面前。汹涌的河水冲过悬崖，倾泻而下，激起无数白沫，声响如雷。太阳也躲到峭壁后面不见了。此时，驾驶员再次拉动『操』纵杆，我们紧紧抓住座椅。借着一阵强大的气流，升降舵带着飞机猛然上冲，我们飞进空中那条绚丽无比的彩虹中。我们仿佛从女巫的锅边轻盈地掠过，河水在这里缓缓流动，突然又一落千丈，垂直向下。然后，尼罗河好像又魔术般地变成了水平方向，看上去焕然一新，缓慢而平静地向前流淌着。它坐落在一片空旷的高原之上，这里见不到任何峡谷和石壁的影子。在这世界屋脊上，层峦叠翠的山上长满了热带常青植物。在一片绿『色』中，阳光照在平静的水面上，泛起点点银光。 “还要再看看吗？”驾驶员问道，可是还没等我们回答，他就把飞机侧过来，绕着山冈低低地飞了一圈，然后冲向烟雾缭绕的峡谷，让我们再次领略了那惊心动魄的场面。 “铁西萨特瀑布，”当我们的耳朵又恢复听觉时，飞行员说道，“整个尼罗河河面在这里奔流而下。当地部落把尼罗河和这瀑布合称‘铁斯阿贝’，意思是‘冒烟的尼罗河’。” 我们回头看去，立刻明白了这名字的由来。在宽阔的河面突然消失的地方，升起缕缕细雾，被一股气流托上万里无云的天空，好像一堆巨大的篝火燃起的滚滚烟雾。 很快我们就要在巴赫达尔着陆，我们立即拍摄下了这咆哮的峡谷。这是两个世界的分割线，或者说是一个世界的两个层面。我们知道，这里的人们仍然像法老时期那样，划着纸莎草船来来往往。我们期待在这里找到足够的纸莎草，因为从铁西萨特瀑布到青尼罗河的发源地塔纳湖只需一天的时间。我们已经到达了中世纪传说中的月亮山了！ 当我们到达河流的源头时，夜幕即将降临。塔纳湖静静地躺在那里，在夕阳的照耀下，波光粼粼，湖面上倒映着山峦、树尖和晚霞。湖湾中，有什么东西在晃动，几条细长的影子好像某种水禽，尾巴向上翘起，在银光闪闪的湖面上游来游去。一会儿它们又全都消失在树木的倒影中了。然而当它们驶入泛着银光的湖面时，轮廓立刻变得清晰起来。六只！有六只纸莎草船在塔纳湖上漫无目的地划行，两岸都是丛林，湖面逐渐呈现尼罗河的形状，向铁西萨特瀑布流去。每艘船上坐着两三个人，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枝细长篙，一边一下地划着，就像划独木船一样。他们或许是在河口打鱼，或许是劳累了一天之后，在平缓的旋涡处玩耍嬉戏，那里正是尼罗河的源头。在远处，一只纸莎草船形单影孤，在白『色』浪花的拍打下，顺流而下，向大瀑布奔流而去。只见驾船人巧妙地调转一下船头，纸莎草船又向湖面驶回，瞬间，人和船都消失在沿岸寂静的树影中。 这就是月亮山了，高耸入云、直指月亮的山。这正是中世纪的探索者们，穿过遥远的红海，或者跨越埃及平原到达此地时所见到的景象。塔纳湖本身海拔六千英尺，而周围环绕的高山则达到一万两千到一万四千英尺。但湖面烟波浩淼，根本看不到对岸。塔纳湖是黑人僧侣的家。他们居住在富饶的丛林小岛上，离这里还很远，与外界联系的惟一工具就是纸莎草船。虽然相隔甚远，且天『色』已晚，但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乍得湖的纸莎草船是船头翘起，而尼罗河源头的小船却保留了古埃及的风格，船头船尾都向上翘起，船尾弯成古埃及船的特殊形状，呈半圆形，几乎包住了小船。在幽暗的黄昏中，从尼罗河的源头看去，我们的视线似乎穿越了河流，穿越了时光，进入了历史的长河。 夕阳西下，坠入远处的树林后面，而天『色』也如剧院中的灯光一样，渐渐地暗下来。随着光线暗去，黑『色』的群山和湖水定格成一幅永久的画面。柔柔的夜风吹来阵阵香气和神秘的气息。这气息来自湖上诸岛。岛上，时间仿佛仍然停留在中世纪，僧人们一代代承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守卫、保持着中世纪的各种传统。僧袍、礼教、信仰，这些都是中世纪时他们的祖辈带到岛上来的，至今他们仍视若珍宝。尽管岛上遍地树木，但僧侣们从不用树木造船。他们的祖先划着纸莎草船，从远古划到了中世纪，而如今，他们从中世纪一直划进了核时代。我们来到这里，向僧侣们学习有关纸莎草船的经验，因为只有他们最清楚到哪儿可以找到我们需要的大量的纸莎草。 谁是僧侣们的老师呢？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尼罗河的两端，它们不仅都有纸莎草船，而且都曾处于法老的统治之下。中世纪，尼罗河口地区和尼罗河源头之间的联系被切断过，但在此前，基督教曾经从埃及传向埃塞俄比亚。早在公元330年，科普特基督教便由埃及传到了埃塞俄比亚，而在此后的几个世纪基督教才传到北欧。早期的基督教徒们在古代阿克森姆王国定居，生息在塔纳湖北边的高山峻岭之中。后来，为了逃避宗教迫害，很多教徒逃向南方，逃往塔纳湖和兹瓦伊湖的岛上。如今，塔纳湖上的黑人僧侣隐居于此已有七百多年，他们从大陆上寻找新的接班人，然后用纸莎草船把他们送往各个岛屿。 为了拜访这些僧人，查清湖区纸莎草的来源，我们雇了一艘带有发动机的破旧铁船，后面还拖着一条纸莎草船。一个雄心勃勃的意大利人把两艘铁摩托艇运到了塔纳湖，为的是与驾驶纸莎草船的当地人比试比试，看看哪种船能更快地把谷物从岸边小码头运到塔纳湖南北两个大市场去。 我们到达的第一个岛屿的岸边长满了大树，盘根错节，向湖水中伸展出去。我们坐着轻快的纸莎草船，绕过这些根枝上了岸。在第一棵大树的树干后有条小径，有两个僧侣在那里等候我们，他俩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是我们奉他们的命令而来。他们裹着长及脚踝的大袍子，衣襟却敞开着，赤着脚，面『色』黝黑，蓄着黑须。他们指指胸前的科普特基督教十字架，默默地鞠躬，温文尔雅地示意我们去往山顶神殿的路。一艘艘小纸莎草船靠在洒满阳光的墙上，地上还有成捆的晒干的芦苇。教堂兀自矗立在最高处，看起来就像散布在山坡上的僧侣们的简易居所，只不过高大一些而已。一切都是圆的，墙的柱桩竖得笔直，圆锥形的屋顶铺着厚厚的稻草。有人敲打一块悬挂的厚石板，如同敲锣般发出低沉悦耳的声音。僧侣们纷纷出来散步，许多人看起来和大多数埃塞俄比亚人一样，英俊且高傲，黑皮肤、鹰勾鼻、黑胡子，轮廓鲜明。也有个别人看起来十分瘦弱，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其中有幼童、青年，也有白须飘拂、弯腰驼背的老者。他们都很穷，身穿寒酸的袍子，不是光着脚就是穿着凉鞋。他们一日三餐靠的无非就是那一小片土地上出产的粮食和湖中打捞的鱼。他们除了祈祷、『吟』唱，就是冥思。 我们感觉自己受到了他们的欢迎，相信一定能获取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两名戴头巾的长者拿出了几个像桶一样的皮鼓，一边用手掌拍打鼓面，一边用沙哑低沉的声音唱起遥远陌生的古代教堂歌曲来。这些歌曲一定是从埃塞俄比亚最古老的基督教徒那里流传下来的。他们的先辈们也一定是唱着这样的曲子，从阿克森姆王国逃到塔纳湖。 这座岛屿名叫科弗朗?加百列。当僧人把我们带入那座茅草做顶的教堂时，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手持利剑的天使加百列。巨幅的塑像矗立在殿堂的正中，周围是一群彩『色』的圣经人物，装点着中央神殿的每一个侧面。中央神殿类似于祭坛，几乎占满了教堂的整个中央部分，周围仅留出一条走廊。四面八方都开有门。塔纳湖上所有的科普特教堂都十分相似。人们在里面可以看到完整的圣经故事图画，风格朴素而生动，看上去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其中有些甚至更久。僧侣们证实了这一点。在这些画面中，我们看到了法老和埃及军队在红海被淹没的经过，『露』出水面的只有士兵头上那光亮的头盔和步枪的枪管。 我们脱掉鞋子，穿着袜子，被引入教堂，出来时却带上了几百只教堂旧地毯中的跳蚤。我轻轻地把它们赶走，而摄影师的动作却异常滑稽古怪，原来有几只已经钻进他的袜子、腋下和头发里去了。他狼狈不堪地跑回小船，未加思索就把衣服脱得光光。僧侣们大吃一惊，后来才知道他是在喷驱虫剂。这时，我向僧侣们提出了纸莎草船浮力的问题，奇怪的是，他们对此知之甚少。尽管纸莎草船对这些岛民来说，就像马或骆驼之于贝鲁因人，但是，他们中却没有人测试过纸莎草船在水里浸泡过一天后，还能有多大浮力。每次用过之后，他们便会把纸莎草船拽上岸来，将一头竖起晾干。否则，船就会一直吸水。僧侣们说，吸饱了水的纸莎草船也不会下沉，但已失去了运载能力。船越大，在水面漂浮的时间越长，但船并不是越大越好，因为要把大船拖上岸来晾干非常困难，造一艘巨船实非明智之举。 我们去的下一个岛名叫那嘎岛。这个小岛地势平坦，在浅湾里生长着纸莎草，僧侣们还得用这些纸莎草来更新他们自己的船只。他们说：“纸莎草会腐烂。即使我们每次用完都把船晒干，也必须一年更换一次船只。”岛上矗立着一座长满苔藓的石塔，是孟图阿布女皇在公元250年前建造的。在石塔的拱廊上坐着一个僧侣，一言不发，一动不动。他这样一坐就是好几年，立誓要静坐余生侍奉上帝。他的师兄弟们给他送饭，把他奉为背衬云霄的活圣徒。 我们又赶到与那嘎岛相邻的岛屿上。此岛从湖面高耸而出，山峦叠翠，丛林密布。这是塔纳湖最为圣洁的岛屿，名叫达嘎?斯捷方诺。这个岛如此神圣，任何女『性』，哪怕是女皇也不得上岛。最后一个试图登上该岛的女『性』是埃塞俄比亚至高无上的孟图阿布女皇。两个半世纪之前，当她与大臣乘坐一艘巨大的纸莎草船抵达该岛，试图上岸时却被婉言谢绝。于是，她只好驶向那嘎岛，并在那里建造了庙宇和塔楼。 从湖上看去，这座神圣的小岛异常美丽。透过山冈上的树梢，可以看见一个竖着十字架的茅草屋顶。一个衣衫褴褛、患有严重橡皮病?的僧人把守在登岸处。他身后的大树上靠着一排小小的纸莎草船。我们满心好奇、无比期待地跳上岸边的石头，踏上这座神圣的岛屿。僧人允许我们研究这些纸莎草船，当我们沿着那条宽阔的土路向山冈走去的时候，他也没有阻拦。一路上陪伴我们的有参天大树、草屋和僧侣。见到我们，他们默默地鞠躬致意，边喃喃祈祷，边在胸前画着十字。当我们问起纸莎草，他们都把手指向巨大的内陆海。在那儿，生长着无穷无尽的纸莎草，他们自己也是从那里取草。我们又问起纸莎草船的浮力问题。他们的回答是八天，最多两周。即便不是因为负载而下沉，用不了两周时间，纸莎草船也会烂掉，浪头拍来就断成两截。纸莎草船必须保持干燥，拖上岸来晾晒。但他们知道的也仅此而已。 我们未获准进入庙宇。它看起来摇摇欲坠，墙壁是用瓦片、石头、竹子和草垒砌而成。寺庙旁边有一座洞『穴』似的小屋，里面装满了圣骨。两个笑容可掬的僧人把我们请入了屋内。里面阴森恐怖，堆满了白森森的骷髅、破旧的十字架和其他高僧的遗物。最珍贵的要数用布盖着的四口玻璃棺材。揭开盖布，『露』出四具干枯的埃塞俄比亚国王的木乃伊。他们双手交叉置于胸前，手臂上满是皱纹，在这座圣岛上永垂不朽。当年，送葬的队伍就是驾着纸莎草船，穿过波涛汹涌的塔纳湖，把这些帝王的木乃伊运送到此，就像当年法老的木乃伊渡过静静的尼罗河前去入葬一样。 从黑暗的屋子里出来，我们又回到阳光底下。我们打开小录音机，把我们刚才的录音播放给他们听。听到自己的声音，他们显得大为惊异。很快，他们就活跃起来，人人都想说话、唱歌。他们在宽阔的石级上排成几排，娓娓地唱起了古代科普特赞美诗来。我蹲在他们前面，为他们录音。我身后站着摄影师，由于个子太高不得不弯下腰来给他们照相。突然，他发出一阵咆哮和谩骂声，声音如此之大，引起录音机上的指针一阵剧烈的晃动，然后停在了原点。僧侣们惊呆了，双唇紧闭，双目圆瞪。我回头一看，摄影师正疯狂地手舞足蹈，他踢翻了三脚架，一把脱掉衬衣，然后开始解裤带。 “快给我停下来！”我怒不可遏地朝他呵斥道，“你疯了吗？” 但还是不管用。裤子掉在地上，而狂躁不安的摄影师则用双手抓着自己赤『裸』的屁股。 “马蜂，”他大声喊道，“马蜂钻进了我的裤子！” 我们离开达嘎?斯捷方诺岛时真是尴尬极了。虽然摄影师疼痛不已，回到船上时坐都无法坐下，但要得到僧侣们的原谅可不是那么容易。当我站在石阶上向他们告辞时，没有多少僧侣留下来同我们道别。不过那些留下来的僧侣们倒是向我们表示了感谢，因为为了报答他们提供的关于纸莎草的信息，并为刚才的一场小闹剧向他们赔罪，我们给了他们一小笔捐赠。 这次拜访让我们深感不安，因为制造纸莎草船的要点在于船的大小要合适，在用过一天之后，能不费力气把它拖曳上岸来晾干。这样一来，我们驾驶纸莎草船穿越大西洋的设想恐怕要泡汤了。我们的确没见过僧侣们在不用船时让它在水中多泡一分钟。为了方便把船拖上岸，塔纳湖上所有的大型纸莎草船都分两部分制造，外边一层是轻薄的船壳，船头船尾都向上翘起，而中间是空的，像个篮子；里边一层是很厚的草垫，塞在船里，不用的时候把草垫取走，分别运上岸来。乍得湖上布杜马人的纸莎草船通常比塔纳湖上的船大，并且更为结实。两者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后者强调在保持古老船型的前提下使船体尽量轻巧，而前者则更突出船的强度和载重能力。 在我们驶向塔纳湖对岸时，途经几个地势较低、长满了灌木的小岛。有五六只河马从小岛上缓慢地游来，潜入水中，再次浮出水面时，已离我们很近了。船员告诉我们，这些河马憎恶纸莎草船，一有机会就会将船掀翻，因为自古以来人们都是从这样的船上投出鱼叉捕获河马的。我们将拖在后面的纸莎草船推得远远的，里面什么都没有，但好奇的河马还是抬起脑袋，喷着鼻子，围着它直打转。 在塔纳湖的西南边，湖岸大部分都未『露』出水面。在这里，我们终于找到了大片的纸莎草沼泽。船员告诉我们这块地方常有强盗出没，不太安全。摩托艇的船长阿里说道：“有人叫他们自由战士，实际上他们就是普通的强盗，只要你给他们钱，他们就不会伤害你。”船员还告诉我们，强盗的一个头目已经被『政府』枪决了，那人在湖区横行霸道已有二十三年，杀害了四十九个人。不过这些船员倒是不害怕，因为他们已交过买路钱了。 我们来到无边无际的芦苇『荡』里，弥漫在湖面上的泥浆在纸莎草间涌动，像是红褐『色』油画上重重的一笔。这可能是哪条河流的出口。其实，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支流罢了，出口处隐藏在茂密的芦苇丛中。又因为它注入青尼罗河的源头—塔纳湖，人们又把它称做小尼罗河。各种水鸟栖息在此，或静静地立在枝头，或躲于芦苇丛中。通常情况下，只有窄小的纸莎草船才能在小尼罗河上行驶，因为水太浅，摩托艇在水面至多只能航行几百码。不过现在恰逢水势高涨，我们驾驶的摩托艇居然在这红『色』的小河上驶出了五英里，来到了一个到处都是圆形草顶房屋的小村落。这里是阿巴伊达人的家园。男女老少都聚在岸边，好奇地打量着这艘铁皮摩托艇。阿里解释说，塔纳湖上只有两艘摩托艇，都为他的意大利老板所有，它们以前从未来过这边的小河。 岸上的人们把几只原本斜靠在墙上的纸莎草船拖下水，有的划桨，有的撑篙，向我们驶来。最小的船只，只是用来托着游泳者的身子，是我们所熟悉的象鼻形，叫做“考巴”。它们的制作方法和用途同中非、南美和复活节岛上的纸莎草船完全相同。比这稍大一号、只能容纳一人的小船叫做“马洛甲”。而最常见的船形是由船壳和草垫拼凑起来的，能坐两到三人，叫做“汤夸”。我们见过最大的“汤夸”能坐九人，听说有很多“汤夸”可以载两三吨玉米横跨塔纳湖。有时一艘“汤夸”被风吹走，在水里泡了一个多星期才被船主找到，船上的玉米都发了芽。和僧侣们一样，阿巴伊达人也认为如果“汤夸”在水中泡了两周后就会被水浸透，沉入湖底。空的“汤夸”非常纤巧，就像小虫一样随波蠕动。 我的疑虑得到了证实：尽管塔纳湖上的“汤夸”外形美观、船尾上翘，同古埃及的船形十分接近，但却不如乍得湖上的“卡代”坚韧、结实。 今日的埃及再也找不到纸莎草和会造纸莎草船的人了，那么，最好的办法应当是取塔纳湖的纸莎草和乍得湖的造船者，并以古埃及的壁画为蓝本，建造我的纸莎草船。 在离村落不远的地方，我们登陆上岸，这里似乎荒无人烟。突然，从岸边茂密的芦苇丛中蹿出一个高大魁梧的埃塞俄比亚人，身穿一件无袖斗篷，肩上扛着一枝类似于钓鱼竿的长矛。他一脸傲慢的表情，蓄着尖尖的黑须，轮廓鲜明，看起来还真像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呢。他的小儿子也从芦苇丛中钻了出来，肩上扛着一枝篙，上面挂着一只柳条编的鱼篓，就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因为不懂他们的语言，我就友好地拽着他们，并让他们在芦苇前摆好姿势，让摄影师给他们拍了几张照片。我递给那人一枚小硬币以示感谢，准备跳回船上去，那人却狡诈地一笑，摆出一副屈尊的表情，然后客气地表示希望和我们一同上船。于是，这对模特父子就同我们一道，顺流而下，穿过宽阔的芦苇『荡』，驶向塔纳湖。一到那里，他们就向我们道谢，准备在这里登陆。这时，阿里显得十分焦虑，让我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钱包，不由分说地从里面抽出了相当于他一周工资的埃塞俄比亚钞票，递给那留胡子的男人。那人谦和地笑了笑，优雅地鞠躬道谢，之后就和儿子一道闪入芦苇丛中不见了。 “那是湖畔一带最厉害的强盗，”阿里松了一口气，向我们解释说，“我每次总得给他点什么，不敢得罪他。” 那天晚上，我们遇到了一场大暴雨。我们把摩托艇绑在岸边的一棵树上，把小“汤夸”顶在头上遮雨。雷声隆隆，乌云压顶，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劈向湖面和树林的闪电刺得我们睁不开眼，一道电光一声巨响之后，只听得喀嚓一声，岸旁的一棵巨树被劈成碎片。瓢泼大雨好似水龙头一般浇在我们头上。我们所有的物品连同白天捕到的鱼一起散落在船的四围，漂浮在湖面上。摄影师进入了梦乡。这样的天气，他不用那喷雾杀虫剂也能安然入睡了。 在埃塞俄比亚的最南边，里普特峡谷被夹在两座山脉中间，沿着肯尼亚的方向由南向北延伸而去。地理学家们已经认定，这条峡谷与红海类似，都是百万年来非洲大陆向西缓慢移动的产物。众多的湖泊如同水珠一般，散落在宽阔的山谷中。其中，兹瓦伊湖以制造纸莎草船闻名。有一条便捷的公路通往峡谷。对于来自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游客来说，其他的湖泊都是他们周末旅游度假的胜地，他们到这里来打猎、捕鱼、游泳。但是他们却从未到过最美的景点—兹瓦伊湖。其中一个原因是无路可通。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那里生长着纸莎草，而这种植物正是可怕的血吸虫眷恋之所。因此，尽管这里风光『迷』人，但还是没有人敢轻易下水游泳玩耍。 两个来自亚的斯亚贝巴的瑞典人曾向我们介绍过该湖以及湖上住人的岛屿。他们中的一位是民族学家，曾在书本上读到过有关岛上居民的情况。而另一位曾亲自到过湖边，他在埃塞俄比亚以捕鸟为生。我们雇了一辆吉普车，带上充足的物品和『露』营装备，离开了首都，驶向目的地。开始时公路平坦，渐渐地由不平坦变得坑坑洼洼，最后几乎无法行驶。我们在里普特峡谷东边的山顶上发现了一个瑞典的传教所，在他们的盛情邀请之下，我们在那里驻足，过了一夜。那里有一个叫阿塞法的埃塞俄比亚教员博学多才，给我们充当翻译；还有一个加拉族的黑人小伙子，据说对这一带的地形路线十分熟悉。他们二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第二天一早同我们一起乘吉普车向兹瓦伊湖挺进。前方一条峡谷挡住了我们前行的道路，峡谷里水流湍急，无法通过。无奈之下，我们只得绕道，从一条正在修建的泥泞小路上向南行驶了十五英里。之后，我们离开了公路，越过了一座由巨石和石板铺成的桥，又朝西北方向行驶了三十英里。我们既没有见到公路，也没有发现车轮的印迹，只能沿着狭窄的马道、兽迹和林间空地，时左时右，在稀疏的树丛中穿梭，还得不时下车，走到前方去探路。而我们的“向导”则不动声『色』地坐在车里，有几次，他倒是开口了，但却指错了路。这里没有野兽，但有很多古墓。我们还不时见到扛着长矛、带着猎犬的加拉族黑人在林中捕猎。我们想找人问路，把吉普车驶到一个男孩跟前，只见他转过身来，警惕地举起手中的长矛，马上以最快的速度跑开，一头扎进稀疏的阿拉伯胶树林中不见了。 当我们到达一座高高的山岬时，天『色』已晚。山岬高高突出兹瓦伊湖，从上面可以俯视湖的东岸和远处的两个岛屿。山顶上有一个小木屋和一顶大帐篷，这就是瑞典教会的诊所，原来是由一名护士负责，现在她回瑞典度假去了。不过看门的加拉人同意我们借用大帐篷，他的全家都住在附近的一间草房里。低头看去，我们发现悬崖下面有大片的芦苇和沼泽地，向南北延伸。傍晚的阳光照在远处一个黄『色』的小点上，这是一只纸莎草船，正缓缓驶回那边最近的岛屿。 像剧场里的灯光一样，天『色』又迅速暗了下来。这里距赤道纬度只有八度，每天黄昏都是如此。接着，演出开始了：猴子在树上拼命叫个不停；河马拖着沉重的身体走上岸，钻入玉米地大吃起来；鬣狗的吼叫声也越来越近。从湖畔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阵阵鼓声。坐在帐篷里，我们可以看到岛上的篝火。阿塞法告诉我们，这是科普特人在预祝他们的马斯卡尔节。我正想偷偷溜出去看个究竟，帐篷外却出现两名手持长矛的黑人。定睛一看，原来是住在草棚里的守门人和他的一个亲戚，他们来问我们愿不愿意去看鬣狗。原来，他们的一头骡子死了，一群鬣狗正围着骡子的尸体贪婪大吃。于是，我们悄悄走进灌木丛，前面传来阵阵揪心的嘶叫和狂吼声，四处闪『射』着鬣狗凶神恶煞似的眼神，像停车场的路灯一样。我们打开手电筒，刚才的场景全都不见了，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看不见，只剩下那头死骡子躺在地下，浑身被撕得血肉模糊。我们关上手电，静静地等待着。不一会儿，那发光的眼睛又一双双亮了起来，鬣狗们嘶吼着，呻『吟』着，啃啮着。过了一会，我们听到树杈和灌木的断裂声，于是又打开手电。这次，骡子被分成了两半，下半截身子早已不见踪影。我们在灌木丛中四处搜寻，地上布满血渍，而骡子的『臀』部和两条后腿已经永远地消失在黑夜中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沿着山坡走到湖边。悬崖脚下的一块玉米地被一头河马糟蹋得不堪入目，一夜之间它竟吞掉了好几百个玉米棒子。很多猴子也匆匆赶来，想把剩下的玉米抢走。种田的老农正忙着把猴子赶走。这时，我们看到湖面上几艘纸莎草船从岛上远远地向这边驶来。我们所站的地方正是一条从芦苇丛中开辟出来的小路，通向泥泞的湖岸上一块窄小的空地，供人停船上岸。这里有一条羊肠小径通向湖面。我们等待着，准备好了斧子、粗绳，还有两根胳膊粗细、两人多高的树枝。我们已经计划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现在只需等船靠岸了。 船陆续靠近了，船形却并不像塔纳湖上的纸莎草船，倒跟乍得湖上的船有几分相似，船尾是用刀削齐的，只有船头微微翘起。这些船太小了，每艘只能容下一个人。 最先到岸的两艘船是从岛上过来同加拉人进行物品交换的，一只船上装着盛有灰褐『色』玉米酒的陶罐和葫芦，另一只船则装满了鲜鱼。第三只船很快也靠岸了，他们正准备把船拽上岸来，我们赶忙上前拦住了。我们很快同他们达成了交易，把这三条小船租了下来。我们把这三条船并排着用绳子捆在一起，并用两根坚实的树枝加固。这就是我们的行动计划，我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到达湖上的岛屿。因为那里居住着拉基族人—兹瓦伊湖上惟一懂得造船的民族。他们继承了古老的习俗，把船造得尽量小些，为的是避免异族入侵者利用这些船只成批闯入岛屿。 拉基人与居住在湖岸的加拉族人没有亲缘关系。加拉族是典型的以种田和放牧为生的非洲人，他们一辈子都离不开土地，从没有尝试过制造纸莎草船到水上冒险。而拉基族人则完全靠纸莎草船为生。他们也耕种农田，但同时也是捕鱼和贸易的好手。尽管他们的肤『色』黝黑，但实际上并不属于黑种人。和多数埃塞俄比亚人一样，他们有着鲜明、漂亮的轮廓，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圣经》里的人物形象。与塔纳湖北岸的僧侣们一样，他们也是从尼罗河源头附近的地方迁移过来的。同样，当他们逃到这片孤岛的时候，也带来了制造纸莎草船的技艺。在1520年—1535年间，他们开始了长途跋涉，来到里普特峡谷，并在兹瓦伊湖的岛屿上定居下来。他们带来了全部的宗教珍品和古代科普特基督教的手写抄本。据说这些手抄本被保存至今，因为尽管拉基人和加拉人相互敌对了约四百多年，但“旱鸭子”加拉人从未成功入侵这些岛屿。近些年来，他们已化敌为友，彼此交换产品，有几家拉基人还搬到了湖岸上定居。但古老的习俗依然保留着，到目前为止，湖面上从未出现过一艘除驾船人外还能负载超过一人的船只。船身实在太小了，那可怜的惟一的乘客必须一动不动地坐着，双腿挺直以保持平衡，或者骑在船身上，双脚放在水中，否则就会翻船。 因而，我们为自己的杰作感到自豪，三艘拉基草船捆在一起变成了一只非常结实的大船。当我们收拾好东西准备上船，起程开往那些『迷』人的岛屿时，却发现一个拉基人正动手解开绳子，把他的船与其他两只分开。他向阿塞法解释道，他到这里来是要拾些柴火，为马斯卡尔大节的篝火作准备，但他突然想到另一个地方有更好的木柴。他很有礼貌地向我们致歉，然后卸下自己的小船，急匆匆地离开了。 直到傍晚时分，我们总算碰到一个驾船沿岸撒网捕鱼的拉基人。这人撒网几乎不会落空，网网都有收获。我们买下了他所有的战利品，一共二十一条银光闪闪的图鲁慕鱼。我们立刻每人烤了一条，大吃了一顿。剩下的当做礼物送给了那个渔人。当然，把他的草船租给我们也是交换条件之一。这回，我们把三只船捆绑好后，就赶紧开船了。我和摄影师带着摄影器材上了船，船稳稳当当地浮在水面上，之后，阿塞法也小心翼翼地爬了上来，继续做我们的随行翻译。 我们周围的岸上长满了灌木，但湖面上却看不到纸莎草的踪迹。湖面泛起波澜，我们飞快地向前划行。陆地渐渐远去，最近的一座岛屿近在眼前。岛上山峦叠翠，当我们靠近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山坡上一座座圆形屋顶的草屋，在绿树的掩映下显得格外诗情画意。我们惊奇地发现湖岬后方有一只小船，正朝着我们的方向划来。划船的是个穿咔叽布制服的男人，双腿泡在水中，一副威严庄重的神情。船上只有他一个人，他飞快地划着桨，然后径直停到了我们的船首前。通过阿塞法翻译，我们了解到，原来这人自称是该岛的“塔戴恰”，也就是长官或头领，他要求检查我们的证件，否则就不准我们上岸。这位动作迅捷的官员于是坐在一捆纸莎草上，屁股全打湿了，制服裤子卷到了膝盖，他竟然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实在滑稽。阿塞法问我有没有证件之类的东西。我从衬衣口袋里拿出一封挪威外交部的法语介绍信来递给了他，这封信原打算在乍得时能派得上用场。其实阿塞法根本就不懂法语，但他却站在船头大声地宣读着。他说的是加拉语，我听不懂，只是听到他一个劲地重复着塞拉西皇帝的名字。阿塞法瞎编的这些东西只有他自己和这位长官才能听得懂。这位严厉的长官于是举手行了个礼，然后就划着那条摇摇晃晃的小船，掉转船头，消失在湖岬后面了。我们则继续朝着绿草遍野、离我们最近的那座小岛前进。 这是一座美丽无比的岛屿，岛上尽是连绵起伏的草地和整齐的玉米地，满眼青翠。光着身子的小男孩们在湖湾钓鱼，女人们穿着自己纺织的衣服，头顶水罐，向码头走去。一个男人肩扛窄小的纸莎草船，正往山坡上走。一群群五颜六『色』的野鸟，还有许多雏鸡，拍打着翅膀，扑腾个不停。山顶上，簇拥着一群很像宝塔糖的草屋，那里是一个开阔、整洁的小村庄。茅草屋顶高高的，呈圆锥形，低矮的墙壁围在房屋四周，用石头和木桩砌成，并用黏土抹面，上面还画了些简单的图案。几乎每座房子的墙上都靠着草船，或一只或两三只，正放在太阳下晒着。我们被一对面容俊俏、彬彬有礼的夫妻招呼进屋。他们还用新鲜的玉米酒，土语叫“爱依达”款待我们。丈夫名叫达嘎嘎，妻子叫海鲁。屋内是黏土做的地面，踏得很平整。屋里整洁、干净，放着一台织布机和几个密封的大陶罐，不知里面装着什么。歪歪斜斜的屋梁上还吊着几个葫芦和几样手工工具。床是皮制的，枕头用木头制成，稍稍弯曲，极具古埃及风情。达嘎嘎和海鲁两人无忧无虑，虽然没有万贯家财，但却有大量的时间去享受生活。没有电冰箱，也就没有账单；没有汽车，但也没有什么着急的事。还缺少什么，我们也许想不齐全，但他们自己却不觉得少什么。他们目前所拥有的东西正是他们需要的。在不久的将来，当他们可以接触到现代文明时，他们将会从我们这里学到很多东西，而从他们身上，我们认为什么也得不到。然而，这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场悲剧，因为双方都认为自己拥有的东西最多，是最富智慧、最高贵、最幸福的人，果真如此吗？ 我坐在门口的阴凉处，思考着这个人生哲理。美丽的海鲁眨着明亮的眼睛，盛情地款待着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客人。她皮肤黝黑，嘴巴小巧，轮廓清晰，散发着高贵的气质。而达嘎嘎则怀抱一只小羊羔，满心欢喜地让我们喝酒、吃烤玉米。味道好极了！坐在门口，朝座座青山望去，风景美不胜收。我真想躺在皮床上，欣赏这湖光山『色』、夕阳美景，看着最后一艘草船驶回家园。这时，天空突然划过一道电光，隐隐传来隆隆雷声，空中乌云密布。呀！摄影器材！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了对岸的一个帐篷里。如果想在雷雨到来前赶回去，现在就得赶紧走了。夕阳已接近地平线。屋里没有钟表，生活并不繁忙的他们不需要计算时间。我们看了看手表，不禁吓了一跳。我们大步奔往山下，跳上草船，向前划去。小岛很快就被我们甩在了身后，黄昏中，只能隐约看到它的轮廓。山冈上的几盏灯火依稀可见。最后，雨点落了下来，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们的拉基族朋友也许正坐在他们温暖的茅屋里，悠然地拨弄着燃油灯吧。 第二天是科普特人的马斯卡尔大节。对于埃塞俄比亚基督徒来说，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所有人都要为所谓的“真十字架的发现”而庆祝。我们站在山顶，看到每个岛屿上都燃起了巨大的篝火。我们原本打算再去问问拉基人一些关于纸莎草船的问题，但结果却大失所望，因为一整天我们都没有见到湖上有驾草船的拉基人。又过了一天，只有一两艘渔船在湖中间离岸很远的地方徘徊。说不定这是那位长官想出的办法，不让我们再去访问。 我们只好收拾行装，坐上吉普车，踏上归途。一路上还算顺利，虽然遇到了暴雨，但我们仍然可以辨认出来时留下的车轮痕迹。当我们穿越了大半个平原时，看到了另一辆正在穿过树林的吉普车。那辆车沿着我们留下的车印，朝我们驶来。车上坐着几个肤『色』黝黑的埃塞俄比亚人。其中一人身材魁梧，比他的同伴要高出半头。两边的人都下了车，互相握手致意。那个高个子身穿一件十分精美的绣花上衣，长长的白胡子垂到胸前，还带了一个很大的科普特十字架，在肚皮上来回晃动。阿塞法吻了那十字架，然后向我们解释说，这位亲切的高个子是埃塞俄比亚教会的大主教鲁克，他现在正准备去兹瓦伊湖看望他的信徒，科普特族的拉基人。主教还热情地告诉我们，他在兹瓦伊湖上还有一种特别的交通工具。他说如果我们下周还来的话，他将在德弗拉齐翁这座最重要的岛屿上接待我们。但这样的话，我们就得从里普特峡谷的另一侧向兹瓦伊湖行进。那里有一所小型的麻风病院，拥有一艘塑料小船。 终于回到了亚的斯亚贝巴。几天后，我们又把新的装备塞进吉普车，沿着向南的旅游公路，顺着里普特峡谷的西侧向前行进。走这条路到兹瓦伊湖要容易得多。但这边的湖岸上看不到纸莎草船，湖上也没有小岛。那所麻疯病院早已关闭，窗门紧锁。一位加拉人坐在台阶上，一条腿因患橡皮病而肿胀得厉害。他告诉我们，那条塑料船送去亚的斯亚贝巴维修了。因此，除了岛上拉基人的纸莎草船“叶弗拉”外，再没有别的船只了。 我们试着驾吉普车朝北开去，却发现此路不通。我们只好又掉头向南走，沿着一条青青小道走了一段，发现一座很小的修道院学校，但也早已关闭。又往前走了一段，我们被一条很深的河流挡住了去路，河水湍急。对岸有一棵参天大树，树阴下有一只河马正探出半个脑袋。岸边坐着一个僧侣，一脸困倦地呆呆地看着河马。 我们问他这里有没有船，他回答说没有，还说这岸上没有人想造船，因为湖里到处都是被纸莎草船上的渔夫们刺伤的河马。去年，一个欧洲人和几个拉基人曾被河马掀翻了船，溺水而亡。我们又问有没有吉普车道，他说在湖的这一边没有。 我们离开兹瓦伊湖，回到大路上，又继续朝南开去。地势豁然开阔，兰加娜湖呈现在我们面前。湖边尽是石头和沙砾，湖上没有岛屿，没有纸莎草，也没有血吸虫，却不乏游泳池、酒店、啤酒和流行音乐。只见前面挂着一块招牌，写着“有塑料船”。我们想租下这只船，带到兹瓦伊湖。但很遗憾，这艘船也被送去亚的斯亚贝巴修理了。我们只好又沿着陆地开回来。夜幕降临了，热带暴雨倾盆而下。我们在阿达米图卢村找了个地方过夜。一个加拉族女人在这里开了一家食品店，出售啤酒和夹着胡椒和肉馅的埃塞俄比亚煎饼。后院有两间小卧室，是用厚木板和陨铁搭成的，地上有一个很深的洞，是用来方便的，屋里还放着一桶水和一个空罐，是为洗澡预备的。 摄影师把他的房门开了条小缝，一只手拿着一大瓶喷雾杀虫剂，胳膊一起都伸了进去。等他再次把门打开时，竟从里面扫出一大堆昆虫尸体，足够开个昆虫展览会了。他躺在床单上，手里还拿着杀虫剂。我找到一个加拉人，留给他一把手电筒，请他帮忙看守吉普车。我自己则把房里的东西全部清理了出去，只剩下一张空空的铁床。然后，我用房东的香木在地上点起一堆火。它烧了一整夜，发出阵阵甜甜的烟味，把所有的六足昆虫全都熏到了窗外。我刚躺到床上，就听到隔壁传来咒骂和吼叫声。摄影师冲出门去，然后就不见了踪影。第二天一早，发现他蜷着身子躺在吉普车里的行李上，被臭虫咬得体无完肤。他说，即使换了个地方，他也一夜不曾合眼，因为有个陌生的黑人整夜都用手电照着他的脸。这时，我请来的那个守卫自豪地报告说，他十分警惕，没让半夜跑来的高个子有机会从吉普车里偷走东西。原来那个陌生的黑人就是他呀！ 这个守卫果然不错。他的部落恰好就在兹瓦伊湖南端附近，他对我们保证说，如果有他和我们一起走的话，毫不费劲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于是我们带上了翻译和这位向导。一路上我们在树林和荒地间穿行颠簸，一直把车开到了一条湍急的河流前。这正是头一天挡住我们去路的那条河。不过目前我们所处的位置要比昨天更靠南。几根弯曲的树干上铺着石头和黄土，横跨在河面上，原来是一座可以过牛的桥。我们开着吉普车，一英寸一英寸地往前挪动，好不容易把车开了过去。而后，我们顺着马道、河床、林间空地和玉米田，沿途路过了一个又一个加拉族村庄。村里的孩子们跟着我们的车奔跑，还拆掉各种篱笆，用石头和树枝填满水沟，兴高采烈地为我们开道。这里的景『色』多变、美丽，各种禽类千姿百态，我们仿佛置身于动物园里。兹瓦伊湖南岸的加拉部族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中，他们没有奢求、不图回报、自给自足，过着自由自在、一成不变、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以土地为生，从没有人想过要造什么船。 我们行进的速度很快，到下午时，最大的岛屿德弗拉齐翁岛已在我们的对面了。岛上山峦叠翠，地势比陆地沿岸的任何一座山峰都要高出许多。我们就这样继续向前走，直到一条宽阔的湖岬把我们同德弗拉齐翁岛隔开了，鲁克大主教应该就在岛上。我们来到一座位于高原上的加拉村落。这里没有船，但人人都知道鲁克大主教现在正在岛上。他搭乘的是一艘特大的“奥布鲁”，这种船是在草船的两侧各绑上一捆纸莎草制成的，所以要比一般的草船宽很多。到目前为止，我们见到的都是普通的草筏，它们实在是太窄小了，稍不留神就会翻船。拉基人把它叫做“沙法特”，但加拉人称它为“叶弗拉”。 我们向他们表示感谢，之后沿着一条弯曲坎坷的道路驶向岸边。我们在湖岸边扯着嗓子喊了很久，终于有个好事的拉基人坐着他的“沙法特”，从岛上划了过来。这里距离岛屿还不到两英里。我们拜托这个人回去报告，说我们是应鲁克大主教之邀而来的，需要一艘“奥布鲁”。过了不一会儿，摄影师和翻译就坐上了大主教那宽阔的纸莎草船，船上有一个拉基划手。而我则坐在一条普通的“沙法特”的后部，和一个拉基族划手背靠背地挨在一起。他用桨维持着草船的平衡，还不时地教我伸直双腿，后背紧贴着他，以避免翻船。还有一只拉基人的“沙法特”用来装运摄影器材。 我坐的这只“沙法特”纸莎草船用半朽的老树皮随意地捆在一起。船行到中流，我试着用双手按住纸莎草，想把屁股抬起来一些，因为我感到它几乎要浸没到遍布血吸虫的湖水中。结果适得其反，两根树皮条一下子就断了，这只“沙法特”眼看就要散架了。三艘船上的划手全都惊恐万分。他们用拉基话大声对我们叫喊着，又相互间招呼着什么，另外两艘船都向我们靠拢过来。我们用胳膊和双脚拼命夹住草船，不让它松开。很明显，如果我们的船沉了，一旦踏上其他两条船，大家必定会全军覆没，因为它们也会立即倾覆。 原本近在咫尺的小道，顷刻间变得遥不可及。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同时紧紧夹住纸莎草，不让剩下的几根树皮条断掉。我觉得屁股渐渐泡到水里去了，一定会招引不少小虫美餐一顿。或许它们正在往我那薄薄的咔叽布裤子里钻。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二十分钟竟是如此难熬。 当我们把这艘松散的“沙法特”残骸拽到岸边的草地，它的生命也就到此结束了。好在我们已经登上了德弗拉齐翁岛，虽然浑身酸痛，倒也觉得不虚此行。一片青草绿地从芦苇『荡』一直延伸到山峦，草地上矗立着古老的大树，仿佛到了『露』天公园。我们继续往前走，一块块风化的岩石如同废弃城堡的石柱和平台般高高耸立，上面长满了常青树、爬山虎、仙人掌和奇形怪状的树木。我们迈着轻快的步子，踏着一条隐约可辨的石径向前走。周围除了猴子和五颜六『色』的野鸟外，再见不到其它生物。我们在小岛南边转了一大圈，也没有看到农田和房屋。这时，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悬崖顶上，下面是一个马蹄形的峡谷，里面是一块沼泽地，郁郁葱葱地生长着纸莎草和其他芦苇，到处都是高大的水鸟和长尾猴。 湖岸上有一座干干的沙堤，在那里我们看到大主教鲁克正带领着一群拉基人建造房屋。走近一看，这屋子原来是用新砍下来的树枝搭建的，看起来像是一个大鸟笼，分为上下两层。大主教见到我们又惊又喜，向我们表示欢迎，又向我们解释说，等抹上泥巴后，拉基人就可以在这房子里迎接来自陆地上的客人们了。我们不禁注视着这荒无人烟的峡谷，远处，一眼热泉正缓缓流向湖中，泉水边升起团团水汽。 大主教急匆匆地打开他的食品袋。他坚持让我们享用他给自己带来的饼干和水果，这使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他掩饰不住焦虑的情绪，向我们解释说，一吃完饭我们就必须动身返程，因为湖区的河马在晚间非常危险。我们则表示希望能在岛上过夜。但我们得到的却是斩钉截铁的拒绝。大主教仍然彬彬有礼，但看来他是决意要打发我们走。 接着我们又提出了一个请求：可否看看这里的古代羊皮书稿？ 大主教赶忙和一个高高瘦瘦的人商量了一番。那人眼神锐利，长着鹰钩鼻、尖胡子。两人点头应允。但我们必须跟在这个高个子的后面爬上寺庙，然后再直接回船。我们欣然答应之后，匆匆道别。我们的新向导，这个高个子、细长腿的人叫布鲁?马钦乔，是全体拉基人的首领。在兹瓦伊湖的五个岛屿上大约居住着两千五百名拉基人。布鲁在前头带路，一队拉基人跟在我们身后。我们一口气跑上山坡，穿过大石堆和仙人掌状的大树，终于来到了最高峰，但早已累得精疲力竭，几乎是摇晃着走完了最后一里路。站在最高点俯视湖面、岛屿、对岸和远山，眼前出现一幅壮丽雄伟、气势雄浑的画面。在我们脚下，大概距湖面一千英尺高的地方，可以看到一座小山村，散布着圆顶的草屋。在我们上方，还有一座方方正正的蓝绿『色』小木屋。布鲁告诉我们，这是新建的寺院，鲁克大主教到访时便下榻于此。看守寺庙的僧侣放我们进去。在一间空房里，我们看到一个破旧的木头书架，书架上放着一大堆用羊皮纸写成的古代手稿和书籍。因为年代久远，书页已经发黄了。有的装订成册，有些全是散页，杂『乱』无序地摆放着。布鲁十分自豪地说，这些都是拉基人的祖先几百年前从北方长途迁徙时带来的。我随手翻了翻，将最大的一本书抽了出来。这本书足有二英尺厚，书页用处理过的羊皮制成，里面点缀一些古代神父的精美『插』图。这些神父都穿着『色』彩鲜艳的外衣，他们的脚都出奇地小。单是书的正文就称得上是一件艺术品：晦涩难解的埃塞俄比亚手稿，附有红、黑二『色』的装饰图案，再配上精美的卷轴，相信世界上任何一家图书馆都会把这样的艺术珍品锁在玻璃厨中当做宝贝的。 那位看守的僧人还向我们展示了两个很大的古银盘，内面用镂刻的技法雕着基督使徒的形象，这宝贝也是在迁徙时带来的。看到这里，鲁克催促我们下山，太阳已经落山了。我们想在这里过夜，所以有意拖延了一下。我们建议派一艘“沙法特”到对岸的吉普车上取来我们的睡袋和食物。结果，还是被拒绝了。因为现在天『色』已晚，没有哪个拉基人肯冒险离岛。我们只有回到陆上过夜，第二天再来。 我简直太好奇了！如果这岛上除了鲁克大主教外，不准任何外人留宿，那这里到底有什么名堂呢？现在已是黄昏时分，我对摄影师悄悄耳语了几句，趁着大家『乱』糟糟地往向山下赶，躲在了一块石头后面，不一会儿，大队人马就消失不见了。周围一片寂静，只能听到风轻轻地吹过，带着树叶沙沙作响。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仿佛置身于非洲之巅。远远地，我瞥见我们的两艘纸莎草船正划向彼岸，远处的低地也蒙上了一层暗影。巨大的湖面吞噬了太阳，水面的红光也像是炙热的金属慢慢变凉，从红『色』变为深蓝『色』，又变为黑『色』。夜幕降临，它从岸边登陆，穿过无边的树林，越过高山峻岭、小溪、山谷，一刻也不停歇，直至世界尽头。非洲的夜晚，我脚下的山村已无法辨别，什么都看不到。山下的村庄传来一阵浅『吟』低唱，伴随着唱诗班的合声，美妙极了。周围一片漆黑，我只好静静地坐着，伴着花草的清香，聆听那悠悠的歌声。草里有什么东西发出瑟瑟的声响，是蝙蝠吧。突然，一只大手搭在了我肩上。竟是首领布鲁！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抓住我的胳膊，示意要我跟着他走。他抓着我的时候，我感觉到他并无恶意。我就像盲人一样，被他带着在巨石和灌木间穿行。我们一言不语，因为语言不通。翻译也乘船走了，眼下全岛没有一个人能和我交换只言片语。首领对每一步路都了如指掌，他还特别照顾我，不让我磕着碰着。 我们穿过了一群蜂窝似的房子，又下了几级台阶，来到一个较大的聚会用的房子。低低的门道里透出灯光，那美妙的歌声就是从这里传出的。布鲁把我带了进去，来到一群部落长者们跟前，他们坐在靠门的矮凳子或木头上。油碗里点着灯心，在圆形的泥土墙上映出许多巨大、跳动的人影。里面站着一排年轻的女子，穿着白『色』长衣，一边拍手一边频频鞠躬。当一个人唱歌时，其他人随声应和，没有乐器伴奏，显得有些单调。在白衣姑娘的身后，我瞥见几个圆形的坛子，大得足能装下两个成年男子。屋里还有一口土灶，正燃着小火，但没有烟雾。高高的屋顶由一根柱子和很多分枝支撑着，就像雨伞的骨架。人们围成一个半圆，坐在雕刻精美的凳子上，依照埃塞俄比亚习俗，我和布鲁也加入进来。他们中最年长的一位老人留着长长的白须，颇有摩西的风范。一张小桌被搬了过来，桌上放着一个锥形柳条盖子，下面有一块巨大的“怀特”，是一种类似煎饼的主食，又厚又硬，跟泡沫塑料一般，两层间还夹了一些煎鱼。煎饼中央还有些像可可粉一样的粉末，又甜又辣，可以撕下一块煎饼蘸着这调料吃。在开饭前，大家都一一洗手。布鲁先动手从最好的地方撕下一块给我。顷刻间，其他人都把我奉为上宾。女子们还在翩翩起舞，唱着那奇特的赞美歌。还有一个人一言不发，走来走去地给人们斟酒，先是玉米酒，后来改为烈『性』的甜酒白兰地。当他们酒『性』大发时，一个个开始用拉基语滔滔不绝起来。我呆呆地坐在那里，无所适从。这时，我一下子想起自己肩上还挎着录音机呢。 当我把录音播放出来的时候，人们先是一阵慌『乱』，因为女人们刚刚停下来歇歇嗓子，却听到了自己嘹亮的歌声；而男人们举杯畅饮时却分明听到自己在慷慨陈词。有了这台录音机，这一晚过得非常有趣。它活像一个口技演员，用拉基语和每个人交谈，有说有笑，似乎能听懂每一个笑话，每一支歌曲。 最后，年纪最大的那位长者站起身来，立在那里不动，他可能觉得时间已经不早了。于是，所有的女子站成一排先走出了门外，边走还边小声唱着，声音就像猫头鹰。一出屋门，这声音便四下散开，直到她们回到各家后才听不到了。那首领拉着我的胳膊，把我领到了他的家。他的家和开宴会的房子如出一辙，只是稍小一点。借着微弱的灯光，我隐隐约约地看到有人在收拾衣物，之后把收拾好的东西拿了出去，给我腾出一张床来。尽管我一再推辞，布鲁还是把我按在床上坐下。他的床简直与开罗博物馆里陈列的古埃及法老的床一模一样。床是用木材做床架，用皮条编织而成的。布鲁一家人把席子和枕头都搬了出去，到另一所房子里打地铺去了。他们在我的床上则铺了几张干净的裘皮和一张自家纺织的床单，示意我躺下休息。我脱掉了高筒靴，那位首领坐在床边，叫他的儿子打来一盆水为我洗脚。那孩子认真仔细地把我的双脚洗过、擦干后，冲我深鞠一躬，还亲吻了我的脚趾。之后首领让儿子和其他人退了出去。在德弗拉齐翁岛上，《圣经》里描绘的情节，居然还存在于现实之中。 我和衣躺下，光着一双干净的脚。布鲁和他的妻子在床边低语着，似乎在犹豫不决地商量着什么。他们不时地朝我看看，似乎还要为我做些什么。随后我注意到房间里并不只有他们俩，在床的另一头隐约还站着另一个身影。可是油灯昏暗，又被柱子挡着，实在看不清楚，只知道是个年轻的女子。她身子轻微地侧了一下，衬着墙上柔和的光，我刚好看清了她的侧影，很美。她一定是布鲁的女儿。三个人在那里站了好一阵子。之后，父母鞠躬退了出去。油灯越来越暗，有一阵，我无法确认站在床尾的女子是否还在那里。后来，我又看到她的身影了，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想想看，我躺在首领的床上，他的儿子给我洗了脚，她的女儿像守护天使一样站在床边。这时，从寂静的夜空中，传来了摄影师的声音，他在呼唤着我的名字。我不愿打断这美妙的时刻，因此没有答应。可是摄影师并不甘心，那喊声越来越近。最后，摄影师和布鲁夫『妇』一起出现在门口。摄影师说放心不下我，就和翻译一道划着大主教的“奥布鲁”，返回岛上来找我了。他们两个也享用到了玉米酒和鱼肉煎饼。主人还在地板上为刚来的客人们铺上了皮褥。 第二天，首领仍把我们当做客人招待。在翻译的帮助下，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答案。兹瓦伊湖上的纸莎草大多生长在不易到达的湖畔，因此想要将大量的纸莎草运走，怕是不大可能。所以，塔纳湖边的沼泽地成了我们惟一的期盼。从拉基人那里，我们还了解到一些其他的信息。人们很容易把他们的“沙法特”“奥布鲁”和乍得、墨西哥、秘鲁的芦苇船联系在一起。但塔纳湖上的“汤夸”却不同，它是埃塞俄比亚特有的。拉基人制造芦苇船并不是因为缺少木材，实际上，这里的木材比芦苇更多。加拉人居住在湖区周围广袤的土地上，却无一人能将我们送往岛上，这说明了住在同一个湖区的人们，并不是个个都会造纸莎草船。造船工艺是由别处传到兹瓦伊湖来的，确切地说，是由来自尼罗河源头的祖先传授下来的，这一点同塔纳湖上的僧侣们类似。显然，纸莎草船作为迁徙民族的一项传统，同他们一道从尼罗河畔来到了这里。 和塔纳湖的僧侣们一样，拉基人也有着不幸的经历。他们每天用完船之后，必须把船拽上岸来晾干。如果把一艘“奥布鲁”或“沙法特”放在水里泡上八九天，最多十四天，这船就不能用了。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埃及。我也弄不清，究竟值不值得把纸莎草船放到大西洋里去试一试。 第1卷 第六章 航行前的准备太阳号草船远征记 “你想在金字塔后面围出一块地来建造纸莎草船，是吗？” 敦实的埃及部长推了推牛角眼镜，笑着向我问道。他半信半疑地瞥了挪威大使一眼，满头银发的大使礼貌地报以微笑。他笔直地站在他的挪威同伴身旁，以证明我这个来自北方的陌生人不是在说胡话。 “即使是在河里，纸莎草船要不了两个星期就会沉没。这可不是我说的，是埃及纸莎草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部长说道，“考古学家们说纸莎草船决不可能驶出尼罗河口，因为纸莎草会在海水中溶解，根本禁不起风吹浪打。” “我们正是要在实践中检验这一点。”我解释道。 面对这样一群纸莎草专家，我实在给不出更好的理由。在挪威大使的请求下，文化部长和旅游部长确实十分尽力，他们请来埃及最知名的权威，给我们当顾问。此刻，我们正坐在一张大会议桌旁，旁边坐着博物馆主任、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纸莎草专家。哈森?拉加布，纸莎草研究所的所长早就公布过他的结论。这里，他只不过又重复了一遍。不过，他笑着说道，既然我是这里面惟一一个在现实生活中见过纸莎草船的人，如果我下定决心要做这个实验，他会欣然支持的。他仅在实验室的大水缸里试验过几根纸莎草，因为今日的埃及已无人能为他造一艘芦苇船了。我暗自思忖，可能他也用小铁片试验过，然后得出结论，“玛丽号”巨轮将会沉没。造船的材料是一码事，船本身又是另外一码事。 开罗博物馆馆长认为：让纸莎草船漂洋过海的想法太过荒唐。在远古时期，埃及曾向布罗斯出口纸莎草，用它来造纸，但当时腓尼基人是乘木船采集纸莎草的，因为只有木船才能在内地中海航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让纸莎草船穿越大西洋都只能是天方夜谭。只要是专业人士，就能断定纸莎草船决不可能驶出尼罗河口。 这场技术上的讨论持续了很久，从纸莎草的『性』质一直扯到东西半球的金字塔和象形文字的区别。最后，埃及古文物总监加马尔?梅赫莱兹作了总结『性』陈词：“如果有人想重新建造纸莎草船，就像我们的古墓壁上画的那样，这将是一次极有价值的尝试。”仅此而已。 文化部长授权吉萨地区金字塔的管理人员，允许我们圈出一块地作为营地和造船场，前提是我们必须答应不向地底挖掘，因为我们所在的地方可能正好是埃及王族古墓的正中。 『政府』大楼的台阶下面是开罗战时特有的砖头路障，所有的窗户前面都垒着一袋袋沙包。我们就在这里跟旅游部副部长阿代尔?塔赫道别。上楼前，他笑着跟我们握手，对我们说： “你们一定要造出那种船来，我们会全力支持你的实验。向世界证明埃及不只是会制造战争，这是件好事。” 台阶下，只剩我和笑容满面的大使先生了，我衷心感谢他所给予的宝贵支持。他叫彼得?安卡尔，与我一见如故。作为联合国代表及挪威大使，他在中东工作了许多年，再加上他个人对古代历史深感兴趣，所以他对该地区从古至今有关贸易和文化联系的所有问题了如指掌，就像是一本活百科全书。 “这太好了，”他对我说道，“你总算有了造船的地方，不过别人对纸莎草船可不像你那样信心百倍哟！” “要是没有争议，也就不需要造这种船来试验了。”我回答说。 回到旅馆，我默默地坐在床边，心里有些犹豫不决。的确，我有了造船的场所。但这只是刚开个头罢了。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我必须做出决断：全力以赴，还是就此放弃。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我现在拥有的一切还不足以完成这个昂贵的试验。也许那些出版商们愿意为最后的成果赌一把。但如果什么成果都没有呢？我坐在那儿，用手摆弄着一张小纸片。所有的僧侣、拉基人、科学家和纸莎草专家们都认为，这种纸莎草船至多可以在平静、清澈的水面漂浮十四天，要是在波浪起伏的咸水中，它能漂浮的时间更短。我自己倒是坐过几个小时的卡代、汤夸和沙法特，甚至还亲身体验过纸莎草船散架的滋味。我知道生长于美洲的高香蒲能在海洋上漂浮很久，它的纤维状外壳和海绵状髓质都与纸莎草相似，但纸莎草可能比高香蒲吸水更快一些。 我展开一张碎纸，上面的笔迹似乎出自孩童之手： “现在在意大利的亲爱的托尔： 你记得在乍得湖的阿布杜拉吗？我准备同奥玛和穆萨一起过来，为您建造一艘大卡代。我们正等着您的吩咐。我现在在拉密堡的帕斯特?埃尔店里当木匠。 此致 阿布杜拉?德吉布林” 阿布杜拉那张黝黑爽朗的笑脸又浮现在我眼前，眉『毛』和鼻子上的伤疤仍然历历在目。看着这封感人的信，我禁不住笑了起来。难得啊，这位生活在中非深处、一字不识的汉子居然主动拿着我的地址到拉密堡去找人给我写信。这更坚定了我行动的决心。还犹豫什么呢？阿布杜拉都已经准备好了，而奥玛和穆萨也愿意参与。同基督徒用以逃到埃塞俄比亚岛屿的船相比，他们所造的船要大得多，能载着好些牛在乍得湖上航行。即使把全世界所有学者对于纸莎草的知识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们的多。他们对卡代充满信心。他们希望造出一艘能用上好几个月的大船，然后亲自驾船航行到遥远的大陆。因为他们连最起码的地理常识都没有，我只能用行程所需要的天数来描述旅途的遥远。 阿布杜拉的这封信最终消除了我的忧虑。我信得过这些乍得人。 就在那天晚上，我给亚的斯亚贝巴去了电报，发给塔纳湖上那位拥有两只大船的意大利老板。我们已经约好了，他一收到我的电报，就派阿里和他的手下去塔纳湖西岸的沼泽收割一百五十立方米或五千立方英寸的纸莎草，并将它们放在塔纳湖北岸晒干后捆好备用。这位意大利人名叫马里奥?布斯基，是一位中年实业家，身材高大，满面红光，一看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曾亲自将他的两艘沉重的摩托艇从红海运到塔纳湖。1937年，他又组织将一百八十吨重的阿克森巨石从埃塞俄比亚搬到了罗马。现在，他正等着有人请他再把巨石搬回来，因为埃塞俄比亚皇帝正在催促意大利『政府』，要求归还巨石。 我本来想通过尼罗河把纸莎草运到埃及去，但是考虑到途中得经过好些个瀑布，在经过苏丹共和国时还会遇到种种关卡，这样做未免太过冒险。最后我决定将这五百捆纸莎草从塔纳湖起运，经过埃塞俄比亚的重重山峦，最后运抵红海，中间是长达四百五十英里的艰辛旅程。但布斯基却像迎接挑战般接受了这一任务，因为就算像座小房子一样高的一垛纸莎草，其实也就不过十二吨重。 一天都不能耽搁了，圣诞节即将来临。如果我们想赶在美洲大陆的飓风季节来临之前驶达大西洋彼岸，5月份就必须从非洲出发了。我担心现在收割纸莎草为时尚早，因为存放太久的纸莎草不太结实。但如果现在不开始的话，我们就无法赶在5月份出发。收割二三十万根纸莎草秆是件很费时的工作。因为塔纳湖正处在涨水期，为了使每根收割的草秆长度都达到十英尺，就必须在水下面很深的地方下刀。然后要把它们放在阳光下晒干，不然扎上捆后就会腐烂。接下来，这些纸莎草就要开始翻山越岭、踏上前往红海的艰苦旅程了。苏伊士地区正在打仗，交通处于瘫痪状态。如果要在这一地区卸货，还得费一番周折去争取特别许可。事实上，这些易燃的纸莎草必须登陆苏伊士，然后再通过重重封锁的道路运抵开罗附近的尼罗河。在它们到达金字塔之前，我们还必须在沙漠中建立起一个营地，配备上一名厨子和各种供给物资，以备保安和劳力使用。造船工作将由几个来自乍得的布杜马黑人领导。他们目前还住在中非沙漠附近的浮岛上，过着简单、原始的生活。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船的建造将是一项长期工程，数十万根纤细的纸莎草要被捆扎成一艘长四十五英尺、宽十五英尺的航海船。同时还要事先计划好，将造好的船运送到大西洋沿岸的某个非洲港口，它将在那里下水启航。需要准备的东西太多了：船帆和桅杆，古代埃及的『操』舵装置，用柳条编成的船舱，特制的储藏用土陶罐，以及用古法制成的食物等等。而我们拥有的时间还不到六个月。 到目前为止，我所做的只不过是向埃塞俄比亚发了一封电报。我坐在床边，掰着手指盘算开来：从今年12月到明年5月，只有六个月。我心里一急，不禁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最后我找来纸和笔把我所能想到的事情都记下来。事不宜迟，所有的准备工作必须同时启动。最重要的是，得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和我一起进行这项试验。 自然地，我首先想到了我的老伙伴们，我们曾经一起乘坐“康提基”号木筏进行了一次为期一百零一天的航行。我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重聚，重温过去的时光。但是现在，我们几个恐怕很难再次聚首了：科努特?霍夫兰在奥斯陆担任康提基博物馆馆长，工作甚是繁忙，而最近又被国家派去组织修建一个挪威抵抗运动博物馆；赫尔曼?瓦特辛格一直在秘鲁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渔业专家，不久前又被调往罗马担任部门总部的主管；本格特?丹尼尔森是我们中惟一的瑞典人，航行结束后作为一名自由民族学者，一直呆在塔西提岛，最近，他又接受了斯德哥尔摩人种学博物馆馆长一职；艾瑞克?赫赛尔伯格依旧是狂放不羁的“波希米亚人”，背着吉他和调『色』板环游世界，如果让他来，他肯定会立刻答应；当年义无返顾参加“康提基”号远征的托斯坦?拉贝，已经在一次北极滑雪探险活动中不幸遇难，结束了他的冒险生涯，当时他是在冰天雪地的格陵兰西北部给远征队做无线电发报员。 在“康提基”号远征中，六个成员全都是北欧人。而这一次呢，我想要在小纸莎草船上尽可能多地聚集天南地北各『色』人种。如果挤一点的话，我们的船上也许能容纳七个人，来自七个不同的国家。我自己来自欧洲的最北端，所以我还想找一个来自欧洲最南部的人，意大利人会是最好的选择。既然我们欧洲人都是“白人”，那就应该再找一些“有『色』”人种，而我所见过的最黑的黑人就是乍得人，所以船上的七个人应该包括三位纸莎草专家中的一位。由于这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古代非洲和美洲文明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所以还应该象征『性』地找一名埃及人和墨西哥人参加。另外，为了在这支国际化的团队中加入不同的意识形态，我还想找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而其他所有国家的人，因为船上空间有限不能参加这次冒险，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将在船上悬挂联合国旗帜来代表他们。 时代要求我们尽一切努力，在各国之间建起沟通的桥梁。喷气式战斗机在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上空咆哮而过，已经关闭的苏伊士运河上炮声震天。五大洲的士兵们正在这个或那个国家作战。而在没有战争的地方，由于担心他国对本国的威胁，人们守在核按钮旁边，上好了弹头严阵以待。而在一个漂浮的芦苇船上，空间是如此狭小，只够船上的人们相互握手。这次航行本身就是一次试验，一次对人类早期文明的探索。但这次航行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让我们提早体验人类人口过剩、拥挤不堪的明天。有了电视、喷气式飞机和宇航员，我们的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国与国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我们的祖先曾生活过的地球已不复存在，曾经广袤无垠的世界现在只用一小时四十分钟就能环游一周。无尽的山脉和无边的大洋再也无法将世界分隔。各民族不再孤立隔绝，他们相互联系，甚至相互倾轧。数十万的科技人员正在研究原子裂变和激光技术，我们小小的星球正在以超音速奔向未来。未来世界中，我们所有人都是一艘巨型科技之船上的乘客。如果不想因为人类共同的负担而沉没，我们就必须齐心协力。 驶在风口浪尖的纸莎草小船就像一个微缩的世界，它将通过事实来证明：人类可以不受国籍、宗教、肤『色』或政治背景的限制，共享和平，同心协力。他们必须认识到，只有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奋斗，人类才能求得自保。 我拿起笔开始给阿布杜拉写信。我告诉他，我的确需要奥玛和穆萨过来帮忙，而他自己也得来当翻译。我在信中问道，我是否需要亲自去一趟，把他们接过来；或者由阿布杜拉自己去博尔村，与其他两个人会合，把他们带到拉密堡，然后我再寄给他们从拉密堡到开罗的机票，并在机场迎接他们。 令我吃惊的是，阿布杜拉再次请人代笔，很快给我发来一个简要的回复：他需要一个工作证，这样他们三个才能离开自己的国家；他需要三张去埃及的飞机票，外加十五万乍得法郎。只要有了这些，他就可以安排一切，而我就不需要亲自去乍得了。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而且连意大利国家银行都弄不清乍得法郎的汇率。要使这些钱安全到达阿布杜拉手上，还要克服数不尽的麻烦和问题。钱到了阿布杜拉手里就真的安全了吗？我信任阿布杜拉，是因为他为人机警、模样可靠，但我对他却知之甚少。我只知道，他穿着一件白衣在博尔村从天而降，自告奋勇地给我们当了翻译，然后就消失掉了。据他自己所说，他是个木匠。但如果阿布杜拉没有欺骗我的话，倒可以帮我节省不少时间和金钱。如果我不用去博尔接他们三人，我就能腾出时间去秘鲁拜访当地的印第安人，我还得去莫斯科和美国为这次航行寻访另外两位伙伴。 我们有两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已经开始工作了。埃塞俄比亚的布斯基动手准备纸莎草，乍得的阿布杜拉负责召集造船工匠。纸莎草和造船匠应同时到达埃及，而那时，沙漠营地也应该在开罗附近修建完毕。这项工作交给了我一位很可靠的朋友。他是一名意大利中学教师，名叫安格鲁?考里奥。罗马教育部给了他六个月时间，随同我们的国际团队一道在埃及从事语言研究。他来的时候，像一位旅行者，带着行李和摄像机，一群导游见了马上就争先恐后地围了上来，有的要带他去看狮身人面像，有的要教他学骑骆驼。要想在这样一个独特的东方环境下生活下去，他就需要一位懂得当地的法律和习俗，能够打通各种关系的联系人。前任陆军上校阿迪亚?奥萨玛正是一位理想人选。在战争期间，他的工作与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有关，因此显得颇为神秘。他彬彬有礼，善与人交往，能打通各种关系。因此，他就成了我们与当局的中间人，帮助我们获得了在苏伊士战争区当中卸下纸莎草的许可。 现在，各项工作已正式开始运转。不同语言的电报、电话和加急信件在各国之间穿梭往来。要确保所有工作在美洲飓风天气到来之前顺利完成，整个计划就应该严格保密。至于那七名来自不同国家的成员，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意大利人，还有一个候选的埃及人。等三个乍得造船匠到来之后，再从他们中间挑选一位。我正等候苏联的回音。还要去一趟美国。12月份已经过去了，1月也随即消逝，还剩三个月的时间。纸莎草目前正在塔纳湖岸边晾晒，意大利人考里奥正在开罗等候着。我与阿布杜拉暂时失去了联系，他正去博尔村接另外两个造船匠。在纽约，我见到了我在美国的联系人弗兰克?塔普林。他是一位精力过人的美国商人，积极参与和平事业，是世界联合主义者协会的活动家。该协会致力于增进各国之间的合作和扩大联合国的影响力。知名的纽约评论家诺尔曼?科森斯是该协会的『主席』，也是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密友。吴丹在庄严的联合国大楼顶层接待了我们三人。 七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来自东方或西方的人，在一捆纸莎草上横渡大西洋。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不过，我们获准了使用联合国旗帜，只要我们遵守如下规则：船上所有的旗帜必须大小一致，挂在同一高度。我们可以将七面国旗挂成一排，联合国旗帜则挂在两边。吴丹秘书长向我们致以真诚的祝福。他询问我们将从哪里启航。 “我考虑从摩洛哥出发。” “那你就必须去见见我的朋友阿米德?本希玛，他是摩洛哥驻联合国的大使，往下十五层，就在第二十三层。” 在二十三层办公的大使先生是一位高个的杰出外交家，也是摩洛哥名门后裔。他友好地接见了我们。我们坐进宽大的扶手椅里，大使平和地与我们交谈起来。 “也就是说，你们将乘着纸莎草船从我的祖国出发。”他递给我们香烟，淡淡地说道。 “谢谢，我不抽烟。” “你们将从哪一个港口出发呢？” “萨菲。” “萨菲！那是我的家乡啊！为什么偏偏选中萨菲呢？” 这时他的兴致突然高涨起来，带着一脸吃惊和好奇的表情站了起来。 “为什么是萨菲呢？”他又重复道。 “因为萨菲是直布罗陀以外，非洲最古老的港口之一。卡萨布兰卡是一个现代港口，而萨菲则从古代就声名远播了。来自于地中海的水手在被海浪卷走时，最容易被冲到萨菲来。而在萨菲港口以外，洋流和信风又会将海上的一切漂浮物冲到美国去。” “我的父母就住在萨菲。萨菲的帕夏?是我的密友，我现在就给他写信，我哥哥是摩洛哥的外交部长，我也给他写封信。” 这样的好运几乎让我们无法相信。我们谢过了大使，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联合国。 我在纽约原本有一个参加航行的候选人，开始一切顺利，但由于他的妻子得知了这一秘密计划，加以阻拦，我们只得另寻他人。时间仓促，我们仅同一位新候选人共进了午餐，就匆匆搭乘飞机赶往秘鲁的利马。 几天以后，我来到了的的喀喀湖，与一群乌鲁族的印第安人一起坐在浮岛上煎鱼。整座小岛都是芦苇堆成的，当最下边一层芦苇逐渐腐烂，开始往下沉，新的芦苇就会收割上来，铺在最上面。这一带的湖面上全是这些人造的芦苇小岛，它们一个挨着一个，之间形成狭窄的水道。周围的芦苇在不断生长，无边无际。就在这样一片沼泽地上，鱼和芦苇是乌鲁族人生存的全部依靠。放眼望去，空旷的四周再没有别的景致，只有遥远的蓝天下几处白『色』的山峰。房屋和床都是芦苇做的。船也是用芦苇做的，就连船上方形的船帆也是用芦苇杆编织而成。他们做饭用的惟一的燃料也是干芦苇。腐烂掉的芦苇和从大陆上挖来的泥土混在一起，铺在浮岛上变成一块块小田地。印第安人在上面种植他们的传统食物甜薯。他们过着真正“居无定所”的生活，因为无论他们是走在自家的小屋里还是走在甜薯地里，他们脚下的土地都会随着他们的步伐晃动。我到这里以后，我终于证实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乌鲁族印第安人，同的的喀喀湖岸边的艾马拉人和克丘亚人以及乍得的布杜马人一样，在每日使用完小船后并不会把船拖上岸来晒干。而船在使用两周以后仍不会沉没。当然，芦苇的确会逐渐下沉，所以印第安人不得不在浮岛表面不断添加新的芦苇。但停靠在小岛边的芦苇船，不用添加新的芦苇也能漂浮在水面，就跟乍得湖上的小船一样。原因非常简单：南美洲的这些芦苇船同中非的一样，都是用结实的、手工制造的绳索把芦苇紧紧地绑在一起，尽量减少了芦苇之间细小的空隙。相反，埃塞俄比亚的小船只是把纸莎草松散地捆在一起，芦苇之间有很多空隙，这样就很容易吸收水分，所以容易沉。 按照计划，阿布杜拉和其他两个造船匠要在十二天后才能到达开罗。寄给他的飞机票是2月20日的，大约也就是纸莎草到达苏伊士的时间。在这十二天里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有一位朋友叫做希捷尔台勒普，是一位著名的挪威哲学家、运动员兼摄影家。我同他一道离开了乌鲁人的浮岛，去参观秘鲁北部海岸的沙漠地区。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南美洲最漂亮的金字塔—一座巨大而匀称的土砖建筑物。它隐藏在奇卡马峡谷的群山中，早已被人遗忘。到目前为止，科学家还未对它进行过考察，但却早被盗墓人洗劫一空。这些盗墓人在金字塔上开了一个小洞直通塔底，将这阶梯状的金字塔变成一座正正方方的“死火山”。这个庞然大物高耸在沙漠之上，因此当地居民干脆叫它称“红山”。如果不是对称的阶梯状塔面和金字塔前的围墙，人们非得走到跟前才会发现，这其实并不是什么红山，而是人类用数百万砖块砌成的杰作。这个金字塔在建筑形式、天文方位、建筑规模以及建筑材料方面都与尼罗河边最古老的金字塔类似。由于上周刚离开埃及，这种相似令我颇为震惊。“红山”是由古代某位不知名的教王建造的。当时强大的秘鲁文明繁荣昌盛，这一文明早于奇穆文明之后的印加文明，而奇穆文明本身就是从无名的先人那里继承而来的，现代科学家把最早的文明人称为“莫奇卡人”。莫奇卡人在海岸边建造起了这最早也是最大的金字塔群。莫奇卡人究竟是谁呢？科学家们越来越意识到，生活在秘鲁北海岸的先民和生活在古墨西哥的金字塔建造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除此以外，人们对他们的起源几乎一无所知。从他们在陶瓷器皿上绘制的『逼』真的自画像来看，男人都留着胡子，五官带有明显的地中海特征，有一些很像今天摩洛哥的柏柏尔人。 接着我们又飞到墨西哥，在这里我见到了陪我去鲨岛的奥运游泳选手雷蒙?布拉弗。他非常愿意参加这次芦苇船航行。他现正患着胃病，但他保证会在我们出发前的两个半月内将身体调养到最佳状态。 我们乘坐一架小飞机进行了短途飞行，又步行了一小段路，来到墨西哥丛林，在那里碰到了暴雨。在雨中观看金字塔，这是我们一直盼望的。热带暴雨倾盆而下，希捷尔台勒普全身都被淋透了，他用风衣裹着照相机和胶卷，身上只穿了件衬衫。雨水从庞大的帕仑圭金字塔上流淌下来。云压得很低，似乎紧贴着茂密丛林的树梢。巨大的树木全朝着金字塔倾斜，将金字塔团团围住。在金字塔周围的空地上，散布着长满青苔的废墟，这里曾经矗立着辉煌的建筑物，而现在早已坍塌废弃，让人欷感叹。我们来此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感受一下哥伦布到来之前的昔日美洲。要想看得真切，首先必须克服最初的兴奋和崇拜之情，坐下来细细品味，在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废墟堆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这里有一种神秘的气息，没有人传唱，也未被记载，却引人驻足，令人浮想联翩。但现在还不是沉『迷』于种种预想的时候，也来不及为它宏大的规模和工匠的天才技术而陶醉感叹。现在要琢磨眼前的事实：雨点正无情地冲刷着金字塔；这一巨大的废墟，连同其中的金字塔、寺庙和宫殿，它们的建造者也就是我们人类，既不比我们高明，也不比我们卑下。这群开拓者比哥伦布早一千年来到了这里，他们在丛林当中开辟出空地，建起了房屋、田地和宗教建筑。这里宏伟的金字塔和寺庙都是由技艺高超的建筑师设计的。生活在这片丛林中的大部分印第安人至今仍住在用树枝和树叶搭建的小屋里，从未想过将自然界给予他们的巨石打造成方形的石块。相比之下，数千年前的这些建筑师们的高超技艺就显得更加不可思议了。我曾经试过将一块圆石打造成方形，虽然我有钢质的工具，但没有成功，而那些印第安人只有石制工具。只有真正的专家才能够将坚硬的岩石打磨成表面光滑的方块—不管是我，我住在城里或乡下的朋友们，还是我曾经见过的任何印第安人，都无法完成这一任务。这项工作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帕仑圭丛林废墟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之谜？ 一个疯狂的想法突然闪现在我的脑海中：那些试图解开未解之谜的考古学家们也许应该去请教刑警侦探。侦探们不一定要懂得考古学术语或是挖掘技巧，但他们具备最起码的怀疑推测能力，有一定的洞察力和鉴定能力，在估量可能『性』方面也很有经验。刑事侦察的本质就是将无人目睹的过往事件进行符合逻辑的重新构建。这样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坐落在丛林深处，难道是这里普通的印第安人建造的吗？抑或是远古时期来自西伯利亚的猎人和墨西哥原始森林的土著居民建造的？ 有些人坚信，在哥伦布到此之前，只有赤脚的野人可能走遍美洲，其他人则做不到。他们认为，生活在相似环境中的人类会创造出相似的事物，因此，埃及和墨西哥人不约而同地把石头一块一块垒起来，最终建成金字塔，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雨越下越大，我们只好躲在一些宽大的树叶下避雨。 相似的环境！埃及的沙漠和墨西哥的丛林难道相似吗？湿漉漉的植物使得我们周围的空气又热又湿，就像进了温室一般。除了滴水的树叶、蔓藤、树干和腐殖土壤外，只有那些许久之前被搬运至此，如今却散落在废墟之上的巨石。在墨西哥丛林中垒砌石块真是一种随意行为吗？那为什么在非洲丛林、北美草原或欧洲的松树林里没有这种现象呢？ 建造帕仑圭金字塔的建筑师们是从何处找到原料的呢？也许是从热带巨树的根部深挖而出，或是从远处山冈上凿开石壁获得。但惟一确定的是，在帕仑圭，建金字塔的主意在先，寻找合适的建筑材料在后。 秘鲁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秘鲁的金字塔难道也是一种“随意的行为”吗？秘鲁的金字塔分布在数千英里长的海岸线上，这里只有沙子，没有可用的石料。只有到安第斯山脉才能找到最近的采石场。在我们刚刚去过的莫奇卡峡谷，石头质量很差，金字塔建造者们不得不制造出六百万块巨大的土砖，才建起了占地四千平方码，高达一百英尺的金字塔。而在秘鲁还有比“红山”更大的土砖金字塔。 我们坐在宽大的树叶下，又冷又湿，望着雨中的金字塔，浮想联翩，关于秘鲁和埃及的记忆也在脑中闪过。在埃及，用石头做建筑材料是再自然不过了，因为除了芦苇之外，耸立在沙漠上的『裸』『露』石崖是惟一可得的天然建筑材料。但是在墨西哥建造这样的金字塔是“自然而然”的吗？目前已知的是，生活在墨西哥广阔高原上的阿兹特克人和尤卡坦茂密丛林中的玛雅人都是从祖先那里学会建造金字塔的。考古学研究表明，墨西哥最早的文明起源于墨西哥湾的热带海岸，然后扩散到其他地方。海浪一直穿过大西洋，来到墨西哥湾的陆地。在那里建造金字塔是否更为合理呢？事实并非如此。一群神秘的人类创造了墨西哥最古老的文明，他们跋涉千里才找到采石场，有时要将重达二三十吨的巨石从采石场运到五十英里以外的建筑工地上。如今，无人知晓这群精力充沛的石匠和建筑家的真实身份，他们在茂密的丛林中从事巨大的建筑工程，但他们对石料的了解却远甚于木料。为了方便起见，现代人把他们称做“奥尔梅克人”。如果刻在废弃的石碑上的那些传神的雕像是他们的自画像，那么，一些奥尔梅克人必定有着宽脸盘、扁鼻子和厚嘴唇，完全是黑人的五官特征。而另外一些奥尔梅克人则轮廓分明，长着鹰钩鼻子，上嘴唇上留有短髭，下巴上还有飘然的长须，很像闪族人?。奥尔梅克人是破解整个谜团的关键。他们姓甚名谁，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什么突然开始采石建造金字塔？奥尔梅克人也在丛林当中制造砖块。这又是为什么呢？他们的一座上百英尺高的金字塔就是用太阳烘烤的土砖建成的，同秘鲁沙漠、古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谷最古老的金字塔如出一辙。而土砖并非丛林当中天然的建筑材料。 我们眼前的金字塔淌着雨水，它让一切变得『迷』『惑』难解。几年前，也就是1952年，在这座金字塔中获得了一项重大发现，震撼了整个科学界，动摇了过去牢不可破的观念。原来，有人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秘密入口，通往一条狭窄的过道。入口里边是蜿蜒向下的石阶甬道，通过金字塔的中心部分。石阶的最后是一道沉重的石门。门内有一座壮丽的墓室，放着一个巨大的石棺，里面躺着一位权重位高的教王。这就跟古代埃及的金字塔一样。过去，人们认为墨西哥的金字塔中不存在墓室，从而否定了古代跨洋联系的可能。他们断言，两地金字塔的相似『性』只是表面现象。坐落在大西洋两岸的金字塔不仅功能不同，其形状也不相同。墨西哥和秘鲁的金字塔四边都呈阶梯状，而埃及金字塔的四边则是光滑的。 有关形状的问题并非那么绝对。所有去过尼罗河谷的人都知道，在埃及也有阶梯形的金字塔。不论是在埃及还是美索不达米亚，这都是最古老、最原始的形状。而毗邻古埃及的文明古国巴比伦也建造过阶梯形的金字塔，塔顶还建有庙宇，同古墨西哥的情况一样。而现在，墨西哥金字塔的中央又突然出现一位躺在棺材里的教王。他的家族也声称是太阳的后裔，并在墓里放着玉雕的太阳神像，而教王的建筑师也是按太阳的走向来设计金字塔的底座，从天文学的角度来讲丝毫不差，这也同埃及的情况一样。这位教王也被安置在巨大的石棺之内，脸上也戴着精致的面具，同埃及和秘鲁的习俗相同。面具并非黄金制造，而是由玉石镶嵌，眼睛是用贝壳做的，眼珠则是用黑曜石。这位教王也相信人死后还有来生，为自己配备了罐子和盘子来盛装食物和饮料，而他身上还配戴着由珍珠母和玉石制成的皇冠、耳塞、项链、手镯和指环。棺材内侧漆着朱砂。尸骨和珠宝上还黏着红布的残片。根据埃及习俗，石棺盖由一块精雕细琢的石板充当，有好几吨重，比加大号的床还宽，长度是它的两倍。石棺盖和墓壁上都饰有祭司或教王的侧面浮雕像，有一些还戴着作为社会地位象征的假胡子，这也与古埃及的等级制度相同。在一切就绪之后，还要杀死几个年轻男子，将他们的尸体放在墓室的门外，作为教王在另一个世界的奴隶。然后，教王墓室的入口用巨大的石门封上。在石门外修建的秘道穿过金字塔的内部，末端再用『乱』石封严。帕仑圭金字塔里里外外都遵照着古埃及金字塔墓葬的传统。惟一例外的是在金字塔顶部建起了一座小石庙，这是墨西哥和美索不达米亚金字塔的风格。 走下蜿蜒曲折的石梯，我们来到了墓室前面。按照建筑师的设计，墓室是整个金字塔中最早修建完成的部分。墙和天花板都是用巨大的石板拼合而成，这些石板经过仔细的切割打磨，合在一起时严丝合缝、丝毫不差，极为光滑。墓室修建完成后，金字塔的上层部分才开始动工。在四壁的上楣垂下一排排洁白的钟『乳』石柱，宛如冰凌一般，使墓室里衣着华丽的祭司雕像显得古香古『色』，一片肃穆之气。空气如此清新而凉爽。跟埃及人一样，这座金字塔的建筑师也为它配备了必要的空气调节系统。一条狭窄的通气管道从石棺一直通到石阶。还有两条大型的通气管道穿透金字塔的四壁，通达各面的新鲜空气。 我们爬上狭长石壁间的甬道，我又仔细观察了金字塔的结构。甬道的边轴与垂直的墙壁形成了一个六角形的交叉，使得甬道的顶部要比石梯的宽度窄。这种奇特的设计我只在埃及的金字塔里见过。 难道这些都是随意之作？这一切都只是古人胡『乱』堆砌石头的结果吗？这种解释实在说不过去。我们又从巨大的岩石块中钻了出来，再次置身于茂密葱郁的丛林当中。要不是墨西哥考古研究所坚持不懈地清除周围的草木，这些国宝级的遗址恐怕早就被丛林吞没。大自然费尽心机，想要收复过去被石匠们索去的肥沃土壤。 在这个皇家墓室的旁边，还有一个墓葬用的金字塔，建在一个天然的山洞之上。塔内也有石梯甬道通向金字塔的内部，里面散放着一堆『乱』七八糟的尸骨。如果修建这座金字塔也是为了埋葬某位教王，那它一定在很早以前就被洗劫一空。陪葬者的尸骨被随意地扔在空『荡』『荡』的墓室之中。 倾盆大雨中，我躲在大树底下，不由得想了许多。孤立学派坚持认为，修建墓葬式金字塔和修建寺庙式金字塔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他们以此为根据，否认了跨大西洋联系的可能『性』。如果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两个完全独立的文明同时在墨西哥丛林当中兴盛起来—这样荒谬的结论是绝不可能成立的。这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回到墨西哥城后，我们拜访了墨西哥文物研究所所长兼国家考古博物馆的馆长伊格纳西亚?贝尔纳博士。这座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先进的博物馆之一。墨西哥的考古学家一直以坚持孤立论而闻名于世。特别是老一辈的学者，坚持认为墨西哥废墟下的所有文明都产生于本国境内，由那些从北方迁徙过来的野蛮人所建。而现在，我们将要乘坐非洲芦苇船漂洋过海，以此来反驳他们的论点。对此，他们又会做何反应呢？于是，我决定拜访他们当中最典型的代表贝尔纳博士。贝尔纳博士亲切地接待了我们，他同意让我们带着照相机和录音机进入馆内。我把博士引到一个巨大的石碑面前，石碑上镂刻着一个长胡子奥尔梅克人的浮雕像。正是一些长胡子的奥尔梅克人将建造金字塔的技艺传授给了没有胡子的印第安人。 “贝尔纳博士，”我问道，“你是否认为墨西哥古代文明的发展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或者，墨西哥文明的某些文化是经由其他人种乘坐原始的船只，漂洋过海传播而来的呢？” “这是任何人都难以回答的问题。”博士回答道。 我吃了一惊，把麦克风朝他推得更近些：“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依据。所以目前我实在无法做出回答。” “那么，我们都同意这是个未解之谜了？” 他稍稍迟疑了一下。“是的，”然后坚定地说道，“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把这段对话录了两次，以防录音出现故障。 而就在这时，开罗的媒体上泄『露』了我们这次远征的秘密计划，消息传到了墨西哥。 我们正要离开博物馆，刚好碰到一位前来拜访贝尔纳博士的同事—圣地亚哥?吉诺维斯博士。他微笑着问我：“你想乘坐芦苇船横渡大洋，是吗？” “是的，你也想来参加吗？”我问。 “是的，是认真的。” 我吃惊地看着贝尔纳博士的这位墨西哥同事。他是一位研究美洲土著居民的知名专家。在拉美、俄国和西班牙的国际人类学会议上我都见到过他。他身材矮小，但异常灵活、健壮。 “抱歉，我们已经找到一位墨西哥人了。恐怕得等下次了。”我开玩笑地说道。 “那就把我列在候补名单上吧。如果需要的话，只要你提前一周通知我，我一定过来。” “一言为定！” 他微笑着，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我们就此道别。当时，我一点也没想到这个口头协议最后竟然应验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了纽约。饭店房间里挤满了记者。远征的计划在美国也被公开了。纸莎草已经运抵开罗。造船工作即将开始。三个乍得人想必这时正坐在飞机上呢。考里奥已经将营地和劳力准备妥当。明天，我们所有人就要聚齐，开始工作了。我将乘飞机于当晚离开，所以我只剩下一天的时间，在纽约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这时，一封电报来了。我读了电报，一下子蒙住了，不得不坐了下来： “阿布杜拉被捕。造船匠仍在博尔村。速回电。” 电报上是我妻子的签名。 我连忙给意大利的家里去了电话，的确是真的。邮局送来一封来自乍得的信件，信中是阿布杜拉的简短留言，说他不能够去接奥玛和穆萨，因为他被捕了。他会在一个月后再次给我写信。 阿布杜拉进了监狱。他究竟做了什么？他现在在哪？只有天知道。奥玛和穆萨还住在他们的小浮岛上，撒哈拉以南，太阳以东，月亮以西。没有他们，就造不了船。十一周之后，我们就必须从摩洛哥起航了，这样才能避开美洲的飓风季节。在埃及的金字塔边上，整个团队都在营地里等候着这三位乍得人，床桌用具全部准备就绪。必须有人去乍得把他们带过来。也只能是我去了。每周三上午都有一架从法国到乍得的航班，所以我必须在周二抵达巴黎，并准备好乍得共和国的签证。今天是周五，正逢乔治?华盛顿的诞辰日，美国举国上下都停止了工作。明天是周六，公共部门也不会办公。然后又是周日。我只有周一一天时间来办理签证并安排好新的旅行计划，另外还要筹集旅费，这次旅行完全是在我们的计划之外。 我在纽约的摩天大楼之间徒劳地游『荡』了三天，到处都关门。周一早上，纽约人又一窝蜂似地拥回了办公室。终于有人接电话了。世界各国的人都汇聚在联合国大楼里，但惟独不见乍得代表。他今天去了华盛顿，我必须去华盛顿才能得到去乍得的签证。我已经囊中羞涩了。我的出版商本可以借我一笔钱，但他去了芝加哥。当晚去巴黎的飞机票已经定好。但是要飞往乍得还得花很多钱，签证也必不可少。我给华盛顿的乍得大使馆打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倒是挪威使馆许诺帮我联系乍得大使，让我耐心地在宾馆等候。但我又从芝加哥方面得到消息，让我马上去离此很远的一家银行。阿布杜拉在遥远的乍得，生死未卜，这一切让我焦头烂额。吴丹的办公室通知我，说秘书长希望我马上去他的办公室，他要帮我写一封介绍信。在我出门之前，有一个男人突然闯了进来。原来是彼派尔先生，他是一家国际新闻机构的主管，来商量报道这次航行的合同事宜。他可以预先支付一些费用。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电话中我被告知，如果坐下一班飞机赶去华盛顿，当天就能拿到签证。于是，这位主管帮我匆匆收拾好了两箱行李，一箱装着冬衣，另一箱装着夏衣，他还帮我结了账。那两箱行李他也替我送上当晚去巴黎的飞机。隔壁房间的希捷尔台勒普放下手中的胶卷，替我赶往秘书长的办公室。而我则冲到了飞机场。纽约和华盛顿的交通都很糟糕，坐飞机也相当麻烦，但挪威和乍得之间的协调却很顺利。当晚，当我带着护照，准备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转机时，他们两人已经在机场等候了。一个手中拿着吴丹秘书长的信，另一个则提着两箱子衣服。 “谢谢。再见。晚安，美国。早安，巴黎。”我在尼斯转机的时候与妻子匆匆见了一面。她手里拿着不少记录条和电报，这些只好等到我从博尔将造船匠带回来后再说了。 我从撒哈拉大沙漠上空飞过，终于到了乍得。一打开机舱门，热浪扑面而来。拉密堡的矮房子密密麻麻、连绵不断，我到哪里去找阿布杜拉呢？阿布杜拉留下的地址仅是一个邮箱号。邮箱的主人是一位传教士，阿布杜拉曾为他干过木匠活，但这活早就干完了，他也不知道阿布杜拉现在何处。不过，这位传教士仍然热心地帮着我们开车四处寻找。 我住在市中心的一家小旅馆里，旅馆的接待员告诉我，本周内只有飞往苏丹的飞机，我那张飞往埃及的机票等于作废，因为在乍得是不可能获得埃及签证的。以『色』列在乍得有大使馆，但是埃及、挪威、意大利和英格兰在这里都不设大使馆。 我的房间里摆着一张床，墙上有两个挂钩和一个声音大得跟螺旋桨似的电扇。我久久坐在床边，拿着一张袖珍地图，绞尽脑汁地琢磨着。这时有人敲门了。门口站着一位高大的男子，身穿一件长及脚踝的白衣，戴着一顶七彩的小帽子。他张开双臂，放声大笑，牙齿和眼睛都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噢，老板呀，老板，我阿布杜拉可吃了不少苦呀，现在总算是雨过天晴了！” 阿布杜拉乐得手舞足蹈。 “阿布杜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我去了博尔村，花了四天时间在湖上寻找奥玛和穆萨。他们去很远的地方捕鱼去了。最后终于找到了，还帮他们还清了债务。我正要把他们带到拉密堡，可这时行政长官来了。他说我是个为了钱不择手段的恶棍，说我今天要把两个人卖到埃及去，明天说不定就把人贩到法国或者俄国去了。我就这样被捕了，被关进了拉密堡的监狱。我孤身一人，不得不花掉所有的钱，这才被放了出来。” 居然会有这种事，阿布杜拉被疑为人贩子，在博尔村被捕入狱！当年的贩奴通道要经过乍得，当地人仍然对那段血泪史记忆犹新。现在阿布杜拉不能回博尔村了，我必须带上由拉密堡当局盖章的正式劳动合同亲自去博尔村接奥玛和穆萨二人。 在接下来的五天里，我和阿布杜拉跑遍了首都所有雄伟的『政府』大楼，就是为了替他们两人办一份合法的劳动合同。到处都是一张张聪明伶俐的面容，真诚和友善洋溢在每张脸上。到处都是超现代化的办公室和写字间。外交部的大楼更是雄伟庄严，楼前还有十四座喷泉池。星期天到了。我绝望地坐在床边，关掉了震耳欲聋的电风扇，听任苍蝇和热浪朝我进攻。我受够了。五天过去了，我一个章也没盖到，一个签名也没要到。我们找到了一位传教士，他有一架单引擎飞机，能够在乍得湖上降落。但是没有盖了章的文件，如果我想把两个造船匠接走的话，也会落得跟阿布杜拉一样的下场。 我们最开始找的是内政部总监，他知道阿布杜拉的事情，但他只能通过外交部长才能接见外国人，而要见到外交部长又必须通过内阁首脑，要见到内阁首脑，又必须找到礼宾司的司长。我们见到每个人都得把整个事情从头说一遍，他们还要仔细阅读吴丹的介绍信。我们花了三天的时间总算见到了外交部长。外交部长是个名副其实的巨人，但很随和友好，下巴上留着一小撮黑胡子，头发浓密，额头和脸颊上都有一道道伤痕。在把我们引见给内务总督之前，他和乍得总统托姆巴巴耶进行了两次私人会晤，共同商讨这个问题。总统认为此事事关重大，必须要由内阁会议来决定是否允许乍得公民乘坐纸莎草船渡海冒险。 为了争取时间，我向他保证说，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获准将这三名乍得公民接到尼罗河平静的河岸上，把船给建起来。于是，我们总算见到了内务部部长，内务部部长又把我们引见给劳动部。劳动部的表格用完了，我们还得临时打印。他们三人的劳动合同足有十二页长，还是双面打印的。然后，我们又跑去找人事部部长签名盖章。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我们打印的合同当中发现了两段话，使得我们前面的努力功亏一篑。 这两段话的内容是说，合同只有在博尔村的两位造船匠签字之后才能盖章，更糟的是，合同中规定，如果没有医疗证明，本合同就无效。我们到哪里去找一张医疗证明呢？博尔村没有医生。人事部部长从劳动部叫了一位代表来研究我们的合同，他对着合同看了半天也无计可施。他们两人都非常友好，但只能指着合同上的白纸黑字，向我解释说他们也无能为力。他们的意思我很明白：没有医疗证明，劳动合同就不能生效；不离开博尔村，就无法得到医疗证明；没有劳动合同，离境就属非法。 反正是死路一条。我累得筋疲力尽，狠狠地关上房门，把风扇开到最大档。明天就是周日了。我气恼地坐在床边，干脆写起日记来：“无可救『药』的笨蛋！但这样糟糕的体制并不是乍得人的错，他们友好、聪明、淳朴。非洲文化并非如此，正是我们西方人教会了他们这一套。”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先把他们两人接来再说。我关掉了电风扇，伴着远处总统府的军号入睡了。周日到了。我去见了那位开飞机的传教士。他有的是汽油。周一一大早，他就跟我一起坐上他的小飞机，飞过『政府』办公楼的屋顶，穿过热带草原、沙漠和浮岛。我们在博尔村外着陆，激起一片浪花。我们带上了那份有二十四页的合同，还有一个空皮箱。文件上只有我们自己的签名，我们心里直打鼓。行政长官和苏丹都被厚厚的合同给唬住了，他们把奥玛和穆萨从围观的人群中叫了出来。 就在当天晚上，两位心惊胆战的布杜马人和我们一起坐上了小飞机。飞机掠过茅草屋顶，再次从湖面上起飞。湖岸上黑压压的全是他们的亲属和朋友。苏丹和行政长官站在前面，注视着这两位同胞，他们即将成为勇敢的冒险家。而飞机上的两人则像秃鹫一样盯着下方这块生养他们的土地。他们面无表情，胳膊上是一道道作为奴隶标志的烫伤印。他们曾经忍受烙铁灼烧的痛苦而毫无怨言。他们俩这次可是要出远门，但除了身上破旧的衣服和自制的凉鞋以外，什么也没带。我们本来预备给他们装行李的箱子仍然空着。他们都是一无所有的人。 到了拉密堡，见到重获自由的阿布杜拉，他们三人高兴地拥抱在一起。我在市场上给奥玛添置了一身行头，从头到脚都是浅蓝『色』的，而穆萨则一身黄『色』。穿着崭新的袍子，他们同我们一起去了警察局，无比兴奋地注视着他们新护照上的照片。 “你们叫什么名字？”一位好心的警察问道。 “奥玛?姆布鲁。” “穆萨?布鲁米。” “多大年纪？”警察又问道。 没人说话。 “奥玛是什么时候生的？” “他比穆萨大四岁。” “1927年，1928年，还是1929年？” “我想差不多吧。”奥玛胆怯地说。 于是，警察写道：“生于1929年。” “穆萨呢？” “1929。”穆萨迅速回答道。 “这不可能，你比他大四岁。”警察说道。 “是的，但我们都是在1929年出生的。”穆萨回答道。 于是警察也为穆萨写上了“生于1929”。 护照上还得签字。奥玛很遗憾地说他只能用阿拉伯文签字。他拿起笔，坐了下来，在纸的上方幽雅地画了几道弧，于是把笔交还给警察，让他代为签名。穆萨也让警察代签。但是，要有劳动合同才能把护照办好，于是我们又去了天主教医院为他们办医疗证明。修女让穆萨把衣服脱到腰部，而穆萨却天真无邪地把长袍一直拉到肚脐上。在给奥玛做x光的时候，荧光屏上却见不到他的身躯，修女于是满腹疑『惑』地把灯打开，却发现他爬到了x光机的顶部，脑袋和双脚下垂地挂在上面。这一幕真让人忍俊不禁。苏丹要求有天花接种证明书，于是又给两人注『射』了疫苗，但证明书暂时拿不到，因为医院的表格用完了。于是我们和阿布杜拉又去了一趟打印社，但打印社非得在医院还清他们的旧账之后才愿意打印新的表格。在苏丹航空公司，职员从抽屉里发现了三张旧的天花表格，就在填写表格的时候，一名法国医生进来了。他拿着奥玛的x光照片，上面显示出奥玛的肝上长了一大块东西。结实的奥玛其实病得不轻，绝对不能再长途跋涉。但如果没有这位兄弟同行，穆萨也不愿意去，因为兄弟俩中只有奥玛懂阿拉伯语。纸莎草计划又要完蛋。 该怎么办呢？我们去找法国主治医生，他是一位慈祥的上校军医。 “原来是你呀！” 这次重逢让我们两人又惊又喜。上次见面时，他还在塔希提当军医。我们一起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如果让奥玛回博尔村，他就得不到任何医治。所以，我保证给他在开罗找一名大夫看病，并按医嘱给他打针吃『药』，负责把他治好。 苏丹航空公司的航班终于起飞了，奥玛和穆萨在最后一分钟才被人推上了飞机，因为他们给自己找来了黄『色』和蓝『色』的眼镜来搭配各自的衣服，结果却什么都看不清了。阿布杜拉把头伸进机舱，看到了里面的装置，兴奋地大叫起来。而其他两位则对机舱惊叹不已，这比博尔村苏丹的房子还要大。我们很快飞上了云端，阿布杜拉和奥玛仔细研究着安全带和活动座位的结构原理，而穆萨则拿出了一张黄『色』的手帕，安详地擦拭着他的光头和拖鞋。空姐端来了糖果盘，他们每人都抓了一大把，一直拿在手上。看见其他人把糖果皮扔在烟灰缸里，他们又把自己的糖果全部塞进了烟灰缸。然后，在接下来的旅程中，他们把时间都花在了如何将糖果从狭窄的烟灰缸口里取出来。午餐时，奥玛在他的水果沙拉上加了黄油，我不禁为他的肝脏担心起来。我们很快就飞越了苏丹贫瘠干旱的边境，在下午晚些时候降落在苏丹首都喀土穆。 现在他们三个可真有点管不住自己了。在博尔村没有人见过两层高的房子，而在喀土穆到处都是楼房。当阿布杜拉见到一座四层高的楼房时，他简直欣喜若狂。在这座热闹的阿拉伯城市里，一分钟不看着他们恐怕就会出麻烦。但我们必须在这里过一夜。如果我带着他们去一家现代化的大宾馆，肯定会显得格格不入，所以我决定带他们去一家位于阿拉伯贫民区的小型四流客栈。这是一栋破旧的老房子，服务台和房间位于三层，而厨房和餐厅则是在屋顶上。三个人顿时惊呆了，认为自己置身于琼楼玉宇。奥玛和穆萨两兄弟就像不会上楼梯似的，他们异常小心地抬起双脚，就好像是在攀登崎岖的山崖。我这才意识到这确实是他们第一次上楼梯。在博尔村和他们的浮岛上，所有的小屋都只有一层，地面也全都是土制的。客栈的房间全都朝里，没有窗户，只有『裸』『露』的电灯泡从天花板上垂下来，下面则摆着一排铁床。两兄弟从未看见过床，阿布杜拉向他们解释说这是用来睡觉的，于是两兄弟立刻趴倒在地，爬到床底下，想试试感觉。只见他们翻过身来，展开四肢，直直地躺着，鼻子都顶到了床底的弹簧。阿布杜拉笑弯了腰，却憋着不敢出声，招手让他们出来，免得吓坏了女店主。女店主掀开床垫，吃惊地朝床下张望，以为他们在找什么东西。上了屋顶，我们被安排在一张小桌子旁，每个人身前都放着一把叉子和一个盘子，盘子上面已经装好了大块的肉、西红柿、土豆、韭葱和青豆。三个人又开始惊奇于叉子的功能。我正要用叉子去叉盘中一块肉时，另一只叉子却突然抢了先，我的肉被放进了奥玛的嘴里。我正打算去叉另一块肉时，阿布杜拉的叉子已经戳进去了。我只得去吃土豆，以免再起纷争。这时，我打量了一下，只见几把刀叉正在桌子上面来回翻飞，可谓刀光剑影，三个人抢得不可开交。他们开始用手从中间的公共餐盘里抓东西吃，有了叉子，盘子即使不放在中间，大家也都能够得到。 上床睡觉时，我不禁有点饥肠辘辘。客栈里惟一的浴室又引起了一阵惊呼与赞叹。阿布杜拉想要一些苏丹的货币，以防夜间突然有女士敲门。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被他叫醒了。他说，听说世界各地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要确定我和飞行员已经就飞往埃及的时间达成一致，这样以免飞行员抛下我们离开苏丹了。 在飞机场我们又遇到了大麻烦。虽然没有人注意到三个乍得人没有埃及护照，但是在卫生部门检查文件的时候，却发现他们新近注『射』的黄热病疫苗要过一周才会生效。他们已经在卫生部门的眼皮底下溜进了苏丹，现在他们不能再这么偷偷地溜出去，要等到疫苗生效以后才能放行。不管我们怎么哀求都没有用。我只身一人进了飞机场，发现机场的栅栏敞着一条大缝。目光敏锐的阿布杜拉注意到了我的手势，于是带着其他两人离开了人群，摆脱卫生检查官员，偷偷溜了进来。他们身上那白『色』、蓝『色』和黄『色』的袍子还真有点显眼。最后我们四个全都上了飞机。奥玛和穆萨礼貌地坐了下来，像老练的国际旅客一样扣上了安全带，朝漂亮的黑人空姐微微一笑，每人从她的糖果盘里拿了一块糖。 开罗。飞机的旋梯下，欢迎团已经在此等候我们了，满面微笑的挪威大使站在最前面。旅游部的代表招呼着我们走出了机场，再没有人询问我们关于签证或黄热病的问题。大使的司机穿着幽雅的制服，向穆萨、奥玛和阿布杜拉鞠躬致意，而他们三人则把长袍提到大腿上，好不容易钻进了大使宽敞的轿车里。每当轿车经过一座桥、一条地道和一座公寓楼，后座上的三人都会发出高兴的欢呼声和虔诚的赞叹声。清真寺一座接着一座，城里到处都是清真寺，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堂了。当他们看到市中心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直耸入云，便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穆萨开始有些晕了。奥玛直直地坐在那里，偷偷地往窗外看了一眼，就惊得直翻眼白。而阿布杜拉还是照例伸着光头，睁着眼、张着嘴，贪婪地看着窗外，从汽车的样式、霓虹灯广告，到各『色』各样的行人，一样都不愿错过。 “那是什么？”阿布杜拉问。 这时我们已经驶出了现代化的城市，开始在吉萨平原上奔驰。我早就预料到他会提这个问题，只不过想看看他的反应而已。其他两人都快睡着了，但阿布杜拉还一直痴痴地望着前方，眼睛和嘴巴张得越来越大。 “那是金字塔，阿布杜拉。”我解释道。 “那是一座山，还是人堆起来的？” “是古人造的。” “这些埃及人！他们可比我们先进多了。里边住了多少人啊？” “只住了一个人，一个死人。” 阿布杜拉赞叹地大笑起来。 “这些埃及人呀，埃及人！” 眼前又出现两座金字塔。连阿布杜拉也沉默了，他的眼白微微闪着光。下车以后，三个乍得人在手电筒的指引下穿过无数沙丘，向营地走去，这是一段很长的路。营地位于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后面的洼地，营帐在月光下泛着幽灵似的白光。三个乍得人走在洒满月光的沙地上，他们不曾想到，几千年来，他们也许是惟一从斯芬克司身边走过的纸莎草船工匠。他们也不知道，在这片黄沙下，掩埋着法老当年的造船匠。这些造船匠连同他们的造船技艺一起，随着岁月而湮灭。而现在，在经过了一次漫长、曲折的旅程后，这门技艺将要重新回到金字塔脚下。 “晚安，阿布杜拉。你睡一个帐篷，穆萨和奥玛睡你旁边的那个。” 他们还没有从这一路的见闻中回过神来，三人向法老的摩天大楼最后看了一眼。天空中繁星密布，金字塔高耸在我们面前，就像我们的帐篷在地上投下的阴影。“每个里面只住一个人，而且还是个死人。”阿布杜拉用阿拉伯语低声对奥玛说着。奥玛不用再翻译成布杜马语给穆萨听了，因为他的兄弟对一天的所见所闻已经心满意足，正仰躺在自己的床上，开始打酣了。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入帐篷时，三座金字塔的顶部闪闪发光，就像火山群上不断喷发的炙热岩浆。地上仍然又黑又冷，而三个乍得人已经穿好了长袍，从帐篷里爬出来，蹲在地上欣赏红光闪闪的金字塔顶。他们正等待着阳光照『射』到沙地上，照在每个冻得瑟瑟发抖的普通人身上。他们在等待着日出，然后开始向真主祷告。当太阳升起之后，三个黑人跪成一排，前额着地。他们剃得光光的脑壳就像擦过的鞋子一样闪闪发光，对着正苏醒过来的太阳神。据阿布杜拉推算，麦加大概就是处在那个方位。太阳照在了沙丘上，我们所有人都看见了一个非比寻常的景观。在没有生命的沙石之间，有了大自然中的生物—纸莎草。它们成跺地堆着，有些是青黄『色』的，有些则是金黄『色』的，像太阳一样。阿布杜拉拿出了一把长刀，我们则聚在一起，热切地等待着专家的评判。这是尼罗河的原材料和中非造船匠之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阿布杜拉一刀切断一根纸莎草，而另外两人使劲掐着断掉的两头，并顺着长长的草秆『摸』下去。 “格塔。”穆萨喃喃地说着。 “加纳金。”奥玛把穆萨的话替阿布杜拉翻译成乍得阿拉伯语，他的牙齿白得发亮。 “纸莎草，”阿布杜拉用法语解释道，“他们说这是地道的纸莎草。”大家都松了口气，心里无比快活：这些纸莎草的质量上乘。 我们一起在帐篷边的沙漠上选了一块平地，在这里丈量出五十五英尺长、十五英尺宽的船体大小，用棍子在沙地上画出了船体的轮廓。 “这艘‘卡代’应该是这么大。” “但是水在哪呢？” 这是穆萨问的，而奥玛也跟着点头。 “水？”其他人惊奇地问。我接着说道：“你没看到做饭的帐篷外面有一桶饮用水吗？” “湖在哪？我们必须要将纸莎草浸泡过才能造船。”穆萨一边问着，一边疑『惑』地望着他周围无边无际的沙丘。 “但你告诉过我们，纸莎草必须在太阳底下晒三周才能使用。”我解释道。 “当然。新鲜的纸莎草没用，必须要晒干了才有韧劲儿，但之后我们还要把它们在水里浸泡一下，要不然很容易折断。”三个乍得人回答道。 这可怎么办呢？我们是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除了骆驼的驼峰里存着水外，我们只是在一个带龙头的桶里才装着一些水。峡谷深处流淌着尼罗河，但那儿离这里太远。并且，所有的污水都会排放到那里。如今的尼罗河水远没有法老时代的清澈，纸莎草肯定会以两倍的速度腐烂。两个博尔村的人之前没有提醒过我们。但这也不怨他们。他们是在湖边长大的，那里到处都是水，除了水就是浮岛。在他们的印象中，我们的星球就是一个大湖，只是在远远的地平线上才存在着沙漠。 “湖在哪呢？”穆萨不信任地看着我们，奥玛开始变得不安。我们必须当场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去取水！” 没有别的选择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转移帐篷和纸莎草了。尼罗河水太脏，而不到最后关头我们又不愿意把纸莎草浸泡在海水里。因为专家们曾经说过，海水会溶解芦苇的细胞组织。我们之所以把营地建在这里，是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有着象征古代文明的金字塔，还有古墓，我们可以边造船边仔细研究里面的古代壁画。而且，在这样的沙漠气候当中我们肯定能使纸莎草保持干燥，乍得和埃塞俄比亚的造船匠们都说，纸莎草必须保持干燥。 “阿布杜拉，告诉他们我们会去取水的，不用担心。” 考里奥和我坐上了吉普车，一路在沙丘上颠簸，来到了最近的阿拉伯村庄。我们在这里买了砖头和水泥，并找到了位石匠给我们造蓄水库，还找了一个卡车司机，由他负责每隔一天将两大桶装满自来水的汽油桶送到我们营地去。我们的乍得朋友则被带到开罗买衣服去了，他们除了长袍之外什么也没穿，来到位于乍得北部的埃及，觉得有点冷了。奥玛也开始接受肝病治疗。第二天，我们已经在帐篷前的沙地里用砖头砌起了一个方形水库，而第一批纸莎草也已经被放进去浸泡了。现在我们可算亲眼目睹了纸莎草的浮力有多好，必须有三个人在上面又蹦又跳，一捆纸莎草才能沉下水去。而我们从埃塞俄比亚一共运来了五百捆纸莎草。如果我们把一根纸莎草大头朝下摁进水里，只要一撒手，它就会像离弦的箭一样从水里弹出来。 有两位慈眉善目、长须飘飘的学者在附近观看我们造船，他们不住摇头，为我们的计划担心。其中一位是埃及文物馆的馆长，他经常从附近的办公室来这里看我们造船。他自己也正在修复法老齐奥普斯的巨型雪松船，这艘船埋藏在最大的金字塔脚下，最近被从沙土里挖了出来。另一位是瑞典历史学家兰斯特罗姆，他是古埃及船只设计方面世界级的权威。他这次来到埃及是为了记录并绘制尼罗河谷古墓壁画的船只。一星期前他曾经向媒体表示，他怀疑纸莎草船是否能进行越洋航行。但他一见到我们的纸莎草，以及我们从乍得请来的自信满满的造船行家，就逐渐转变了态度。他主动要求待在埃及，用他的专业知识来帮助我们。 于是我们齐心协力开始造船了。兰斯特罗姆对纸莎草以及捆扎纸莎草的技术一窍不通，但他却知道最后造出来的船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还知道很多三位乍得人不知道的东西。他坐在一捆纸莎草上，为我们画出了一幅纸莎草船的全图。这幅草图标明了整个船的形状以及各部分的比例，将作为我们的设计图纸。 穆萨和奥玛捧腹大笑，因为在乍得他们从来没见过两头翘起的船。但他们还是立即动手干了起来。就如我们在乍得看到的那样，他们把四根纸莎草捆在一起，一头系上绳子，然后陆续接上新的。捆在一起的纸莎草越来越多，绳子也越来越粗。当他们捆扎出的圆锥形纸莎草达到两英尺厚，绳子有小拇指粗的时候，这捆纸莎草就被拉伸成圆柱体，用粗细均匀的绳子每隔两三英尺就捆一圈。工作全面开展起来，我们不得不跑到阿拉伯村庄去招募更多帮手。阿布杜拉卖力地用他的乍得阿拉伯语进行翻译。 “波特。”埃及人全都大声呼喊着。这个词在埃及语中是芦苇船的意思。于是，整个工程就像在传送带车间一样有条不紊地展开了。有两个人吊在长长的木头杠杆一端，把不听使唤的纸莎草浸泡到蓄水池中。另外两个人将腐烂的根部切除，然后把完全浸泡好的纸莎草传给埃及助手，他们再一个接一个地传到三个乍得人手上。乍得人用尽力气将这些纸莎草紧紧扎起来，就跟箍木桶一样。阿布杜拉自告奋勇做了工头，忙里忙外，到处下达命令。开始时，埃及助手们还有点瞧不起这三个黑得跟乌鸦似的中非来客，他们觉得这几个人比他们的锅底还黑。但阿布杜拉心明眼亮，口齿伶俐，把所有人的工作都安排得有条不紊，而另外两个乍得人也显得沉稳、幽默、老练，赢得了埃及人的尊敬。营地上还有两个戴着头巾拿着步枪的看守，一个是手艺高超的厨师，一个是乐呵呵的食堂服务员，营地里洋溢着和谐愉快的氛围。虽然此次远征的七人国际团还没有全部到齐，但当大家每天围着一条长桌进餐时，已经可以听到英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布杜马语、挪威语、瑞典语和法语了。 到了第三天，实践与理论之间发生了矛盾。现在船身已经足够长了，应该把它逐渐收拢，做成翘起的船尾，但布杜马兄弟却断然拒绝这样做，他们想把船身继续接下去，宽度不变，然后再像切香肠一样切断了事。在他们的家乡一直是这样做的，乍得湖上从来没有两头翘起的“卡代”。通过阿布杜拉翻译，兰斯特罗姆、考里奥和我向他们解释说，这艘船是按照古埃及的方法来设计的，古埃及船就是两头翘起的。谁知，向来与人和善的穆萨扭头就走，回屋睡觉去了。而奥玛则试图让我们明白，最开始是从四根纸莎草捆起的，然后越捆越厚，现在已不可能把这厚厚的一端再逐渐变细，最后再收拢成四根纸莎草秆。解释完后，他也径直走开了，只剩下我们和埃及助手闷闷不乐地留在工地上。 第二天早上，两个兄弟在日出之前就到了工地，等到我们其他人起床，他们已经按自己的想法干了起来。我们不顾一切地冲到工地上阻止他们，等我们跑过去一看，不禁面面相觑。兰斯特罗姆曾画过一张结构图，船身两侧各要加上七捆首尾带尖的纸莎草，以增加船体的宽度。而这两兄弟已经直接把纸莎草编结到船体上去了，结实而紧凑。整条船上的绳索都成平行状，每捆纸莎草中都有一部分被齐整地编进了旁边一捆的绳圈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的技术实在太高超了，连学者也都自叹不如。千年的实践战胜了几十年的理论。船体的横断面是满月形的，而加在两边的纸莎草就像一盈一亏两轮新月。 到了第七天，沙尘暴席卷了撒哈拉。沙石如同冰雨一般袭击着我们的帐篷，金字塔逐渐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我们顾不得眼里和嘴里都是沙子，把固定帐篷的桩子钉得更深，在纸莎草堆上蒙上一层帆布，因为干燥轻盈的纸莎草会被狂风卷走。船尾上有两个纸莎草捆尚未完成，纸莎草秆像刺猬的刺一样伸出来，被狂风轻而易举地折断。已经完工的部分却如同大树桩一般完好无损。风暴愈发猛烈了，疯狂的沙石就像冰雹一样袭击我们的营地，长达三天之久。到了第四天，风停了，我们重新开始工作，而这时沙漠上又开始下起了小雨。我们从蓄水池中取来一罐罐水，倒在翘起的船头上。船头是由三个相互交织的圆柱体组成的。当船头上的纸莎草变得足够柔韧，所有的人便一起使劲把船头朝上弯，直到出现一个均匀而流畅的大弧度，就跟法老的船一样。可船尾的纸莎草仍跟『毛』刷一般，直直地往外眦着。奥玛和穆萨坚持毫不退让。于是，我们只得带着三个乍得人出去“探险”。我们把他们带到了开罗的一家大商店，他们在电梯上来回上下，玩得不亦乐乎。我们还许诺送他们每人一样礼物。他们兴高采烈地选择了手表，而阿布杜拉则答应教另外两人看表。就在那天下午，心情大好的穆萨发现有办法了，只要在接纸莎草时越添越少就有可能造出就可以把船尾扎成一个尖形的，让它翘起来得到我们想要的古埃及船形。 我们全都松了一口气。于是，开始如法炮制。船尾翘了起来，整艘船犹如古埃及草船的重现，仿如金字塔旁的一弯新月。学者和工匠都为之欢欣雀跃，却无人想到这个船尾后来竟成了这艘船的致命伤。 最长的那捆纸莎草成了船的主体，在两边各绑上四捆纸莎草，然后外面再绑上九捆。最后，甲板两内侧还要各加上一捆纸莎草，作为船舷。船底中央的三捆纸莎草是最厚的，比其他部分大约要粗八英寸，构成了宽阔的龙骨。 到了4月，撒哈拉沙漠上越发毒辣的太阳，让工作效率日渐变低，而耗水量越来越大。我们的工作开始见诸于当地的报纸和电视。人们总是把这艘纸莎草船与几百码外正在修复的法老齐奥普斯的雪松船混为一谈。由于中东危机，导游们都没事干，于是他们突发妙想，要以参观地道的埃及纸莎草船为卖点来招揽游客。于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以及前来埃及报道苏伊士危机的摄影师和记者们全都蜂拥而至，他们骑着马或骆驼，或步行前来参观纸莎草船。我们在营地上拉起的绳索被人踩断，不见了踪影，看守人费劲地阻止游客靠近船体。热心的参观者们总是想爬上船去照相，完全不顾他们的靴子可能会踩断干燥的纸莎草。甚至连骆驼也开始啃吃船上的纸莎草。纸莎草的残段，甚至是整根整根的纸莎草都被游客们当做纪念品拿走了。阿布杜拉对找他签名的人有求必应，忙得不亦乐乎，把自己的监督职责抛到了九霄云外。穆萨和奥玛则一边干活，一边与来自尼日利亚、俄罗斯和日本的美女们调情。我们试着在夜里工作，但煤油灯的火花可能引起大火，我们不得不停止了夜间作业。这是条名副其实的纸船，只要一根火柴就能把整艘船点燃，在几秒钟之内烧成灰烬。因此，每当看见有吸烟的游客往船边凑，我们就吓得魂飞魄散。我们用英语和阿拉伯语挂起了“禁止吸烟”的大牌子，并且告诉值白班的看守人，每当有人来到这里，都要指这个牌子给他看。但很快我们就发现，这位年老的看守人自己也喜欢坐在船头，一手拿着老式的来复枪，一手拿着冒烟的自制卷烟。我怒不可遏地指着“严禁吸烟”的牌子给他看，但他却冲着我笑笑，告诉我他不识字。 船舱是开罗一位编筐的老工匠做的，用柔韧的柳条编成，与地板、墙壁和屋顶联为一体。我们随后就要生活在这样一个十二英尺长、八英尺半宽，带着弧形屋顶的小舱里。即使在最高的地方，我们也无法伸直身子。船壁正中留着一个三尺见方的门洞。在船舱的一侧，还有一个三英尺长的壁龛，用做储藏室。 造船期间，我们还经常去古墓里研究壁画。这些壁画上的木船都有着长长的船身，甲板上有一根粗大的缆索高高地系在船两头的双脚柱上，从船头连到船尾。其目的是为了保持船两端的张力，防止船头或船尾垮掉导致整艘船分崩离析。而纸莎草船没有这样一根缆索，因而更容易变直。但是，在纸莎草船的船尾和后甲板之间斜拉着一根略短的绳索，船尾看起来就像一把只有一根弦的竖琴。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来研究这一绳索的功能，我坚信，它的存在一定有什么实际的用途。但所有的学者，甚至是乍得的三位实干家都认为它的作用只是保持船尾的形状。这一点我并不否认，但为什么船尾一定要向内弯曲呢？其他人都认为这仅仅是为了美观，没有人能够想出更令人信服的理由。就是这一理由就让我们愿意模仿古埃及的做法。我们于是也装上了这样一根缆索，可是没几天这条缆索突然不见了。乍得人嫌它碍手碍脚把它给取了下来，我们请他们把绳索再系上去，但他们不干，振振有词地说船尾已经固定成弯钩状，再也用不着缆索了。如果船尾开始变直，我们可以自己再把绳子系上去，我们也只得作罢。 我们从壁画和浮雕上可以看出，木船有绳索连着船头和船尾，而纸莎草船的船舷上牢牢地系着一条粗拧绳，好让船身更加结实。所有的桅杆也都固定在这根绳上，因为桅杆不能直接绑在脆弱的纸莎草上。 我们走在地下墓室里，穿过一条条走廊，三四千年前的壁画使昔日的水上生活在我们眼前重现。浮雕上的每一处画面都栩栩如生，颜『色』经年不退。我们必须通过这些古画来了解被历史遗忘的古代水手们的生活。因为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未曾经历过。画上的木船和纸莎草船通常很难分辨，因为两种船的形状基本相同。但有时画面上会出现人们在纸莎草沼泽中采拾芦苇的情景，他们将一捆捆纸莎草扛在背上，运到造船匠那里。造船匠将纸莎草捆绑成船只。 其中有几艘纸莎草船上放着装满水果、面包和其他糕点的篮子，还有罐子、袋子、箱子、鸟笼、猴子、小牛、渔民、猎手、商人、战士和乘船游览的皇亲国戚。画中有送葬的殡仪队伍，神和鸟头人也在其中；赤『裸』的渔民，正用渔网或鱼钩捕鱼；还有整支纸莎草船舰队。画中有武士站在甲板上用鱼叉捕河马，有猎人在芦苇丛中捉鸟，还有『妇』女坐在货物上给她们的小孩喂『奶』。有些画上还画有带着皇后的法老，他们的面前摆放着一张桌子，有侍女为他斟酒。有些画法颇为夸张，把法老描绘成横跨船头船尾的巨人。有的还细致地描绘了纸莎草船上的二十对划手，船上的索具很大，有五六个水手爬到上面去拉升降索。他们的船帆非常先进，说明在五千年前埃及的航海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那些精制的芦苇船则船头船尾都装饰着兽头，舱顶、船舵等都有雕刻、彩绘和镶嵌，显示出古埃及在建筑上的高超技艺和品位。 法老们有足够的石料建造像山一样的金字塔，他们也有足够的纸莎草来建造像浮岛一样大的芦苇船。而我们所造的纸莎草船只有狮身人面像的五分之一长。从古墓中出来，站在斯芬克司的两爪之间，我们感到自己是如此渺小。这也使我们意识到，就是古人使用纸莎草也能造出巨轮来。无情的岁月吞噬了纸莎草，但却无法摧毁石头。如果单看这地下墓室中的壁画，我们怎能相信人类在数千年前就能造出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这样的巨型建筑？虽然，我们总是认为人类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才真正结束蒙昧状态，但这些金字塔却提醒我们不要妄自尊大，切勿低估先人的智慧。我们享用着古人的劳动成果，他们同我们有着相同的感应和喜好。他们的遗作代表着智慧、创造力、组织『性』、活力、好奇心、品位、理想，以及人类行为的动机，无论好坏，都证明了古人与今人何其相似！而历法的记载和技术的发展却提醒着我们，时空早已跨越了五千年。 甲板两边的纸莎草舷墙终于成形了。这时，我必须飞去摩洛哥一趟，因为我们的船将要被运送到那里。我们计划从古港口萨菲出发，但我们谁都没有到过这个港口。当我几天后回到埃及时，船上最后一根纸莎草也已经捆绑好了。整艘船共用了二十八万根纸莎草，最后还剩下六根。船终于造好了。 4月28日，也就是二十二年前“康提基”号木筏开始远征的日子，我们的纸莎草船被运出了工地。金字塔后面人山人海，旅游部还搭起了遮阳棚，摆上椅子，吉萨省长、各位部长和各国大使都到场观看。这天，阿布杜拉、穆萨和奥玛都穿上了他们最漂亮的衣服，置身于观众当中，工作已经交给别人来做了。纸莎草船宽大结实，就像一只骄傲的金『色』大母鸡，昂着脖子，翘着尾巴，坐在沙地里的圆木上。在开始造船时，我们就把船架在了一个很大的木橇上，现在，我们在橇前系上四根长缆绳，并用电线桩子铺成滑道，这样就可以把木橇拖过沙丘了。为了完成这一工作，开罗纸莎草研究中心的主任带我去了趟埃及体育学院，我们说服了那里的主管，让他相信我们在吉萨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极好的拉绳训练项目。由我们提供运输工具，问学院能够派出多少人来。 学校愿意提供五百名体育专业的学生。他们都穿着白短裤，由他们的教练带着，沿着绳索排成几条长排。两个人站在船上发号施令，另一个人站在木橇上，用指挥棒来指示开始和停止。这一场景不由让人想起圣经当中的画面，也许是因为这艘自制的老式船只就停在金字塔前，还带着柳条编制的船舱，容易使人联想到诺亚方舟，在所有动物都离开后，被遗弃在荒凉大地上；又或许是因为摩西曾来到过金字塔：他在出生后不久就被放在纸莎草篮子里，沿着尼罗河岸漂流。当站在木橇上的人举起他的指挥棒时，五百名身强力壮的埃及青年就用力拉绳，沙漠上空回响着他们的吼号。木橇开始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巨大的纸莎草船缓慢向前移动，把古老的金字塔留在了身后。很多观看者不禁哆嗦起来，就好像光天化日下有幽灵在四处走动。 伴随着埃及人的吼号声、木橇的吱吱声和石块的轧轧声，小山一般的大船被移动了。在太阳灼烤的大地上，几百名强壮的年轻人在统一指挥下整齐划一地动作着。事实证明，人们只要齐心协力，即使没有任何机器，也能移动山脉。 此时，河谷里显得荒凉而陌生，只剩下孤零零的金字塔和帐篷。纸莎草船已被运到通往撒哈拉市的柏油路上去了。在那里，我们的诺亚方舟和它的木橇一起被抬上了一辆在建造阿斯旺大坝时曾使用过的巨型拖车。虽然刚刚结束艰苦的劳动，运动员们却难掩欢欣鼓舞之情，为纸莎草船加油喝彩，我们向他们诚致谢意。在此，埃及最古老和最现代的交通工具融为一体，行驶在尼罗河边两旁满是棕榈的柏油路上，最后抵达河口的亚历山大港。 一到港口，我们立刻感觉到这艘干燥发脆的沙漠之舟，开始从海边『潮』湿的空气中取得了活力和韧『性』，纸莎草船渐渐变得如橡胶一般富有弹『性』。这艘木乃伊似的船在第一次邂逅大海时，就从沉睡中苏醒，获得了新生。 第1卷 第七章 在大西洋上太阳号草船远征记 萨菲。带着清新盐味的海风，从大西洋吹来海水海浪拍打着岸边的峭壁，把浪花一直送上旧时的城堡。1508年，根据同柏柏尔人首领签订的协议，葡萄牙人接管了萨菲港的防卫工作，瓦斯科?达伽玛的兄弟便在此修建了这座城堡。在中世纪的城墙和四百五十年前的葡萄牙城堡之间，生活着一个由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组成的、充满活力的群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沙丁鱼渔场上和平相处，共同奋斗。港口上五颜六『色』的渔船随处可见，巨型远洋货轮频繁进出，或采集硫酸盐，或来摩洛哥最重要的内陆城镇马拉喀什进行贸易。 我们坐在位于城镇最高点的巴沙棕榈公园里，俯视连绵无际的海水从港口延伸至天际。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萨菲港千年来一直为柏柏尔人所用。而在此之前，腓尼基人使用萨菲港的时间更长。他们在这条开阔的海岸线上进行买卖交易，范围之广超出了今天的摩洛哥王国。在萨菲港下游有一座小岛，岛上有一个重要的哨口，人类学家经常在这里挖掘腓尼基文物。远在基督年代之前就有航海家、商人和殖民者往来于地中海内海岸和非洲大西洋西海岸的古港口之间。在那里，海浪把它能攫获到的一切冲刷到大西洋对岸。 所有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人们，只要像当年的腓尼基人那样，敢于沿着低矮的摩洛哥悬崖和空旷多沙的海滩航行，都能在这里找到避风的港口。芦苇船也可以沿着非洲曲折的海岸线，慢悠悠地驶向萨菲港。只要它靠近海岸，随时可以被拖上岸来，必要时放在太阳下晒干，便能一直在水面上漂浮。这一点无人质疑。但我们想知道的是：如果一旦离开海岸，驶进汪洋大海，芦苇船到底能漂浮多久？ 我们知道，在直布罗陀海峡以外的大西洋上，曾航行过芦苇船。它在直布罗陀海峡两岸顽强地生存着。在撒丁岛西海岸充满神秘『色』彩的努拉吉遗址中生活的渔民，至今仍在使用这种船。我们的船决不会是摩洛哥人见到的第一艘芦苇船。拉克斯河口位于直布罗陀海峡和萨菲港之间的大西洋海岸线上，在那里，芦苇船一直被用于捕鱼和运输，直到本世纪初才被葡萄牙人的木船所取代。1913年，一支西班牙科学考察队发现该地区的土著部落仍在造芦苇船，这种船可以搭载五六个渔民，不仅可以划桨，而且装有风帆。他们明确指出，这种船同古埃及的草船如出一辙，并强调说，这种船不仅存在于摩洛哥，而且还出现在尼罗河上游的乍得以及南美的的的喀喀湖。他们邀请民族学家们前来研究：在这些相隔甚远的造船民族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联系呢？他们还强调，摩洛哥海岸的这种叫做“玛地亚”的船，在所有已知的芦苇船中是最为结实坚固的。 “你想看我们的芦苇船？”当我提议参观拉克斯湖时，该地区的长官略显不快地反问道，“那你来得太晚了，要是早来一个世纪或许能赶上。如今，你们恐怕只能见到塑料船了！” 乍得朋友建造的芦苇船被放在车上，行进在萨菲的大街上。各『色』人种蜂拥而至，成群结队地在旁围观。现在，这艘芦苇船已经放在码头上，停在许多靠岸的渔船中间，准备下水了。阿布杜拉用他的中非方言吃力地向那些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解释我们的远征计划。穆萨和奥玛已同我们告别。他们带着沉重的箱子和我们给的钱，从开罗起飞，途经喀土穆，前往拉密堡，打算在博尔买牛买老婆。离别的时候，穆萨偷偷告诉我，他在自己这身漂亮的新衣服上发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可以把所有的钱都装进去，谁也找不到。说着，他自豪地撩开夹克的前襟，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内兜。奥玛的治疗已经结束，他有些嫉妒阿布杜拉，因为阿布杜拉通晓法语，身体健壮，已被选中同我们一起乘坐“卡代”远航。 阿布杜拉不愿在内战结束前返回乍得。即使得不到托姆巴巴耶总统和内阁的批准，他也要不顾一切地要同我们一起出海。有一艘瑞典货船原定从埃及出发，驶往摩洛哥的丹吉尔，我们的芦苇船就由它载运，并由阿布杜拉和那位负责营地工作的考里奥进行护送。我们刚刚在亚历山大港同阿布杜拉挥手告别，货船船长就接到命令改变航向，转往苏伊士运河的塞得港装运一批洋葱。苏伊士运河沿岸炮声隆隆，岸边，导弹胡『乱』地轰炸着阿拉伯人摇摇欲坠的房屋。阿布杜拉从睡梦中惊醒，来到甲板上，旁边是一点就燃的纸莎草船。他仰头观看，有什么东西从头顶划过，落在港口附近爆炸。阿布杜拉惊讶万分，但并不害怕。码头上的工人早已散去，货船在这里耽搁了好几天才离开埃及。如今，纸莎草船终于安全抵达我们在摩洛哥的出海口，阿布杜拉则忙着收拾草船。从开罗到亚历山大港，又从丹吉尔到萨菲，草船一路颠簸，不由得矮了几分，船身却变得更宽更平。沿途磕磕碰碰，从桥梁到高压电线，船头船尾被撞得歪歪斜斜，干瘪枯黄。但金黄的芦苇沐浴在湿润的海风中，日渐柔软而结实起来。 芦苇船定于今天出航。这一天恰巧是5月17日，挪威的国庆日。帕夏本人亲自组织了此次出航典礼，使用的滑道就是萨菲的渔船曾经使用过的同一滑道。作为国王的代表，帕夏拥有极高的威望，并借此来帮助我们。自从我带着他的朋友，摩洛哥驻联合国大使本希玛写给他的一封信登门拜访之后，他家的门对我就时刻敞开着，我们之间的友情也油然而生。帕夏?泰博?阿玛拉和夫人阿伊恰都是与众不同的人。他们活跃而机智，对社会问题都很热中。他利用职权建立了现代化学校、青年活动中心、工人住宅、海员之家和图书馆，并使这个古老的海港活跃起来，驱走了游手好闲的习气。阿伊恰是入选哈桑国王议会的二十位女议员之一。 她身穿柏柏尔长袍，提着一个『色』彩鲜艳的大水罐来到码头。我们从骆驼皮做的坐垫上站起身来，走向港口。 “我来为这艘船举行洗礼，我是柏柏尔人，因此我想用羊『奶』最合适。”她一面说，一面把盛有羊『奶』的罐子举到我的妻子伊凤面前，“摩洛哥在上古时代就把羊『奶』当做热情好客和良好祝愿的象征。” 港口挤满了各种肤『色』的人群。我们那艘金『色』的草船披着节日的盛装，所有船员所属国别的国旗都在风中飘扬。阿伊恰把精致的『奶』罐摔在木质船架上，『奶』罐摔得粉碎。羊『奶』和陶瓷碎片溅落在纸莎草上和贵宾身上。 “为了向太阳神表示敬意，我命名你为‘太阳’号。” 铁链和嵌齿轮立即响起刺耳的轰鸣声。人群纷纷后退。在纸莎草船沿着滑道向海水开始滑动时，我同此次远航的忠实支持者，挪威大使安科交换了一下眼『色』。他笔直地站在码头，满面笑容，黑上衣的翻领上斑斑点点溅满『奶』汁。安科和妻子专程从埃及赶来为我们送行。刚才，我们肯定是英雄所见略同：此船定会一帆风顺。可是，有些人的想法却与此相反。船头刚刚碰到水面，就有一个摄影师探出脑袋对我说： “如果此刻草船一头沉到水底，你们怎么办？” 已经没有时间回答了，“太阳”号浮起来啦。木质的船架和系得牢牢的铁货车慢慢沉到水里，“太阳”号草船浮上水面，活像一只大肥鹅。不少纸莎草碎屑和木撬上的支柱突然从水底漂了上来，跟在草船后面，犹如一群小鹅。岸上的人群如释重负，发出一阵赞叹。有些人曾预料这艘船很快会倾覆。多数人认为它肯定会歪向一侧，因为这艘船从未进行试航，而且船的中心线两侧并不对称。由于是手工制作，以船栏杆的长度衡量，穆萨所在的一侧要比奥玛所在的一侧长了十五英寸。但是，船只的平衡『性』非常出『色』。无论多少人跳上船，它都稳如泰山。没在水面以下的只有八英寸高、六英寸宽的三根中辊，其余部分都浮在水面以上，就像一只救生船。 一条拖船驶来，准备把“太阳”号拖上一艘大驳船。我们迅速把草船整顿好，以免纸莎草被打湿。此后，我们足足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来装备这艘草船，以便出海。就在这一星期里，我们所有参加出海远征的伙伴才初次见面。这是我事先计划好的，在未来的日子里，窄小的船舱将成为我们共有的家园，我们到那个时候再来谈谈彼此的生活和经历，时间可就充裕多了。 成员中还有来自美国的诺曼?贝克。诺曼是船上惟一一位真正的海员，因此被指定为此次出航的领航员兼话务员。他工作严谨，为人可靠。此刻，诺曼坐在船舱门口，一丝不苟地检查装备。其实我同诺曼认识的时间颇为短暂。当年我在塔希提岛上租了一条拖网渔船，准备去复活节岛，他曾经搭过我的船。当时，他在一艘小型双桅船上担任领航员，随同一位美国生物学家从夏威夷出发，航行了两千海里，刚刚抵达塔希提岛。他在航海方面经验丰富，是美国海军后备役指挥官，并在纽约海军学校担任海洋学教官。退役后，诺曼成为纽约房地产市场的一名承包商。 “你真的没有出过海？”诺曼转过身来，将信将疑地问尤利。尤利正坐在船舱门口，摆弄着一个呼吸器。 尤利?亚历山大洛维奇?桑凯维奇是俄罗斯人，同时也是我们船上的医生。他咧嘴一笑。 “我曾经乘坐一艘苏联船只往返过南极。”尤利回答说。随后，他开始谈论起马尼拉的漂亮姑娘来。但是，诺曼更想知道他是否真的在世界最冷的地方呆过一整年。事实的确如此。尤利在沃斯托克的苏联研究站当过一年医生。研究站位于南极冰冠，海拔约为一万英尺，最低温度达华氏零下100度。在“太阳”号的船员中，我以前从未谋面的只有尤利。当他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开罗时，我们双方都有些忐忑不安。不久前，我曾经给苏联科学院院长凯尔蒂什写过一封信。凯尔蒂什院长是一位智慧而谦逊的学者，掌管全苏联的科学，包括人造卫星、考古学等在内。在信中，我提醒他说，他曾经问我为什么不在探险活动中携带苏联人同行。现在机会来了。我需要一名俄罗斯人—一名俄罗斯医生，或许院长能介绍一位吧。我的条件是，这位医生必须懂得除俄语之外的另外一门语言，而且必须有幽默感。苏联方面对于后面一条非常认真。当尤利走下苏联民航总局的飞机时，不仅带着礼物和医疗用品，还带了一瓶伏特加，生怕自己还不够滑稽可笑。尤利立刻进入了角『色』。他对英语不十分精通，但足以听懂任何玩笑。尤利出生于蒙古，父亲也是位医生，在他身上总有些亚洲人的味道。这一次，尤利是从苏联卫生部的年轻医学专家中挑选出来的，其专长是研究宇航员在加速和失重状态下的医学问题。他仔细看了看我们四处透风的船舱—也就是我们将在航海过程中生活起居的地方，然后从宇航员的角度发表了许多有趣的评论。 意大利人卡洛?莫里也和我相识不久。他将担任船上的摄影师。原本罗马一位朋友有意担任我们的摄影师。这位朋友是一位电影制片人，也是意大利最优秀的蛙人之一，刚刚在大西洋底拍完电影《安德亚?多利亚号》。但是，当阿布杜拉突然入狱，而我为此深入非洲内地时，他对我们的远航完全失去了信心。于是，他推荐卡洛?莫里来替代自己。卡洛长着红胡子、蓝眼睛，活像北欧海盗，他同样没有任何出海经验。卡洛是专业登山向导，而且是意大利最著名的登山家。他曾经领导或参加了十四项国际登山活动，足迹遍及五大洲。喜马拉雅山和安第斯山的峭壁对他而言，就像非洲、新几内亚和格陵山的悬崖一样熟悉。后来在攀登阿尔卑斯山时，卡洛失足跌落，腿骨骨折，从此告别了滑雪教练的生涯。但是在登山活动方面，他却比过去更加活跃。当他得知我们的草船航海计划时，正置身于南极冰盖之中。在此之前，他已经去过北极，在冰川中拍摄过北极熊。因此，他愿意到赤道附近温暖、没有冰雪的海洋地带工作。 在11点钟，我们差点损失一名墨西哥船员。正当草船离开亚历山大前往摩洛哥时，到鲨鱼岛旅行的雷蒙?布拉弗突然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手术。噩耗传来时，我正在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直到有位记者询问参加草船远征的人员名单，我才公布这条消息。大使一脸严肃地坐在前排，手指翻弄着报纸。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他肯定是面带微笑坐在那里。 “电报发自墨西哥—”我从别人颤抖的手上接过电报，立刻读了出来。真是当头一棒！只要雷蒙安然无恙，其他一切都不再重要了。把这一句读完可真费劲。记者们『骚』动起来。 “电报发自墨西哥—圣地亚哥?吉诺维斯博士！” 招待会被迫终止。我旋即给墨西哥发了两封电报。一封给医院里的雷蒙，另一封给圣地亚哥?吉诺维斯博士。这位墨西哥人类学博士曾半开玩笑地说：只要提前一周通知他，他一定会来。如今，他刚好在一周前得到通知。他也如约而至。这位精力充沛的博士甚至还设法在巴塞罗那逗留了一下，接受教皇约翰十三世颁发的1969年度和平奖，奖励他在《和平》一书中对反战争、反侵略的描述，现在他正试图把这本书搬上银屏。他从西班牙赶到摩洛哥，刚好指挥人们把芦苇船从丹吉尔运到萨菲。现在，他早已担负起军需主任的职责，正忙着把一些梨形的埃及坛子码放在一起，由于船板不平，必须用纸莎草碎片把它们垫好，再用绳子拴牢，否则这些坛子就会翻倒。带壳的椰子正好拿来塞缝。我们根据开罗博物馆中埃及古坛的形状，准备了一百六十个坛子。圣地亚哥在搬运时十分小心，就像他在墨西哥大学中对待古印第安人的颅骨似的。他把陶罐、篮筐和羊皮容器逐一标上编码，登记下来。这种科学精神反映了他在自然人类学国际年鉴中担任编辑多年来所养成的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此后我在西班牙还见到过他。最近一次见面则是在墨西哥，他在墨西哥大学担任教授，专门研究美洲印第安部落的混合族源问题。他也没有任何出海经验，但这位肌肉发达的小个子科学家有一点与其他学者不同：他曾经是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 在航海知识方面，比尤利、卡洛和圣地亚哥还不如的，就是阿布杜拉了。他居住在乍得境内的沙漠中，在非洲中心地带长大，甚至不知道海水是咸的。如今，他就要以纸莎草专家和木匠的身份参加我们此次远征了。大概我最熟稔的伙伴就是他了。我两次去乍得，同他相处了几天，又在金字塔后面的造船工地与他朝夕相处了七个星期。他聪明机智，善于随机应变，但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十分警惕。或许他对自己也不甚了解。他信口开河，说去过什么巴黎和加拿大。据我所知，他出生于乍得湖芦苇『荡』附近的小村落里。本部族的人把他从母亲怀中强行抱走，在他的前额和鼻子上用刀割一个标记。那时他年纪幼小，几乎完全不记得了。他长大以后，做了木匠，结了婚。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有权娶几个老婆，而现在供养她们的责任是我的。他有一个乍得妻子，生了三个孩子。在离开乍得前，他又娶了第二个妻子。如此一来，我每个月都要向乍得共和国办理一次复杂的换汇手续。在我去摩洛哥办事的一个星期内，他又抓住机会在开罗娶了第三个妻子。但婚礼推迟到我回来以后，由我亲自主持。结婚仪式是在他岳父阿拉伯式房屋的屋顶上举行的，有舞蹈，有埃及音乐。穆萨和奥玛对美丽、羞涩的新娘十分好奇。他们把一个星期的大部分工资都塞进了她早已塞得满满的胸罩里去了。因此，我现在每个月又要兑换埃及货币。我发誓在摩洛哥境内不能再让阿布杜拉离开我们的视线。 队伍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位埃及人，名叫乔治?苏利埃尔。乔治是极具天赋的化学工程师、职业蛙人、无可救『药』的花花公子，同时还是六届埃及柔道冠军、一届非洲柔道冠军。他身高六英尺六英寸，身体壮得像泰山。自从进入大学以来，乔治就没有做过功课，而是终日流连于开罗的各个俱乐部和红海的海浪中。他曾经一掌击碎了六块砖，吓坏了他的朋友；他腿上有鲨鱼留下的齿痕，也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惟一一个敢于潜水到鳗鱼身边，用自己的嘴叼着鱼去喂鳗鱼的人，他还敢用手拍打这种凶猛的巨兽，就像拍打家里的宠物一般。乔治不是水手，他只从水下了解海洋。当看完草船专家的声明，以及我们邀请他加入我们的信件时，他对加入我们的解释令人啼笑皆非。他说，因为他在水下比在水上更快乐。和其他埃及古科普特家庭一样，苏利埃尔一家的家谱也可以上溯到阿拉伯人来到尼罗河，并在这里广为传播伊斯兰教之前。乔治原来像木乃伊一样每天睡十四个小时，但当他得知有机会与我们同行时，便立即精神抖擞起来，每天一大早就起床。在金字塔后的各个帐篷中，哪怕是开罗最偏僻的角落，他都有熟人。我们通过他认识了一位年老的制帆工匠，至今还以手工一针一针地缝制船帆。我们还结识了一位编筐的工匠—他为我们编制了船舱。此外，我们还认识了一位面包师—他能按照开罗博物馆所记载的食谱来烤制埃及面包；还有一大群陶器工匠—他们住在郊区的山腰里。在居住地，他们站在深可及腰的土浆里，用四肢和身体搅动泥浆，然后光着脚踩动轮子，制造陶器。我们的一百六十个坛子，就这样按照开罗博物馆里五千年前的样品制造出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草船在海浪中上下颠簸吸收的水分越来越多，甲板上的工作也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草船和缆绳的重量原来约十二吨，但是船身吃水线以下在成吨地吸水，而草船却没有下沉。船上也成吨地装上补给和附属装备，但是船身并没有明显倾斜。草船犹如一座小岛，漂浮在海面上。最重的装备是安装在船舱前面的双脚桅杆和船舱后面由木柱搭成的船桥。我们可以站在船桥上向前望。再加上沉重的船舵和备用木材，草船足足装载了两吨木材，还有陶罐里存储的一吨多水，此外还有至少两吨的食物和各类容器、装备。 最后一周的活动简直疯狂到了极点。根据专家们的说法，纸莎草在海水中多浸泡一天，其寿命就会减少一天。单是这一条理由就够我们着急的了。不仅如此，每过一天，大西洋彼岸的飓风季节就临近一天。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的时间安排得还算不错，仅仅耽误了一周，其中还包括我到乍得的一次出行和排除所有其他障碍所花的时间。如今，我们忙得不亦乐乎。一天也耽误不起了。我们在码头装呀、运呀，在桅杆和缆索上爬呀、拽呀，在船桥和舵桨上锯呀、捆呀，委实忙得不可开交。船上挤满了自愿前来帮忙的人。德博克船长曾参加过法国、比利时联合探险队，去过复活节岛，目前，他在安特卫普港担任领港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海员。他帮助我们设计了纸莎草船在大西洋上漂浮的路线，现在又站在草船上指挥我们堆垛、捆扎东西。他的同事哈特玛克船长是挪威人，过去曾驾驶我的船一起去复活节岛远征。此时，他爬到桅杆上，和卡洛一起绑扎帆缆。赫尔曼?华辛格，这位参加过“康提基”号木筏远征的人，在从秘鲁去罗马的途中赶到这里，在草船出航的时候，助我们一臂之力。前面提到的塔普林也从纽约专程赶来，转达了吴丹秘书长对我们的良好祝愿。 我们几个人的妻子，还有帕夏的妻子阿伊恰，都坐在码头的仓库里，把羊『奶』酪装进盛放橄榄油的坛子里，把新鲜的鸡蛋装进盛放石灰水的坛子里，把鱼干、各种坚果和羊肉肠装进篮筐和麻袋。阿伊恰还把磨碎的杏仁、蜂蜜、『奶』油、炒面和枣子弄成一种名为“赛洛”的粉末状食物—这是一种摩洛哥最古老、最耐用的旅途食物。到了最后几天，人群拥挤不堪，都在那里好奇地看着。有人从码头上摔了下来，有些坛子被压碎了，还有一盏油灯被人踩扁，帕夏不得不设置了一条警戒线，否则码头的工作势必完全停顿下来。 5月25日，出航的日子终于到了。“太阳”号已经泊在港口的海水中浸泡了八天。根据专家们的说法，“太阳”号的寿命已经不到一半了。黎明时分，一阵和风从岸上吹来，风势越刮越大。到早晨8点，“太阳”号和葡萄牙古堡上的旗帜全都朝着大西洋的方向哗啦啦地飞扬起来。眼下，肤『色』黝黑的阿拉伯巨人拉斯?法塔，这位渔民的代言人和我们的顾问正带着手下的十六个人分乘四艘快艇，摇着船桨过来了。按原定计划，“太阳”号将由这四条小船牵引，离开港口。 长长的石堤上，拥挤的人群已经形成了一道人墙，风雨不透，群情激昂。摄影师坐在造型各异的船上，甚至骑在起重机的顶端进行拍摄。阿伊恰靠警察的帮助才来到码头边，她送给我们一件临别的礼物：一只活泼可爱的小猴子。这只猴子是帕夏手下的老百姓最近在阿特拉斯山脉中捉到的，取名萨菲。她死死抓住阿伊恰不放。后来，她发现草船上有几个男人的脸上有『毛』，就欢天喜地跳上船去。人们纷纷拥抱道别，用各种语言致意祝愿，在这『乱』糟糟的时候，这只小猴子也积极参加进来，出足了洋相。 我们事先在草船吃水线附近绕了一圈粗绳。渔民把自己小船上的绳子都系在这根粗绳上，只等一声令下，就把我们从人群中拖走。我们一个一个勉强脱身出来，从高高的石头码头跳到柔软的纸莎草船上。阿布杜拉、乔治和圣地亚哥一面把签名册递给码头上的人，一面抛着飞吻。卡洛和意大利籍的妻子最后一次吻别。诺曼正患咽炎，避开了美国大使的嘱托和祝愿。苏联大使正和尤利紧紧拥抱，这是尤利生平第一次离开苏联的领导和组织。这时，有人把话筒塞进我手里，我向所有的朋友和伙伴们致谢。虽然他们此刻留在岸上，但我感觉他们和我们同在船上。他们是：从开罗专程赶来的挪威大使安科，帕夏及其摩洛哥助手们，船长德博克和哈特玛克，营地指挥考里奥，赫尔曼?华辛格，弗兰克?塔普林，布鲁诺法伊拉蒂。我和其他船员跃身上船，脚下踩着的好像床褥一样。我向法塔一招手，岸上解开船缆，渔民俯身拿桨，开始划动起来。时间是8：30，芦苇船缓缓离开码头。 突然，岸上一声尖叫，接着惊天动地的哭叫声响成一片。哭叫声十分突然，人人都吃了一惊。我们草船上的人都感到嗓子发紧，鼻子发酸。港口内的渔船全都拉开了尖锐的汽笛，和着岸上各家工厂和仓库里汽笛低沉的啸鸣。各条船只铃声四起，人群欢呼起来。停泊在港外的一艘货船点燃了信号弹，信号弹在半空中炸开，散成万点火星，渐渐降落在我们前方的海面，变成烟雾，犹如一条血红的地毯。这样盛大的告别仪式真把我们吓了一跳。 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在离港前未能进行试航。现在，我们站在这艘奇怪的草船上，一会儿拽拽奇特的帆缆，一会儿拨弄拨弄两个并排的、形状像桨的船舵。自从古埃及人在古墓壁画上把这种航运装备描绘下来留诸于世之后，一直还没有人像我们这样，徒手『操』纵驾驶过这种船。如果我们无法驾驭，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海浪把草捆打散，我们只好泅水游回码头，那又该怎么办呢？码头渐去渐远。一些小帆船、快艇和摩托艇跟在我们后面，已经越过了最远的防波堤，而汽笛和铃声还在不停地响着，好像在祝贺新年。一架大使馆的飞机和一架来自首都拉巴特的直升飞机，在我们的上空盘旋。驶出防波堤，喧嚣声逐渐消失，被一阵阵拍打岸边的海浪声所淹没。海水开始涨『潮』，小船都调转船头，向岸边驶去。只有我们和几艘较大的渔船停留在大西洋上。拖拽草船的四条快艇也解开了缆绳，十六个划手用阿拉伯语向我们祝愿致意，随后也和小摩托艇返回码头。 我们第一次在“太阳”号上升起了船帆。船帆又大又沉，用结实的埃及帆布制成，长二十六英尺，上端宽二十三英尺，往下越来越窄，下端只有五英尺宽，同草船的宽度一样，俨然是古埃及的风格。阵阵小风仅仅把沉重的船帆从桅杆上稍稍吹开，看来，原先那股强劲的海风正在停歇下来。很快，巨大的、酒红『色』的船帆几乎一动不动了，船帆上的标记也就此显示出来：一轮红『色』的太阳。船舱上方高悬着一串国旗，按字母顺序排列：乍得、埃及、意大利、墨西哥、摩洛哥、挪威、美国和苏联，在微风中飘拂着，好似『色』彩艳丽的衣服，两头挂着生气盎然的联合国旗帜：浅蓝『色』旗帜衬托着白『色』的地球。 阿布杜拉和我站在草船舱后的船桥上，一人握住一把舵桨的柄手，注视着松弛的船帆和拍打着石堤的白『色』浪花，心里充满焦虑，防波堤与我们相距只有几百码。我们正漂向防波堤？的确如此。从防波堤的尽头看到了城堡墙头的塔楼，这表明我们确实是在朝着陆地的方向往回漂。也许是迤逦向北的山峡挡住了从岸上吹来的风，船帆鼓胀不起来。我们把船缆扔给一直跟在我们周围的渔船，草船便径直向前方全速驶去。可是这样的速度不符合自然规律。首先出现的问题是，我们原来拖在船后的一张渔网，本来装满鲜活的龙虾，准备在旅途上食用，可现在渔网却突然缠绕在一根舵桨上，把舵桨弄成了弧形，眼看就要折断。我们只好挥起利刃，把拖网的缆绳一刀割断。舵桨算是保住了，但那足够吃几天的美味佳肴也随波而去了。 接着，由于船速太快，我们本来绑在“太阳”号一侧当做下风板的三根粗粗的划桨啪的一声断成两截，而诺曼正是把放置我们那台袖珍无线电的铜制平台钉在了这些桨叶上，那可是我们在航行期间与岸上的亲友进行联络的生命线呀。显然，金属在一条不断颠簸的草船上没有容身之地；桨叶折断的位置恰好在铜制平板的末端，刚好被接地线拉住才得以保留。 这可不是好兆头。无论有没有风，我们都必须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程。我们停住所有护航船只，收起船缆，再次挂起船帆。我们注意到周围的大型渔船在海浪中来去自如，相比之下，我们的草船却如同它的前辈“康提基”号一样，在巨浪中上下颠簸。最初，海风风力不大，随后渐渐增强。但是，此时的风已经不再是离岸风。通常，这个季节应该是东北风，可现在却变成了西北风，径直朝绵延在避风港萨菲南面的海岸峭壁吹去。我们仍然贴着海岸，贴得很近，连岸上的房屋都看得清清楚楚，甚至可以看到海浪悄无声息地拍打着酱褐『色』的峭壁。大海永不停息地碰撞着摩洛哥绿『色』的洼地，冲刷着那被太阳灼烧的地表。如果我们不能成功驾驭这条草船，海风就要把我们吹向酱褐『色』的峭壁上去。 我们在船上的七个人都对一件事疑『惑』不解：『操』舵装置如何运转呢？这是我们最没有把握的事情了，因为没有人教过我们。我们本来指望来自摩洛哥海岸的海风和洋流会直接把我们从陆地带走，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两个星期的时间来进行试验，而不会有被海浪冲到岸边峭壁上去的危险。我们惧怕的是海岸，而不是辽阔的海洋。我们没有在尼罗河河口外的海边进行试验，就是害怕在我们发现埃及『操』舵系统如何运转之前就被冲到了岸上。在远离摩洛哥的大西洋深处，我们有足够的空间进行测试、纠正错误，因为那里通常可以把海面漂浮物直接冲入大海。 “太阳”号的『操』舵装置是我们根据埃及上古年代的许多模型和壁画制造的。我们试图从黎巴嫩找到埃及人用来建造这些巨大舵桨的雪松，但无功而返，因为古腓尼基王国年代存留至今的几棵雪松如今都保存在国家公园中。因此，我们只能用一种沉重的埃及木料“西尼巴”来做双脚桅杆，并用一种非洲丛林里的树木制造了两根舵桨，这两根舵桨长达二十五英尺，桨叶足有普通写字台那么大。现在，它们就斜斜地安装在船尾两侧。船桨上部固定在船桥的护栏上，船桨下部靠近桨叶的地方则固定在一根横跨船桅的结实的圆木上，全都用粗绳捆绑得结结实实，还垫着皮子，滑不掉，脱不开，只能旋转。这一点跟普通舵桨完全不同，普通舵桨都是可以自由摆动的。我们这两根舵桨的上下两端都被紧紧捆绑住了，根本无法摆动。还在舵桨上端横绑了一根硬木当做舵柄，又用一根又细又长的木棍把两个舵柄捆在一起。如此一来，如果一个人站在中间，把横棍推向一侧，那么两根舵桨就会一起旋转起来。这种装置的确十分巧妙，而且与今天人们所使用的舵桨截然不同。当我第一次尝试着把横棍推向左舷时，“太阳”号就像一头驯服的小马，缓慢但配合地掉头转向右舷。我又把横棍推向右舷，“太阳”号慢慢掉头向左。此时，我们如释重负，齐声欢呼起来。 从历史角度看，我们正在使用的『操』舵机制是方向舵的前身，代表了已经失传了的介于舵桨和船舵之间的过渡装置。在古代的某一时刻，埃及人发现：要摆动长长的舵桨来使帆船调转方向，实在是既吃力又无必要。只要旋转舵柄，使桨片不再垂直于水面，船也一样会掉头。因此，他们在舵柄上安装了一根横棍，并发明了我们此时正在测试的『操』舵装置。横在两个舵柄之间的细棍只是一种简单的改进，通过这种改进，舵手一个人就可以同时旋转两根舵桨。之后，经验丰富的水手逐渐发现，如果他们把桨叶和舵柄垂直放置，并继续转动那根十字横棍，效果会更好。于是，他们发明了我们今天称之为“船舵”的装置。 来自大漠的阿布杜拉站在我身边，目光炯炯地盯着船桥。此刻，他也握着那根细长的横棍。四只手使舵桨控制更加容易。甲板下，其他人在诺曼的组织下忙『乱』地拽着帆缆，使主帆处于最适合捕捉风向的位置。兴奋的记者和许多老练的水手乘着机动船，在我们周围盘旋着，目睹了我们之前的尴尬。当看到我们“驯服”了草船，并证明这艘芦苇船的确能够航海时，他们也同我们一样松了一口气。强劲的西北风把我们径直吹向岸边，但我们竭力以90度角切入海风，右舵正横，与海岸平行，驶向西南方。我们已经离开沿岸海面，离开巴杜萨角的避风区，携卷着巨浪滚滚而前。挤满乘客的渔船开始掉头返航，它们纷纷鸣笛，向我们告别。我最后看到的人是我的妻子伊凤。她一向晕船，如今勉强站起身来，挥动双手向我告别。那架直升机已经不见踪影，头顶上方的飞机也掠过草船，同我们告别了。 只留下我们在大海里飘『荡』。七个男子汉，一只快乐嬉戏的猴子，还有装在木笼里的一群母鸡和一只鸭子。天地突然变得如此诡异，如此安静。只有海『潮』在我们这艘诺亚方舟的周围起伏涨落。 诺曼刚张罗着把大帆挂好，眼见帆脚索和帆钉都已经牢靠了，才踉踉跄跄走到船尾，告诉我说，他身体实在难受极了。他脸『色』煞白，双眼通红。尤利踉跄着走过来说，他的体温到了华氏102度。我们吃了一惊：流感。海风一阵比一阵冷。我们这位苏联医生，命令那名美国海员立即上床休息。这么一来，我们暂时失去了惟一的水手。 风势渐强，波浪汹涌。一阵巨浪打来，“太阳”号只是翘起一侧，让波涛在船底翻滚而过。但巨浪有时候会猛烈地打在桨片上，使舵桨一下弯了起来。我只好大声呼喊着，告诉阿布杜拉，让他稍稍松开铁腕，免得舵桨受压过大而折断。 一切都很顺利，大家兴致高昂—甚至包括那位倒霉的病号，他一直卧倒在床，抱怨自己没用。卡洛很快成为我们船上的头号打结专家，就把身体悬在缆绳上他也能吃能睡。此时，他兴致勃勃地做好热咖啡和凉鸡腿（我们带来的食品），并且喜气洋洋地告诉我说，海上生活和山顶生活完全一样：都是同大自然打交道，都面临同样的挑战，都具有相同的生活乐趣，都必须迅速解决各类突发事件。 我们在海风中稳稳向前行进，航速约为三节?，与海岸之间的距离也没有再拉近。现在的时间是下午3：15。我觉得万事顺利，接下来轮班的两个人替换了阿布杜拉和我。卡洛和那位柔道冠军乔治精神抖擞地接了我们的班。阿布杜拉一头钻进船舱去休息。我走到船只的前甲板上去看看。前甲板堆满了坛子、羊皮和蔬菜筐，暂时挡住了所有的去路，除非贴着船边的舵墙，才能绕过去。圣地亚哥就坐在鼓起的风帆前面。他满面笑容地斜倚在鸡笼上，欣赏着远处海岸的景『色』。『操』舵近七个小时，我浑身都发僵了，一屁股坐在他身边。紧张工作数周之后，我第一次放松了下来。我们一起坐在那里，都为草船如此优秀的航海『性』能而陶醉。一排排的海浪冲打着我们的右舷，但船身仍然保持平衡，我们甚至都没有被海水浇湿。我伸展开四肢，疲劳不堪的身体洋溢着幸福。就在此时，惊恐的叫喊把我从快乐中猛然惊醒。 “托尔！托尔！” 我离开船桥还不到五分钟啊！我一跃而起，但此时船头一摆，船帆也扑动起来，我差一点摔倒。我立刻抓住船帆的边缘，稳住脚跟，然后紧紧抓住船帆，向船尾走去，心里七上八下，担心出了什么事。尤利活像一个走钢丝的醉汉，摇摇晃晃地向我走来。他神经紧张到了极点，除了俄语以外，好像什么都不会说了。只见他手指着船尾，我定睛一看，船桥上的那两个人正俯身向我拼命叫着什么。这么说，我们全都在船上，一个也不少，那就不要紧。乔治挥舞着胳膊，卡洛用意大利语大声对我说：“舵桨断了！两根都断了！”损坏的程度，一目了然。两根舵桨都是在桨片上方折断的，那两根巨大的桨片还拖在水面上，犹如两块冲浪板。看来，这种木头并不像当初别人说的那么结实。幸亏我们事先在桨片上捆了一道绳子—这是一种埃及风格，所以桨片还没有漂走。我们七手八脚地把桨片拖了上来。现在舵桨变成了两根粗棍子，无论卡洛和乔治如何扭动舵柄，也无济于事。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航程了。 这真像天上捅出一个洞。 “我们的计划泡汤了吗？”卡洛低声问道。 靠近船尾的三个人全都垂头丧气地盯着我。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就发现“太阳”号正在逐渐改变航向。它又鼓满风帆，朝着正确的方向驶去。而几分钟前，我们还费心劳力，竭力使它按这个方向前进呢。顿时，我明白了一切，情不自禁地深呼了一大口气。原来前两根垂直的舵桨一直困在草船的前半截，当成了横漂抵板，如今果然起到了作用。由于船尾不再有舵，向岸上吹去的风就把船尾吹到下风，把船头推离海岸。船身自动掉头，朝着与海岸相反的方向驶去。 “妙极啦！”我用英语高声叫喊着，有意使语调显得十分快乐，把我自己重新焕发出的信心灌输给另外几个人，先前发生的事足以使他们失去横穿大洋的信心。 这阵喧闹惊动了诺曼。他不顾自己正在发烧，竟爬到舱外，恰好听到了我的大声叫喊。他高兴地问我有什么好消息。 “妙极啦！”我满怀欣喜地重复了一句，“两根舵桨都断了！这样一来，我们以后就可以用印加人的办法航行了！古代的印加人根本没有什么舵，他们只用横漂抵板来控制航向。” 诺曼两只通红的眼珠茫然地瞪着我，不知要哭还是要笑。其余的人都仔细打量着我，都想知道我是不是被刚才的事急疯了，或者我是不是精通什么印第安法术。因为，“太阳”号的确比以前更加稳当地按照预定航向前进。这一点，无论从罗盘上，还是从船头与海岸之间的角度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卡洛把我的话琢磨了一会儿，然后，他那双碧眼中的忧郁神『色』顿时消失，随后逐渐放声大笑起来，笑得红胡子颤个不停。船舱中的阿布杜拉也醒了。这艘草船居然能自己掌舵，大家如释重负，都放心地开怀大笑起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走到货物旁边，坐在上面休息休息。安装在船桥上的罗盘针放在罗盘箱里没人去管，指针指向西南。这正是我们要去的方向，也正是“太阳”号鼓满风帆，在白沫四溅的海洋中奋力前进的方向。此时，我们已经成为乘客，可以尽情享受海上的生活了。 “现在，我们真正成为漂流人群了。”我向依旧有些『迷』茫的伙伴们解释。但我赶紧补充道：从试验的角度来说，这是所能发生的最好结局。类似的情况在与此船类似的古代船只中可能也发生过—那些船只也是从地中海经直布罗陀海峡，沿摩洛哥海岸行驶，现在，我们将实地观察他们可能的登陆地点。 卡洛一直摇着脑袋，大笑不止。这是一艘什么船啊，居然由自然力量来推动和控制。其实船上还有一根备用的舵桨，但我们不想动用，怕它在船只真正横越大西洋之前也同样断成两截。无论如何，这种木材实在太脆，太不结实，我们要想在海浪中使用这种木材，必须提前加固备用舵桨。 黄昏时分，尤利爬出船舱，神『色』十分焦急。 “现在我们已经有两个病号了，都必须卧床休息。” 过去两天里，圣地亚哥在腰带下方患了一种湿疹，弄得他痛苦不堪。看来海风似乎使这种皮肤病完全发作了。圣地亚哥身上好几块地方都脱了皮，他自己怀疑得了可怕的“蒂娜”病。他曾经在加那利群岛见过这种病，而我们的船现在恰恰驶向加那利群岛。尤利担心，圣地亚哥的猜测可能是正确的。“蒂娜”是一种可怕的疾病，广泛蔓延于北非。 夜幕降临，我们看到了几艘往来穿梭的船上的灯光，好几次都近在咫尺。卡洛爬上桅杆，迅速挂上一盏煤油灯。否则，我们的草船真有被撞沉的危险。夜间在甲板值班的任务在意大利人、埃及人和挪威人之间进行了分工。苏联伙计正在照料美国佬和墨西哥人，这就够他干的了。我们让那位乍得木匠好好睡上一觉，确保第二天他还能修理舵桨。从西北、西北偏西方向吹向陆地的阵阵海风不断警醒着我们。我几乎整夜都盯着岸边的一座灯塔，担心我们船向岸边漂去。只要天还没亮，我就不敢打瞌睡。在领航员患有风寒的情况下，我们惟一判断船只与陆地距离的办法是在黑暗中寻找一盏灯光。每当前面或是左舷出现一艘船，我总是一阵紧张。这是岸上的灯火吗？我们正漂向岸边，还是另一艘船上的灯光？直到看见一串红灯或绿灯，尤其是当我们确信这些船只不会与我们发生碰撞后，才能放下心来。 东方欲晓，已经看不到陆地了。我们把尤利叫了出来。早晨略有凉意，但尤利的一身打扮就像置身南极一般。现在轮到他值班了，可是他在船桥上无事可干。所以他干脆在船舱门口一坐，掏出烟斗来装烟。我们几个人钻进暖和的睡袋，让草船在海上任意漂『荡』。在二十四小时警戒过后，大家都已经筋疲力尽。还没有真正熟悉篮式船舱的独特风格，还没有充分领略它吱吱呀呀、劈劈啪啪的怪声，我就已经进入了梦乡。 我们在“太阳”号上的第一天，就这样度过了。 第1卷 第八章沿非洲海岸南下 公鸡刚打过鸣。空气中飘散着新鲜干草的清新气息。我是在农场。不，我显然不是在农场，因为我正躺在担架上晃晃悠悠。我醒来发现自己躺在睡袋里，听到身下水流汩汩，耳边浪花轻拂。这当然是在船上。我半睁开双眼，透过眼前柳条编成的船舱的缝隙看到了蓝灰『色』的水波。我是在“太阳”号上！干草的香味正是船上的衬垫散发出来的，因为里面塞了刚晒干不久的摩洛哥草。 “喔喔─喔！”我又听到鸡鸣了，这下我可醒了。我爬到竹编的船舱口向外张望。放眼望去，外面除了此起彼伏的浪尖什么都看不到。而船的正前方却被酒红『色』的船帆挡住了，船帆被海风吹起来，就像是拉开的满弓，似乎要带着我们破浪而去。我爬出舱外，身上只穿着内衣裤。外头空气冰冷，尤利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活脱脱一个爱斯基摩人，正坐在船桥的甲板上记东西呢。 我们现在一定已经驶出很远了，因为此刻北风刺骨，海浪随之不规则地蹿起十几英尺，即使爬上桅顶四处眺望，也只能看见海天一『色』，根本不见陆地的踪影。 “我们这是到哪了？”尤利问道。 “这儿啊。”我开玩笑说，可是一脚不稳掉进船舱，倒在了我们的海员身上，他像个死人一样四仰八叉地躺着。船上只有他才会用六分仪，我只会坐着木筏四处漂浮，天晓得我们此时身处何方。我只想要一件『毛』衣或风衣。船的吱呀声和海浪的怒吼声交织在一起，宛如交响曲，从船帆和船舱的狭窄通道里传来的欢快口哨声依然清晰可辨。随后，面『色』红润、满脸胡须的卡洛从柳条墙后『露』出了脸。 “快来拿吧！热热的埃及土制红茶，还有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抹蜜面包！” 船舱里的阿布杜拉醒了，同时把身边的非洲人乔治也摇醒了。我们都贪婪地围住卡洛，看着他把早点摆在鸡笼盖上。每个人都各自找个大坛子、装土豆的大袋子或是装水的山羊皮囊坐了下来。等学会掌舵后，我们得慢慢地试着把甲板收拾得干净、舒服一点。 “我们到哪了？”乔治像之前的尤利一样问道。 “到这儿了。”尤利套用了我的说法。他正端着两杯热茶给病人送去。 “那儿就是非洲，”我用手指着海港的方向补充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有，”乔治说，“古代的人没有六分仪，也没有指南针，他们在海上是怎么确定自己的方位的？” “他们看太阳就能知道哪是东哪是西，”卡洛解释道，“然后根据北极星和南十字星就能知道南北。” “而且他们通过目测地平线和北极星的夹角就能知道纬度，”我补充道，“在北极看北极星，角度是90度，在赤道看，这颗北极星就贴近地平线。如果你在北纬60度，这颗北极星与地平线的夹角就是60度；如果你在北纬32度，这颗星就在32度的位置。只要你能看到北极星，你就能立刻知道自己所在的纬度。腓尼基人、波利尼西亚人、维京人都知道这个方法。但是经度呢，他们就只能通过由航速得出的航行距离来推测了。然而，对古代航海家而言，一旦不见陆地的踪影，肉眼看不见的海洋暗流总会增加不定因素，使他们无法判断实际距离。” 乔治曾在家乡开罗的古埃及博物馆见过他的祖先几千年前使用的测量星体角度的仪器，他明白太阳和北极星在星象学和建筑学计算中的重要『性』。在“太阳”号上，我们总能依靠太阳、月亮和其他主要星座辨明方向。而且我打算制造一种测量纬度的装置，这样不用靠特定技术或是现代化仪器就能显示我们的纬度了。 那埃及土制红茶味如热樱桃汁，既提神又醒脑。而埃及面包干就好像压扁的圆面包，又脆又香，不管抹不抹蜜，都是我们航海能吃到的上等食物。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心情都颇为愉快，全走进船舱与那两位勇气可嘉的病人相互祝愿了一番。诺曼病得不轻，可他和圣地亚哥都士气高涨。圣地亚哥是因为“太阳”号上湿气过重而病倒的。这里离海平面只有两巴掌高，我们的衣服、睡袋和毯子都被咸咸的海洋空气弄得黏糊糊的，而他的皮肤总被蹭破，只要稍微一动就疼得不行。照顾这两个病人可把尤利忙坏了。用绳扎住的纸莎草捆被海浪打弯又伸展开来，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揪人心肺，震耳欲聋，想必对病得不轻的诺曼和圣地亚哥是另一种折磨。时不时地，诺曼觉得身下的箱子被巨浪举起，而下面好像是成千上万份周日版的《纽约时报》霎时被撕成了碎片。船舱的柳条地板上堆了十六只木头箱子，他们每人身下放了两只箱子，并垫着草褥。另外还有两个箱子上面空出来放着诺曼的收音机和航海工具。由于纸莎草在海上就好像香蕉一样随波起伏，船舱地板也就跟着一起浮动，自然，船舱里的箱子和上面的草垫子，还有我们都一样得受颠簸。这就好像是躺在精力充沛的海蛇背上游历大海一样。 站在船舱外面的甲板上也是一样。站在船尾，如果沿着甲板向前看，就可以看到船舷的栏杆随着船底的海浪一同起伏。要是探身舷外去看船帆前面高高突起的船头，就可以看到船头和前甲板在有节奏地起伏，像是要把浪尖看个究竟。突然，船头又一下子陷入大海，除了鸡笼，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整条“太阳”号就像是一只庞大的、用鼻子喷气的海怪，一路乘风破浪，咆哮着，喘着粗气，怒吼着，吓跑了前面的一切暗礁和障碍。最奇怪的是船帆和桅杆，它们就像是巨大的背鳍，是用纸莎草捆扎而成的背鳍。桅杆和船舱之间时而足有三英尺，时而又被海浪挤压成一条窄缝，谁要是不小心就会把脚趾卡在地板缝隙里，就会被挤伤。桅杆、船舱和船桥都只用绳子与活动的船体连在一起，因而也可以有一定的活动幅度。若不是这样，我们可能第一天就丧命了。如果我们不是严格遵守古代的规则，而是用钉子连接船身，用刚『性』的木板做船舱，用钢丝绳而不是草绳来固定桅杆，那么我们的船早就被海浪撕成碎片，断成几段了。正是因为船身每个部分都柔软易曲，才使得大海根本没机会折断柔软的纸莎草。航行的第一天，木匠阿布杜拉拿出尺子测量，他发现，船桥、甲板有规律脱离时会裂开整整八英尺的缝，可是过一会儿又会紧紧挤在一起，要是谁的手指被卡在里面可就遭殃了。因此，我们都牢牢记住随时保持高度警惕，但是后来，慢慢地我们也就完全适应了。我们倒是开始担心这艘草船以后会是什么状况，因为在航行的第二天，它的结构就已经有些松动了。 “康提基”号远征的经验告诉我，在大海里漂游，最为危险的就是有人掉入大海。因为我们不可能掉头逆风行驶，至少凭我们目前的经验是做不到的。而且不管是谁，游得再快也赶不上我们前进的速度。我们有一个大柳条箱，装着六人座的泡沫橡皮救生艇，就捆在船桥的柱子中间。但是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动用的，而且要放开救生艇就必须砍掉整个船桥，因此我们还在旁边挂了把斧子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即使动用了救生艇，也无法追上“太阳”号，只能互相分离，各自漂流。卡洛?莫里曾经给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根六英尺长的救生索，还系上了一个登山运动员用的挂钩。我们就把绳子一刻不离地系在身上，一旦要往船舷外冲就用钩子钩住缆绳、桅杆的支索或是船身的木结构。因此，我们的首要准则就是：不准离开船身。在船上，移动位置之前首先要确保钩子能随时钩住船身的某个部位。 我恪守这个准则，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即使是风平浪静，我也丝毫不懈怠。我还向同伴们讲了赫尔曼?华辛格的故事，他在“康提基”上曾失足落水，幸好被科努特?豪兰德救了。擅长潜水的乔治和中非土著阿布杜拉却不大能理解，他们觉得只要在独自守夜巡逻或是在船尾的横杆上方便的时候系上保险绳就够了。乔治最终将这个规则牢记在心了，因为他意识到这对他很重要。但是我还是时不时看见阿布杜拉在草船边上愉快地哼着小调，他的保险绳像是猴子尾巴一样耷拉着。我终于忍不住要说他两句。 “阿布杜拉，”我说，“这海水比整个非洲还要宽广，虽然乔治能在乍得湖潜到湖底，但是乍得湖还不及这海水深度的千分之一。” “噢，是吗？”阿布杜拉像是听进去了。 “而且这海里的鱼会吃人。它们都比鳄鱼还要大，游起来也比鳄鱼快一倍。” “噢，是吗？”阿布杜拉同样回答道。对于新的知识他总是洗耳恭听。 “万一你掉进大海，就会被淹死，被鱼吃掉，你就再也见不到美洲大陆了。难道你不明白吗？” 阿布杜拉咧开嘴，『露』出了可爱的笑容，还亲切地把他的大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你弄错了，”他说道，“看这儿！” 他掀起厚厚的套头衫，『露』出圆滚滚的黑肚皮。原来，他的肚皮上绑着粗麻绳，后腰处拴着三个小皮袋呢。 “有了这些东西，我不会有事的。”他向我保证说。这些皮袋是他父亲给的，皮袋是他乍得老家的一个老巫医填满的。类似的皮袋我在博尔集市见过有卖的，里面应该是装着豹爪、染『色』的小卵石、种籽和晒干的植物碎屑。阿布杜拉把套头衫拉好，好似阴谋得逞了，向我得意地点了点头，好像是在说：这回该放心了吧？阿布杜拉不可能出事的。不过，为了让我高兴，他也答应系好保险绳。 第一次使阿布杜拉吃惊的事就发生在那天一早。他跑过来惊慌失措地告诉我，盐掉到水里面了，水都变成盐水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也觉得事态严重，问他尝的哪些坛子里是盐水。 “不是坛子，是那儿！”阿布杜拉一边哆嗦，一边指向大海。这时我们才意识到阿布杜拉根本不知道海水是咸的。我向他解释说，从非洲到美洲一路上海水都是咸的。他睁大眼睛，不敢相信，反问道：“盐那么贵，哪来这么多盐？”我又从地理的角度解释了一遍，他还是弄不明白。圣地亚哥说过，在船上我们必须省着点用水，每人每天只能喝一升，或者一夸脱多点。可是阿布杜拉说他至少需要五升。因为，他是穆斯林，每次祷告都要洗手、洗脚、洗头、洗脸，而且他一天要祷告五次！ “你祷告的时候可以用海水。”我向他保证。但是，阿布杜拉说不行。他信奉的宗教规定洗礼必须用净水，而海水里有盐，所以不行。 阿布杜拉还在烦恼海水有盐之际，又遇到了一件让他头疼的事情。乔治把他的宠物猴萨菲放了出来，她原先在一只凿了个窟窿的纸板箱里待着过夜，所以总是昏昏欲睡，被从床上拉起来后，小猴子一时激动就在阿布杜拉的褥子上撒了泡『尿』。这下阿布杜拉真要疯了。真是猴子干的？要是信徒的衣物这样被一只狗或是猴子玷污了，那么他就四十天内都不能向真主祷告了！四十天不能和真主同在啊! 乔治为了免去阿布杜拉的精神苦恼，就撒了个谎说，那不是猴子『尿』湿的，而是被海水溅湿的。阿布杜拉实际上也希望这是事实，也就接受了乔治的解释，他也没有凑近被子去闻闻有没有『骚』味。我也下令给小猴子穿上裤子，任何时候都不许脱，而且再也不允许小猴坐在阿布杜拉的褥子上。 “阿布杜拉，”我又加了一句，“你祷告必须使用净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多少小狗和猴子生活在乍得井边？这里方圆几十英里都没有狗，这无足轻重的萨菲就让我们抛之脑后吧。论纯净，不管哪儿的水都比不上这里的海水呢。” 阿布杜拉静静地听完，开始认真考虑。过了一会，他用帆布桶舀起一桶海水，仔细打量起来。然后他就开始进行洗礼，速度非常快，动作优美如魔术师。接着阿布杜拉马上跑到罗盘那里，请尤利帮他找到麦加的大致方向。然后，和所有笃信宗教的虔诚信徒一样，阿布杜拉跪在船舱里自己的褥子上，连连朝东磕头，又拿出一长串念珠，开始喃喃地念祷文，祷告时拨动念珠就好似从袋中取豌豆。不过，阿布杜拉如此虔诚，以至于我们都对他肃然起敬，虽然我们中间有的人是天主教徒或是清教徒，有的是自然神论者或是泛神论者，甚至是无神论者。 风越刮越猛，开始肆虐起来。没有船桨，我们根本无法『操』控草船，但“太阳”号似乎依旧朝着正确的方向在前进。这时的阿布杜拉觉得自己里里外外都干干净净了，便拿起小刀和钻头，跟我一起跳上了船桥。我们得想办法把断了的船桨装回去。阿布杜拉情绪十分高昂，一边嘴里哼着中非的丛林小调，一边尽量站稳脚跟，他身上的白『色』长衫随风起舞。卡洛也赶来帮忙，把他登山用的打结的技巧全都用上了。我们差一点就把其中一个船桨修好了，可是天气突然又变了，从四面八方刮来几阵强劲的风，冷不丁把船帆拧成了麻花，我们根本就来不及调整帆索和上下角索。 一阵狂风全力向船帆迎面扑来。足有二十三英尺长的帆桁开始疯狂地撞击桅顶，几乎要把它折断；整张主帆猛烈地拍打着桅杆，似乎要从中间裂开。大帆迎风摆动，掀翻了水果筐，缠住了鸡笼，惹得众家禽咯咯、嘎嘎地叫了起来，声音之大直『逼』我们的叫喊声。一只方方正正的食物篮子突然出现在船身后边，随着船的尾波上下来回跳动。谁都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因为我们的军需官圣地亚哥正抱着我们的存货清单躺在床上呢。尤利几乎要用上蛮力才能将圣地亚哥和诺曼按在铺位里，而我则爬上船桥，试图领导这场与巨帆展开的搏斗。一个人的嗓门在这样的狂风暴雨中是多么微弱啊，我的喊声，连同船帆和纸莎草船身发出的劈劈啪啪、乒乒乓乓、吱吱嘎嘎声，全都被风暴卷走，消失在白沫四溅的浪涛里了。 现在要是放下船帆，恐怕不会有什么好处的。它会像只断线的风筝一样飞走的。我们必须让船回到既定航线上来，一方面是要调整船帆，另一方面要转动船身。乔治负责划动绑在船尾的再普通不过的船桨，好让船尾迎风而上，试图掉转“太阳”号船头。同时，我们抛下伞状的帆布制成的海锚，一头系着一根长绳。要放慢船速，让船尾能迎风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海锚更合适了。我在船桥上看见罗盘的指针慢慢地转了过来。有一根帆脚索像根鞭子似的在空中舞动，我拼命坚持着，不让自己被抛出船舷外，并把那个帆脚索固定到船桥上。与此同时，我要确保其他同伴拽着正确的缆绳，也挂着保险绳。狂风怒吼着，我大喊着，用意大利语向卡洛，用英语向尤利，用法语向阿布杜拉，用英语、法语或者意大利语，想到什么就用什么语言向乔治下令。但要命的是，事实上我命令他们拽的缆绳在我的母语里叫什么，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对于这帮由各国来的外行水手的理解能力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们最终保住了这宝贵的船帆，扣紧了帆脚索，绑好了划桨，收起了船锚，一切都恢复了原样，变得顺顺当当了。终于有了喘口气的工夫。趁着这工夫，我赶紧编些每个人都能懂的词条，万一再出现险情就能争分夺秒。刚才狂风呼啸的时候，诺曼还时不时透过柳条墙给我们出了不少好主意，虽然他的声音因为发高烧而变得非常微弱，而且被狂风打得七零八落。他事先还竭力教会了我们怎么用英语说“拽紧”“松绳”“放开扬帆索”“放开上下角索”“放开帆脚索”“去左舷”“去右舷”等等。可是，实践证明这未必有用，因为当班的有三个人几乎不懂英语，如果我对着尤利或者卡洛喊：“拽紧右舷角索”，或是对阿布杜拉大喊：“放开左舷帆脚索”，他们理解成什么可不好说。 我们五个刚在船桥上坐下来，尽管气喘吁吁，但心里满是胜利后的喜悦，正想编几个类似世界语的说法，就在这时桅杆上又发出了警告的撞击声。尽管这次每个人都在瞬间回到了自己的岗位抢救，但是船帆还是拧了起来，船身也改变了方向。这样的情况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尽管航线未变，但是船是横着向前的，有时甚至是船尾朝前，船帆和帆桁绞在一起，『乱』七八糟。我们只能时时确保船帆鼓得满满的，才能保证帆桁不至折断，因此，我们有时只好把船帆调成反向了。本来应该是船帆绕过桅杆的右脚，但为了让船帆吃风，只好绕过桅杆左脚，可是这样一来，我们航向就偏离了差不多90度，恰好是朝着陆地的方向。而且很不幸的是，有时不管我们怎么划桨，拽缆绳，抛海锚，像印第安人一样把桨绑在不同的位置，想要回到原来的航线上去，但是我们还是鼓满风帆径直朝非洲海岸而去。没有了橡皮桨，这草船根本不听使唤。船帆一鼓起来，草船不是转向正东南就是正西南，不会有丝毫偏差。每次劲风一起，我们就只能听任摆布，“太阳”号船头指向东南方向了，我们也动弹不得，只是离非洲海岸越来越近。卡洛就一直攀在桅杆顶上，忍受着桅杆的疯狂摆动，所幸的是还没有见到陆地的踪影。然而，我们都知道，萨菲以南的海岸是向里凹进的，再下去海岸就会凸出来了。经常是我们刚把船帆扭正，它突然又扭到另一边去了，而且疯狂地拍打着，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使出全力抓紧船帆，用自己身体的重量压着，才不至于被甩出去。一顶又一顶的帽子都被刮跑了，最可惜的是阿布杜拉那顶五彩缤纷的穆斯林小帽，那顶帽子早已成为阿布杜拉身体的一部分了。不过现在我们每换一下位置，都会主动系好保险绳。那只小猴子也有自己的保险绳，待在桅杆上兴高采烈地倒立着表演。家禽在笼子里也很安全，笼子被盖好了，而且也系上了保险绳，搬到远离船帆的地方去了。 时间在一点一点消逝，变化莫测的风却愈刮愈猛，我们随时都可能因为来不及掌舵而完全失去对整艘船的控制。必须得收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在暴风雨中将帆一点点放下来。 我们当中两个人负责松开升降索，其余三个人扯着帆脚索，护着船帆和帆桁降到船面上来。这时一阵狂风蓦地刮来，将沉重的主帆卷到海面上去了，就像卷起一面小旗似的。尤利和阿布杜拉拼命想再抓住左舷那根在浪尖上『乱』舞的帆脚索。我们三个人则用腿和脚死死钩住船上随便什么东西，以防随着右舷的那根帆脚索一起被卷到海面上。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丝希望了，要是抓不住，船帆就会沉到海底，一去不复返了。这时桅杆和支撑它的绳索发出了一阵可怕的吱吱声，草船也发出一声刺耳的声音，船身跟着侧倾过来。我们第一次有种不安的感觉，这艘神奇的草船也可能会翻船。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世上其他任何一艘五十英尺长的草船遇上这样的大风大浪，早就不是立刻翻船，就是折断桅杆了。 我们一点一点地拽回了帆桁和大部分船帆，但仍有一大片船帆漂在海面上，被海浪翻卷着叠在一起，兜了不少海水。大家奋力想把剩下的船帆拽出来，忙『乱』之中却碰掉了另一枝船桨。那根宝贵的船桨马上就被一个浪头吞没了，但它立刻又浮出了水面，跟在我们的船后上下漂着。 “到美洲再见！”卡洛对那船桨大喊道，“不过我们一定比你快！” 整张船帆都被海水泡得湿透，再加上那根沉重的帆桁，比船还要宽出六英尺，所以我们只好把船帆卷起来，把它顺着草船的左舷堆在一边。我们终于胜利了，满心喜悦，可也快累死了，好像刚刚在拳击场上连战了二十个回合一样。眼下，大家全都坐在湿透了的船帆上，想办法要治服这条棘手的酒红『色』飞龙。狂暴的海风灌进船帆的褶皱，吹得船帆不停地扭动着，犹如一条翻滚着的活龙一般。不过，我们五个最后还是把它绑得结结实实了。 船上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只剩下安详而有节奏的吱吱嘎嘎声。这时，我们觉得大海就像是母亲，而“太阳”号草船则是漂在海上的摇篮，载着我们这些不听话的孩子。大海母亲此时不得不摇我们入睡，免得我们把摇篮打翻，伤了自己。“太阳”号没有了船帆，只剩下光秃秃的桅杆，重又回到正确的航线上，与陆地保持平行，不会再带着我们往海岸撞去了。 我看着卡洛，他开始微笑起来，接着又咯咯地笑了开来，最后干脆放声大笑起来。我们都不解地瞪着他。 “我们现在没有帆也没有橡皮桨，船上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驾驭这条船了。现在驾驭这条船的就是大自然了。一旦我们不再跟她作斗争了，我们就可以从从容容地去享受了。” 我们开始环顾四周。一切都太太平平、井井有条。帆桁没了，船帆没了，引擎也没了，我们也就什么也不用担心了。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好像置身于一张纸莎草制作的公共吊床上，任由强大的洋流带着我们前行，不管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都乐意之至。阿布杜拉爬进船舱，躺下来听他的袖珍收音机去了。乔治想去钓鱼。尤利吃了个橘子，拿着橘子皮走了，准备往水里兑些医用酒精，给自己来杯白酒。卡洛则这个袋子『摸』『摸』，那个篮子搜搜，想找些东西做顿好吃的。圣地亚哥却躺在船舱里一动不动，拿着存货登记本，只管大声喊出装着水、蜜枣、鸡蛋、橄榄或是鸡食的坛子的号码。我拿起猎刀，准备做一台能读纬度的测量仪，这是我刚才就在寻思的。这时，诺曼再也憋不住了。 “伙计们，都不错嘛，”他呻『吟』道，“可是家里人该急死了。我们答应他们昨天发电讯的。一定得让他们知道我们平安无事，否则他们会以为我们全都葬身海底了。” 尤利表示赞同，帮着还在发烧的诺曼卷起褥子，打开褥子下面锁着的木箱，取出那架小型的应急发报机，它里面装着手动的发电机。不一会儿，萨菲无线电台就有了回应，诺曼告诉他们：船上两枝舵桨都断了，但我们横越大西洋没有任何问题。诺曼还通知他们，今后不能保证定期联系了，因为钉着地线铜板的桨已经断了，只能把它放在船上。如果我们把铜板抛到海里，任由它随波漂浮，那它会把绳索和纸莎草都撞断的。诺曼的身体实在是虚弱，尤利收拾发报机的工夫，他马上躺回睡袋里去了。卡洛爬进船舱，端来了一杯热茶。 乔治没逮到鱼，却想到一个好主意。我们为什么不把帆挂起来呢？把帆收着也行啊。风这么大，即使只挂一小片船帆，我们的船也会增速不少。这船帆缝制得非常巧妙，我们可以捆好、收起其中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若是风太猛，我们只需挂起帆顶上的三分之一就行了。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诺曼也微微点头。吃完腌肉肠和新鲜蔬菜做成的颇像石器时代的午餐，大家都觉得精神倍增。于是我们五个又爬出了船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帆桁和浸满海水的船帆从左舷横了过来，它比船身宽得多，两边都有差不多三英尺宽的船帆伸进了海水。风力忽大忽小，有时还有小暴雨，要把船帆收起来困难极了，不过我们几个联合起来，一切都进展顺利。我们把用鸡笼和其他货箱压着的船帆一点一点展开来，用自己的身体压在船帆上，然后把帆卷起来，直到只剩三分之一。看着这一小片船帆最终高悬在桅顶，被风鼓得满满的，这是多么重大的胜利啊。我们把海锚拖上船，重又绑上船桨，开始掠过浪尖直向西南方驶去。我们为又一次战胜大自然而无比欢欣。 十五分钟之后，刚过正午，是我们出航的第二天，突然一阵暴风又向船帆袭来。挂在桅顶的船帆卷在一起，而且又湿又沉，带着帆桁硬生生地往桅杆上砸去。我们一听到砰的一声，就一齐向上下角索和帆脚索奔去。船帆又撞过去了，这一声宛如桅顶在呼喊救命。听到这个声音变为可怕的动筋动骨的喀嚓声，我们的心都揪了起来。我们抬起头，只见帆桁从中间断开，向两边慢慢耷拉下来，船帆也渐渐向里缩到一起，好像蝙蝠收起两翼一样。帆桁断开时一些碎木屑像愤怒的兽爪一样。我们只好降下船帆，免得被木茬撕成碎片。唉，我们驶出港口才两天啊，两天啊！ 我们刚把断桁和船帆堆在一起，“太阳”号一下又温顺起来，像是一条顺从的海蛇，驮着我们继续朝既定的方向乘风破浪而去。 “你们瞧，就是这么回事。”卡洛说着，十分满意地爬上床了。阿布杜拉匆匆走到船尾，洗洗胳膊和小腿，又要向真主阿拉祷告了。尤利坐在舱口，一边吸着烟斗，一边记起了日记。我在他旁边坐下来，继续捣鼓那个测量仪。 “没事了？”圣地亚哥从睡袋里探出头来小心地问道。 “是的，”我们齐声答道，“都没事了。现在能弄断的都被我们弄断了，就只剩下纸莎草船的船身了。” 接下来的整个下午，虽然舱外狂风怒吼，船舱里却平静得很。尽管白天一艘船也没碰见，但夜间我们还是轮流值班，因为我们正在沿着环绕非洲的海运线上航行，应该会遇到经过同一条航线的船只的。我们还不时爬到桅杆顶上远眺，看看有没有陆地的灯光。我们担心的就是和别的船只，或是岸边的悬崖相撞。 刚过午夜半个小时，我就被卡洛摇醒了。他提着煤油灯，睁大双眼，满心担忧地俯身对我悄声说道：“左舷海平线上出现了一串灯光。”此时强劲的西北风正巧把船身吹得横了过来，直朝灯光驶去。幸好我是和和衣躺下的，系好保险索，我就爬出了船舱。夜里的风并不猛，却十分刺骨。天空乌云密布。衬着黑漆漆的夜空，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些灯光沿着海平线排成一行。正像卡洛说的那样，这些灯光恰好在我们航线的正前方，其中有四处灯光特别明亮，一处比较昏暗。这一定是摩洛哥海岸。卡洛已经爬上了桅顶。我们似乎在飞快地向灯光靠过去。其余三个没有生病的人也被叫到舱外。我们现在必须设法将草船划开，要不然就会撞上岸边的岩石了。就在这时，我和卡洛都看见一盏绿灯，又是一盏，然后是一盏红灯。这不是陆地！这是一队渔船正朝我们开来！他们三个人都被冻得够呛，赶紧爬回被窝去了。不一会儿，三艘大船翻卷着浪花与我们擦身而过。第四艘大船关闭轮机，整个船身横在我们前面。眼见“太阳”号就要和大船相撞，我赶紧打开手电，照亮船舱和船身，并用它打着信号：“‘太阳号’，‘太阳号’”。这艘大型渔轮才又启动了轮机，缓缓地开起来，但是速度慢得差一点就同我们撞上了。那艘大渔轮还从桅顶发出了几个闪光信号，可惜我们都看不懂，紧接着它就消失在黑暗之中了。乔治一直站在一边看着，穿着风衣，披着毯子，裹得紧紧的，活像一具木乃伊。我回到舱里，爬到床上。从船尾刮过来的风，钻过草船的柳条墙，弄得这草船嗡嗡直响。就是把十万根纸莎草捆在一起，吱吱嘎嘎响作一团恐怕也压它不住。可怜我们的安乐窝与船外的肆虐也只有这一墙之隔。 天亮的时候云还没有散去。这是出航的第三天了。风稍小了些，可是海浪却更加汹涌了。让人高兴的是，虽然波涛翻滚，却只是将我们往上托。我们的草船像是个皮球，被大海小心翼翼地托着向前推进，不论浪头多么凶险，却没办法打湿甲板，船上所有的货物还都是干干爽爽的。我们没有帆也没有桨，没有六分仪，更不知道方位，也看不见陆地，这一天过得十分平静。我们利用这一天接好了一根船桨，还加固了一根备用圆木的中间部分，准备用它来代替那根断了的帆桁。 阿布杜拉忙着洗他那剃得光溜溜的脑袋，准备做祷告。他忽然停了下来，愤怒地大叫一声。这海水肯定不干净！有人在这儿拉过屎，而他还抹在了头上。原来，他那只帆布桶里，有大大小小的黑块在水里打着转。我们向海里望去，只见无数类似的黑块从草船两旁漂了过去。那些东西软软的，像是沥青。过了一个小时了，船两边还是漂着那些黑『色』的东西。这一定是从油轮上流出来的。我们爬到桅顶，想找出罪魁祸首的所在，却一艘船都没有看见。海上一整天都漂着这些黑乎乎的东西。 中午过后，我们碰上了一条大翻车鱼，那时它正悠哉悠哉地浮在水面上。后来，又突然冒出一百来头海豚，紧紧地围着我们，一头接一头地跳出水面，先跟水面呈垂直，然后旋转一圈，十分欢快的样子。虽然它们来得突然去得也快，阿布杜拉还是欢喜得要命。 第四天显然暖和了一些，大海也平静多了。太阳穿过云缝洒下了缕缕阳光。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能够清晰地辨出陆地上远山的轮廓，蜿蜒起伏，微微发蓝。圣地亚哥的病情加重了，不过诺曼倒是好些了，退了烧。尤利同意他爬到舱外去晒晒太阳。由于船上没有计时器，而且那台应急的无线电也已经无法接通萨菲无线电台，所以我们无法知道精确到秒的确切时间，也就没办法准确地计算出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两位病人有些担心了：诺曼认为，既然我们能够看见陆地，我们就不可能从加那利群岛外围绕过去了。非洲大陆的朱比角和富韦特文图拉岛之间是一处危险的航道，而我们正向那里漂去。圣地亚哥从小就在加那利群岛长大，也确定诺曼参阅的书上说得不错，所有的水手都害怕朱比角。因为非洲海岸恰好从这里转向正南，岸边的暗礁连着一段异常凶险的浅滩，就像一条舌头伸进那危险的洋流之中。 我们都坐在船帆堆上吃饭。阿布杜拉最先吃完，正打算去做祷告，却不知怎的突然急切地叫了起来： “马！马！”然后又自己纠正道，“河马！” 我们都朝他指的方向看去。过了一会，那些家伙果然又浮了上来，原来是两条巨鲸。它们用小眼睛懒洋洋地瞟了我们一眼，又自顾自地通过呼吸孔喷着水，洒出一阵阵水雾。阿布杜拉在乍得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河马，他今天真是走运了。明明是哺『乳』动物却长着鱼的尾巴，这可真是荒谬啊。其中一条鲸鱼还翘起尾巴，彬彬有礼地挥动着向我们告别。阿布杜拉认为这是真主阿拉的神奇创造，惊讶得说不上话来了。 第五天，我们一清早醒来，发现外面刮着凛冽的北风，海面波涛滚滚。大家都把自己所有的衣服全都穿上了。阿布杜拉冻得牙齿直打颤。五天来，就像我们计算的那样，海浪一直冲击着“太阳”号的右舷船板，因为我们整个航程都处于东北贸易风的地带。正因为这样，我们把舱门安在了对面的左舷，也就是下风的一侧。我们还有意把整个船舱和较重的货物靠在右舷一侧，这样从右舷吹来的海风鼓满船帆的时候才不至于打翻草船。我们和所有给我们建议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行船时必须把船的大部分重量压在朝风的一侧，以免翻船。可到了第五天，我们痛苦地发现：纸莎草船在这方面跟其他任何一艘船都不一样。这种草船恰恰应该把主要的载重放在下风的一侧。因为，在受风的一侧，波涛和浪花会不断冲刷草船，所以，吃水线以上的纸草就会吸进好几吨海水。而在背风的一侧，吃水线以上的东西都还是干的，因而分量也轻。受风一侧的船身由于吃水越来越重，结果船身就往这一侧倾斜过去，而不是像通常一样被风刮得朝背风一侧倾斜。 现在当然已经来不及把船舱挪到中央了，因为它是用粗缆从底部穿过船身成十字交叉牢牢地绑住的。我们把所有可以挪动的东西都从右舷搬到了左舷，但看来还是不行。右舷吃水线以上的纸莎草一定吸进了好几吨海水，就好像平添了一堆看不见的货物，一路伴随着我们，而且比我们挪到左舷的那几百磅食物和饮用水要重得多。我们的船实际上一直是歪向受风的一侧向前航行的。 诺曼终于完全恢复了健康。我们挪东西的时候，他把那块铜板按到水下，以便恢复无线电联系，这样也就能知道精确的时间了。他确实有理由认为我们离陆地的距离比昨天他估计的还要近，那时我们还无法估计时间。事实上，我们正朝着朱比角的陆地径直驶去。 夜里刮起了大风。狂风吹打着每一个桅杆支索，“太阳”号越来越像是要散架了。一阵阵海浪向我们翻打过来，一阵猛似一阵。我们整夜都安排了双岗，以免不知不觉地被朱比角的沙滩挂住。同时我们也时刻留神每一条缆绳。没有一根缆绳绷断，也没有纸莎草捆松开。但是船桥的踏板却死命顶着柳条舱的一角，那个角落已堆起了一层厚厚的碎草屑。圣地亚哥现在每晚都失眠，除非是累得要死，否则就连合眼打会儿盹也不要想。身下的箱子时起时伏，船舱、船桥和桅杆都兀自摇来晃去，噪声大作，就好比绳索夹住了上千只猫的尾巴。整个船舱更加向右舷倾斜了，斜到了只要是侧躺着就会滚动起来的程度。我们只好一排躺四个人，另一排躺三个人，因为这一边的角落里还放着无线电和航海设备。大家脚对脚躺着。阿布杜拉总是滚到乔治身上，乔治又滚到圣地亚哥身上，圣地亚哥就再滚到尤利身上，而尤利已经贴着舱壁，只好用膝盖和胳膊顶着这几个人。我把多余的衣服都垫在了靠右舷那侧的褥子下面，卡洛也这么做了，所以我们两人都没有滚到诺曼和无线电那边去。 暴风一整夜都没停，卷起了高达十二至十五英尺的海浪，也把咸咸的海水像细雨似地泼在了船上。到了第七天早晨，“太阳”号反倒不太松动了，绳子绷得紧紧的。一道巨浪打在了船尾，海水没有像过去那样很快穿过纸莎草漏出去，积水竟漫到了诺曼的腰部。看来，在海水的浸泡下，纸莎草膨胀起来了，填满了空隙，把绳索也绷紧了。这么一来，草船倒更加坚韧结实了。不幸的是，它向右舷倾侧得太厉害了。 我们还在无比崇敬地玩味着“太阳”号与暴风雨搏斗的辉煌战果，诺曼提醒我们，草船正朝岩石冲去。我们必须作出抉择，要么挂起船帆顶住强劲的北风，要么直对着陆地漂去。大家一致同意挂帆，在那根新加固的帆桁上展开三分之二的船帆。这一次连圣地亚哥都跌跌撞撞地爬出舱外。全体人员齐心协力，终于挂起了船帆，并在船尾安上了一根拼接的舵桨。我们犹如飞鱼一般掠过涛头，拨头绕过了陆地。不一会儿，我们又听到啪的一声，那根舵桨就像一根火柴一样被折断了。我们只好又把桨片拽上船来。不过我们这些外行水手已经渐渐变成一群真正的海员了。阿布杜拉像只老虎一样扑上去，紧紧地抓住了正在不停拍打的船帆的左下角。圣地亚哥爬出船舱，用自己的保险绳紧紧勾住阿布杜拉。卡洛和尤利一声不响，赶到船舱后面的右舷，松开了帆脚索。乔治只穿了一条裤衩，抓住一把桨，将船尾划到迎风的方向。而诺曼和我奔过去调整那根竖着的小桨。尽管没有舵手，“太阳”号最终也掉转了船身，像条大鱼似的破浪前进了。这天余下的时间我们都保持着这个航向。没有一根纸莎草因为暴风雨而受到任何损伤。实际上，惹麻烦的是船身上粗粗的木材，而不是纤细的纸莎草。 翌日晚上，风暴终于停息了，但是海浪还停不下来，还蹿起十八、二十英尺高。船舱已经不再对称，倾向右舷一侧，活像一顶歪戴的帽子。快到我值班的时候，我『摸』黑爬出船舱，想查看一下船的状况。我刚爬到船帆底下，正要朝前看个清楚，我的心脏几乎停跳了一拍。右舷方向矗立着一座又高又大的灯塔，灯塔闪烁着彩『色』的灯光，被许多其他灯光环绕着。我们正朝着灯塔的左边驶去，那是必然要撞到陆地的。灯塔远远地伸进海中，无疑，那肯定是朱比角。 我们发疯似的开始扭转船帆，因为我们没有舵桨，只能这样来全力改变航向了。可是这远远不够，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草船继续向灯光所在的左侧的陆地靠近。我们很快意识到，这次是绕不过去了，只能一头冲那看不见的岩石撞过去了。大家的心跳都一下子加快了。最后一刻，我们却突然发现那些灯光都有些晃动，好像那座灯塔和其他房子并不是建在沙滩上，而是建在浮动的码头上。紧接着我们却已经急速驶过灯塔的左侧，果然见它并不是同陆地连在一起的。原来，它是建在非洲海岸远处的一座海底钻井的栈桥上，从灯塔顶端一直垂下来的彩灯是为了防止来往船只或飞机与它相撞。我们傻呆呆地瞪着眼睛站在原地。乔治手里还握着那根小桨，呆立着，冻得直打哆嗦。我赶紧粗声吼了他几句。该死的，他为什么不多穿些衣服，或者马上钻回睡袋呀？弄不好又要病倒一个了！ 第七天，我们还是挂着三分之二的风帆，与冲天的海浪较着劲，继续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草船两侧翻滚着大片的云朵，不过正前方却是一线蓝天，夹在两侧云朵中间。这就意味着，加那利群岛和非洲大陆就各自隐藏在这两大片密云下面，而这一线蓝天之下正是夹在两片陆地之间的海面。“太阳”号顺从地朝着前方的碧海蓝天驶去。尤利的医术不错，诺曼和圣地亚哥都恢复了健康。不过，乔治病倒了。他在冰冷刺骨的夜风中赤膊上阵，划桨时又用力过猛，现在后背痛得要命。 正午时分，卡洛正忙着拉牵着船舷的绳索，想把倾斜的船舱弄得左右对称一些。我站在船桥上，用双筒望远镜向前眺望着。每当海浪将草船高高地举起，托到浪尖的那一刻，我都能在望远镜中看到青青的草地。这让我万分惊恐。卡洛马上爬上桅顶，诺曼也跟着爬了上去。他们向下面喊道，那是一片荒无人烟的绿草坡，与我们的航线平行，相距最多六海里，也许更近。我们尽全力改变了航线。很快，这片草地就看不见了。这一定是朱比角周围的浅滩，从这儿起，海岸线就向南拐了。这也一定是我们经过的非洲海岸的最后一角了，因为我们眼前再也看不见陆地了。 卡洛开始着手为我们准备第一顿盛宴。阿布杜拉就在舵桨上宰了三只小鸡。尤利兑好了白酒。要庆祝的事情真是太多了。首先我们要为“依罗柯”树干一杯，为它送葬。用它来做舵桨，实在太不结实了。其次要为纸莎草干一杯，多了不起的造船材料啊！今天是5月31号了，纸莎草已经在海水泡了两个星期了，却既未腐烂，又没散架，反倒更结实更柔韧了，而且一根都没丢。从萨菲到朱比角，这可比从尼罗河口到腓尼基王国的比布罗斯远多了，可能相当于从埃及到土耳其吧，我们花了一个星期时间。因此我们已经证明：古埃及人根本不用外邦木船来帮忙，完全可以驾着纸莎草船开往小亚细亚任何一个地方。 干杯，诺曼。干杯，尤利。干杯，伙计们。我们还要为海神干杯，还有阿布杜拉的“河马”。小猴萨菲也坐在我们中间的鸡笼上面，喝着新鲜的椰子汁呢。 这时，我听见有人说什么“白房子”，赶紧跳起来张望。乔治趴在舱门口，手指着陆地的方向，也就是刚才浅滩消失的位置。原来，那片浅滩又出现了，这一次浅滩上还有一排排的白房子，典型的北非阿拉伯村庄。村子右边矗立着一座独特的堡垒。这才是朱比角。我们还以为已经通过朱比角了。刚才我们举杯庆祝的时候，正是最危险的一刻呀。这片伸进海水里的危险的海岬，害得我们提心吊胆地焦虑了整整一星期。多少世纪以来，无数船只在这里遇难。如今我们正从它旁边溜了过去。我们为了不撞上陆地奋斗了一周，虽然现在朱比角近在咫尺，我们却顺利地随着洋流飘然而去了。 白『色』的房子迅速消失于海天之际，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们正向前疾驰着。再见了，非洲。再见了，那过去的世界。我们没有舵，但这趟航行也用不上它。 一只很大的海鸥不知从何处飞来，落在尖尖耸起的船头。我们那只鸭子恰好被从鸡笼放出来透风，于是鸭子就跑去驱赶它。海鸥飞走了。过了一会儿，又飞来一大群海鸟，尖声叫着，围着我们盘旋。鸡笼里的小鸡也咯咯地叫个不停。我们则把鸡笼当做餐桌。 “我知道刚才那只海鸥飞走时说了什么，”卡洛说，“它说它在朱比角外面发现了一个会漂的鸟窝。” 第1卷 第九章 落入大海的魔掌 加那利群岛已经被我们抛在了后面。八天里，我们航行的路程已经相当于从挪威跨越北海到英国的距离了。一艘船能够在这么长的航程中与大海搏斗而不被大海吞噬，可真算得上是“适于远航”的船只了。尽管船桨和帆桁折断了，尽管水手们没有经验，也不是埃及人，并且经常『操』作不当，尽管风暴肆虐，海浪连天，但是，“太阳”号依然神气活现，未曾有丝毫的改变。船上的东西也是安然无恙。我们继续在公海上扬帆前行，这跟在尼罗河静静的水面上『荡』桨简直无法比拟。 我们经过加那利群岛的时候，正下着蒙蒙细雨，看不见陆地。现在我们头顶上『露』出了一片蓝天，我们可以看见非洲黄金海岸一带低垂着厚厚的云层，那正是进港登陆的位置。加那利群岛中的特纳里夫岛上，有一座特伊德火山，高达一万两千英尺。从这里看不见它，但是它把环绕此处的『潮』湿空气都送到寒冷的高空，形成一簇簇云朵，被风吹到海面上，犹如远洋海轮吐出的缕缕白烟。 阿布杜拉只见过漂在乍得湖上的小岛。当他听说这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也有岛屿，而且还有人居住时，一下警醒起来。他想知道那些人是像他一样的黑人，还是像我们一样的白人。圣地亚哥曾在加那利群岛住过，而且还是一位人类学家。他给我们讲起这些岛上神秘的“关切人”。欧洲人先“发现”了这些关切人，又过了几十年才航行到更远的地方“发现”美洲的。那时候，关切人就住在这些远离大陆的岛屿上。加那利群岛上有些土著部落的人是黑皮肤，矮身材，而有些却是白皮肤，高个子，金发碧眼，鹰钩鼻子。1590年在加那利群岛发现的一张彩『色』蜡笔画，描绘了一群关切人，都蓄着金黄『色』的大胡子，皮肤很白，黄『色』的长发打着卷柔顺地垂在背后。圣地亚哥甚至还告诉我们，他在剑桥大学时亲眼见过纯血统的，长着金『色』头发的关切人。事实上，那是一具从加那利群岛运来的关切人木乃伊。加那利群岛的土著居民都会制作木乃伊，也掌握了头盖骨钻孔技术，正如古埃及人和秘鲁人一样。由于白皮肤的关切人不像是通常的非洲人种，而与北欧的维京人更为相似，因此引起了诸多猜测，有人认为这与斯堪的纳维亚文明的史前殖民有关，有人甚至认为加那利群岛就是残存下来的已经失落的亚特兰蒂斯大西洋文明岛国。可是，古代欧洲人从来没有制作过木乃伊，钻颅术则更为罕见。这些文化特征都表明，关切人的文化显然同北非沿海的古代文化有关。现在统称为柏柏尔人的摩洛哥的土著，其中许多人是在一千多年前被阿拉伯人往南赶到阿特拉斯山脉的，他们同关切人一样是个混合的种族，有的身材矮小、皮肤黝黑，有的则是身材高大、皮肤白皙、金发碧眼。在摩洛哥的村庄里，至今还常能看见这两种类型的柏柏尔人纯血统后裔。 加那利群岛上的火山高耸入云，我们只能看见从那里涌出的团团簇簇的云朵。只有天气晴朗的时候，才可以从摩洛哥海岸看到这座火山的顶峰。看来根本没有必要去斯堪的纳维亚，或是潜入大西洋底去寻觅关切人的起源。他们可能就是起源于邻近的非洲大陆，因为古代大陆上的土著居民也可能穿越这片海洋，来到加那利群岛，就像我们今天乘着纸莎草船穿越这片海洋一样。 因此，加那利群岛上关切人的真正秘密，不是他们到底属于什么人种，而是他们到底怎样来到加那利群岛的。欧洲人先于哥伦布几十年就发现了他们，那时候，他们什么船都没有，甚至连木筏或独木舟都没有，但是岛上满是参天大树，并不缺少木材。关切人，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全都务农，并且养羊。他们当初设法把活羊从非洲带到了这些群岛上。要在船上带着『妇』女，还有活羊离开非洲大陆，那么你就必须既会行船又会打鱼，不管怎么说，只会牧羊是绝对不够的。那么，关切人怎么会把自己曾是水手的祖先们留下来的船忘得干干净净呢？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祖先除了这种带帆的纸莎草船“玛地亚”之外，不知道还有别样的船只？直到今天，在摩洛哥北海岸还能见到这样的纸莎草船。假如一个人只会制造纸莎草船，而不知道如何把木板连接在一起，制造中空的可以防水的船壳，那么，一旦纸莎草船因老化而腐烂，他就会无船可用，无计可施了，因为他登陆的这片岛屿上既没有纸莎草，也没有其他芦苇类植物。 “太阳”号突然开始向前倾跌，动静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把“关切人”置于脑后，向开始迎风抖动的船帆奔去。风向并没有改变，只是我们被一阵阵的海浪赶着，像是暴风雨就要袭来。而且浪谷愈来愈深，浪尖越来越高，我们也随着忽上忽下。巨浪铺天盖地似地从我们后面打来，但是却盖不过我们，因为我们这只金『色』的纸天鹅只是优美地抖一下尾巴，浪头就从船身下面倏地溜走了。阿布杜拉觉得头痛，而且想吐。尤利怀疑他是晕船，虽然他上船以来还没有过晕船的症状。他便叫阿布杜拉上床，吃几口埃及“木乃伊”饼干。同时，圣地亚哥可以走出船舱来到甲板加入我们的行列了，因为尤利已经治好了他的皮肤。诺曼如今身体极佳。我们正围着鸡笼坐着，享受着卡洛的意大利调味饭，里面还有杏仁和干果。这时，突然有人叫了起来：“当心上头！”大家吓了一跳，全都抬头看去，一看，吓得差点都逃命去了。一道巨浪，比船舱还高，正向我们这边翻卷过来。突然一下子退下去，只剩下一些白沫飞溅着，从船身下面流过，这时我们看到自己已经身陷深深的浪谷了。接下来我们还经历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浪头。大海没来由地这样运动，通常是到了入海口，这里的海浪会被洋流推得一个高过一个。我们现在一定驶进了加那利群岛几个大岛之间的海峡，所以来自葡萄牙的洋流在通过这狭窄的通道时因为挤压变得更加狂野了。我们沿着既定的航线，走得更加轻快了。这就是加那利洋流，直奔墨西哥湾。 我们的纸莎草船随着波浪的起伏，一下被托了起来，又高了一点，再高一点，一会儿又往下落，跌入深渊。可惜阿布杜拉睡着了，他没有看到五条巨大的抹香鲸紧贴着船身『露』出水面。卡洛还没来得及拿照相机，它们就又潜入水中不见了。我们又被抛了起来，然后下落，下落，落入深谷。接着就听到木头吱嘎吱嘎响了又响。又一条小桨断成了碎片，只剩下一小截挂在草船外边。现在连小桨都不够用了，得想点办法了。要不要设法驶进佛得角群岛去弄几根好木材？大家一致反对。不过，我们带的货物当中有一块方形的用埃及的西尼巴木材制作的备用桅杆，十分结实。到目前为止，桅杆经历风吹雨打还没有断过，也许我们根本用不上这备用桅杆。因此，我们把它绑在备用的舵桨上，用来加固厚实的伊罗柯木轴。结果，舵桨加固好以后，变得又粗又沉，我们只有七个人全体出动搭一把手，才能把它抬起来，准备在后半夜放入海里。那夜满月圆圆，繁星闪烁。奔腾的大海在后面追赶着我们，泛着微光，有时又蹿得老高，黑洞洞的很是凶猛，可它们已经吓不倒我们了，因为它们同纸草船较量，从来都没占过上风。大海只是讨厌木材，我们一把木材放到舷外，立刻就被大海折断了。而木材只要放在甲板上不用，就安然无恙，还有船上一百六十只易碎的陶瓷坛子和其他的货物，如今也都还平安无事。但是，这根巨桨却不得不去舷外和大海较量一番了。 圣地亚哥和我在船桥上各就各位，手里握紧那根二十五英尺长巨桨的把，在我们上面，这儿必须把桨抓紧并且固定住。同时，其他人都站在下面的甲板上，举着那沉重的桨片。我们得把它推进海里，然后把巨桨的颈部绑在左舷的横梁上，后甲板两边都有这样的横梁用来固定舵桨。 一声令下，巨桨被推了出去，周围的海水也跟着草船的抖动剧烈颠簸起来。大海掀起一道巨浪，把桨片高高抛起，下面的五个人虽然用尽身体里最后一丝力气，紧紧拽住绳子想要把桨片拉回原位，最后还是不得不脱手。我和圣地亚哥站在船桥上，也只能勉强抓住舵桨上端较细的部分，正是要和船桥的栏杆绑在一起的部位。可是，巨浪在我们身下嘶嘶做声，从船中间落下去，在“太阳”号的船尾底下开了一个大缺口，船尾一下沉了下去，脱手的桨片就趁势全力向横梁狠狠砸去。这就像是巨锤呼啦着抡向铁砧。又一道巨浪掀起，将桨片再次抬起，又狠命砸了一下横梁。船桥下的五个人拼命想用绳套和双手逮住那坏事的铁锤。而我和圣地亚哥就像两个木偶，被舵桨抬得忽上忽下，什么也干不了，只能每次趁着巨桨漂在海面上时，借助浮力抬起舵桨的这一端，将它往合适的位置送。每当浪头一落，舵桨也随着下垂，我们二人就被抛到半空，船桥下五人用所有的绳套套住桨片的扼喉部位，想要把它固定在横梁上，可每次都不成功，下个浪头袭来，桨片再次脱手，舵桨被高高抬起，而我们就像是在跷跷板的另一头，一下子又垂直下落了。由于我们下落时又猛又快，万一舵桨砸上护栏，我们的手指和脚也许都要砸烂，因为我们不但手抱着舵桨，脚还钩着护栏呢。可是，又只有这么做，我们才不会随着巨桨被甩到船外去。过了不久，我们终于明白了，如果我们再不撒手，这根发了疯的巨桨一定会把横梁砸个粉碎，那么纸莎草船也会散架，因为固定草船的绳索都是绑在横梁上的。 可是一想到只有坐在这草堆上束手无策，任凭这船侧着身漂到美洲去，我们又平添了几分蛮力。我们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发现舵桨不偏不倚落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位置，我们七个一拥而上，用绳子将它固定好了。我们终于将这怪物制服了，将它的首尾都用很粗的缆绳固定在“太阳”号上，想来这回海浪也动它不得了。也就是说，我们终于又将一根古埃及舵桨安到了船尾适当的位置，虽然本应该有两根的。巨桨中间的杆已不成形，又粗又笨重，转动起来也不方便，因为这部分绑上了备用桅杆，而且那桅杆不是圆的，是方的，可是它结实得很，海浪想要把它打掉已经不可能了，即使草船整个被扭歪，舵桨杆也不会断。 圣地亚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惊险的经历了。尤利帮我们几个包扎了手指上的小伤口。那根巨桨果然有用，纸莎草船开始沿着既定的航线平稳前进了。我们已经精疲力竭，终于可以爬上床睡觉了。夜间值班的时候也轻省了许多，只要注意来往的船只别把我们撞翻了就行。看看头顶的月亮星辰，底下的浪尖的涌向，就知道我们的航线十分稳定。值夜班时，可以坐在舱门口下风处自得其乐。我们只在换班时，才爬上船桥，看一下罗盘，这是人造的小罗盘。我们很快发现头顶的星空就是一个大罗盘，闪烁的盘面正好对着我们。我们的朝向是正西。不过，我们并不十分在意到底开往何处，反正离陆地越来越远了。 此后一连三天都很顺利。我们抽空用两根断桨的杆把另一根舵桨也修好了。一根钉子也没用，以防木头折断，接头的地方都用绳子来连接。大海依旧奔腾不息，“太阳”号迎风的一侧完全湿透了，草船被弄得更湿了，一直湿到船舷栏杆处。船体的加重使得暴『露』在外的横梁入水越来越深。由于浪头很高，我们不敢冒险把第二根桨放下水去。不过我们做好了准备，万一已加固的舵桨被折断，就用它来代替，因为第一根舵桨在与大海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搏斗后已经岌岌可危了。另一方面，我们却冒险挂上了整张船帆，效果还不错。海风从北方吹来，颇为刺骨，可我们仍能瞥见西撒哈拉沿海低垂的云幕。我们尽可能地把货物都搬到左舷，也就是下风的一侧，这边离水面仍旧很高，就和我们出航时差不多。挂上船帆以后，我们这艘沉重的纸莎草船又开始高速前进了。我们径直朝西驶去，速度保持在每二十四小时六十海里，也就是二点五节左右。现在我们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纸莎草船驶过后，船尾后边被拨开的波浪了。十一天里，我们航行了五百五十七海里，跟乌鸦飞得一样快了。为纠正时差，我们把表往回拨了一个小时。 两天来，不时有船只出现在我们周围。有一次，我们竟同时遇见三艘远洋巨轮。我们一定是已经航行在那条环绕非洲的大环形航线上。晚上，我们不得不把几盏最亮的煤油灯挂上桅顶，以免被撞。可是过了不久，就见不到载人的船了。只有一群群海豚在我们周围嬉戏，有的离我们特别近，我们都可以伸手拍到它们了。偶尔会有一两头昏昏欲睡的翻车鱼从船旁漂过，船头开始有飞鱼从底下跳出来了。天空中却没什么活物。只是偶有昆虫『迷』了路，被吹上船来。也会有一对对小海燕在浪槽中疾飞。这些小海鸟就栖息在海面上，因为它们像纸莎草一样轻，浪头再大它们也能在上面漂浮着。前几天开始，从纸莎草的小洞里爬出成群的灰褐『色』的小虫子，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海水把虫卵和幼虫都杀光，否则，这艘纸莎草船会从里面被蛀空的。曾在造船工地时就曾经有骆驼想要啃我们这艘船的船舷，有人预言，纸莎草船可能被饥不择食的海洋生物用来填饱肚子。幸好，迄今为止，鲸鱼和海鱼都没有想把我们的纸莎草捆当做食物，但是那些密密麻麻的小虫子却着实让我们大为不快。 夕阳西下，月亮慢慢升起，它们轮番为我们指引着航程。独自守夜让我再一次完全体验到当年在“康提基”号木筏上那种永恒而且永无止境的感觉。夜空繁星点点，海水融入漆黑的夜里。星星在我们头顶闪烁，海面上磷光点点与之遥相呼应，浮游生物就像霓虹灯似的点缀着柔软的黑『色』绒毯，而我们就是在这黑毯上漂浮着。借着浮游生物的闪烁，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是在镜子面上行走；又或者大海如水晶般透明，而且深不见底，因此我们可以透过大海看见宇宙另一边的闪烁繁星。在这无所不在的星空里，只有我们乘坐的柔软顺从的金『色』纸莎草船是最真实的，伸手可及的。此外，还有那张方形的大帆，衬着星空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影，上面桁端处宽一些，下面底部窄一些，像颈子。这种古埃及的梯形的船帆，似乎把夜空下的时光倒转回去几千年。这种形状的船帆如今早已绝迹了。纸莎草、柳条、木头和绳子发出的怪异的吱嘎声让这种古昔的情境更为真切了。我们并非生活在原子弹和火箭的时代，而是生活在地球还是那么广袤无垠，到处都是未知的大洋和大陆的时代；而且地球还是方的，没人知道它是球形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宝贵，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时间用也用不完。 经过这一番斗争，我们的肌肉都有些僵硬了，可是却更能战斗了。纸莎草船随波起伏，甲板上的煤油灯也随之摇晃起来，我们借着煤油灯微弱的亮光交接夜班。这时候钻进温暖的睡袋休息简直是妙不可言。一觉醒来，食欲大增，更觉得精力尤其充沛。而且一点开心的事都能越想越美，烦恼则都大事化小了。看来，石器时代的原始生活还不能随便鄙视哩。我们还真不能臆断，以为我们的祖先从事着艰苦的体力劳动，只是备尝艰辛，而从不知生命的乐趣所在。 我们每天都能在地图上记下向西行驶六十海里，虽然我们眼前的地平线从未改变过，而且天天如此，一刻也未变过。它好像是和我们一起移动，我们总是在它的正中央。不过，我们知道有一股海流一直在推拥着我们向前，虽然我们看不见它。加那利洋流移动得非常快，像是一条咸水河，伴着西向的信风，朝西下的太阳奔去。水里浮着的，空中飘着的，都被带着往西边去了。去西边追赶太阳和月亮。 我和诺曼一同站在船桥上，他拿着一个六分仪，我拿着一个自制的土仪器。这是我用两块木板修修刮刮制成的，想拿它来测量纬度。尤利把它叫做“鼻测仪”，因为这两块木板是连在一块木条上的，而这块木料中间削成了一个弧度，正好可以架在鼻子上，它的名字就是这么得来的。把那木条架在鼻子上，与眼睛成同一水平线，左眼沿着一块木板的表面向前看，调整木板的角度，使它正好对准地平线。另一块木板是用一小片皮革做铰链固定在木料上的，这样右眼就可以看到翘起的一头直指北极星了。两块木板之间的夹角，可以由放在木板两端之间角度仪直接读出，这个角度就是我们所在纬度，再也用不着什么计算了。这极其原始的“鼻测仪”引起大家的一片称赞，唤起了大家的幽默感。因为它是如此简单、方便，而且误差极小，不会超出一度。要记录我们每天的位置，这就足够了。这样做出来的图，与诺曼绘制的正确的行程图，所差无几。 我们逐渐开始了解纸莎草船的特殊『性』能了。首先是斜撑的舵桨向我们披『露』了它们的秘密，它们实际上是最初的掌舵装置在从桨演变到舵的过程中遗失的一个环节。接下来，那可以漏水的船身展现了它的真正实力：它不仅载重量惊人，而且在惊涛骇浪中异常结实，它的浮力持久而且超乎现代人的想像。可是，这艘古船不为世人所知的最大的秘密却在于它的帆缆，它表明这艘船在建造之初就已经超越了河船的『性』能。我们发现，兰斯特罗姆在设计时，就把埃及古墓壁画上关于桅杆和帆缆的全套细节都搬到这艘船上来了。从桅顶到船舷，系着一根结实的缆绳。可是从船尾到桅顶却没有缆绳。尽管在河船上，只要桅顶前后各系一根缆绳，就可以把桅杆竖起来了，因为河水一般都比较平缓。然而不知为何，古埃及造船师却故意避免在桅顶和船尾之间系上缆绳。反而在每条桅脚上高度不等的地方系上五六根缆绳，绳索之间相互平行，另一端就固定在两边船舷中间偏后一点的地方。这样一来，这艘船的尾部就不会受桅索的束缚，由于不和桅杆相连，就可以随着波浪上下自由起伏了。“太阳”号驶入公海不久，我们就发现了其中的奥妙。船尾就像是拖在船后的拖车，可以自由地在浪里上下起伏。如果在桅顶和船尾之间系上桅索的话，一阵巨浪掀起，早就把桅杆折断了。纸莎草船在大海里颠簸，通常都是船身中部时不时得被推上高高的浪峰，而船头和船尾却同时自然地落入浪谷。要是两头都同桅杆相连，桅杆必然在重压之下折断。而按照古埃及的设计，桅杆支撑曲形的船头，并且从中间把柔软的船身绷直，而船尾的那三分之一船身就可以随着大海的运动而运动了。 我们每天都忍不住要夸奖这极富创意的设计，还有那帆缆的特殊功能。航海专家诺曼马上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准错不了，古埃及人设计这种帆缆，是为了让他们的纸莎草船在海水涨『潮』时伸缩自如。出航第三天，我就在日记里写下：“这种帆缆的设计是多年航海经验的成果，决不是在平静的尼罗河上产生的。” 不过，设计的另一个细节却花了我们很长时间才弄明白古埃及人如此造船的道理，并为此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这就是我们每天都十分欣赏的那个宽宽的翘得老高并向里弯曲的船尾尖，它到底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当然不会和大多数人一样，去相信它仅仅是为了让船更精美。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也像那些埃及学者一样，无法猜透它的实际用途。然而，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船尾尖并没有变直的趋势，而且形状完全没有改变。因此，我们那几位乍得来的朋友似乎说得不错，造船师的活做得很细致，因而不用在船尾系上缆绳与船身相连，船尾就可以保持向里弯曲的形状。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自己犯下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将船上的货物按照普通帆船那样，摆在了受风的一侧。可是又有谁能告诉我们，纸莎草船上最重的货物应该集中摆放在下风的一侧呢？谁都得同我们一样，在信风带里走一遭，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吸取这教训。如今我们受风的一侧船舷的舷边已经几乎和海平面齐平了，尤其是靠近船尾的部分。现在我们在那里洗漱时，用不着低头抬脚，而在船身其他地方当然是办不到的。最后，我们都在那里洗漱了，觉得特别方便。 到6月4日，『骚』动的大海开始平静下来。第二天早晨，我们一觉醒来，一切都变了样。天气晴朗，而且热了起来。在阳光下海面上只有长长的、一排排的波浪光。又有五头大鲸鱼拜访了我们，队伍颇为壮观，但是很快就离开了。或许之前拜访我们的也是它们。它们真是漂亮，而且以它们独特的方式对我们表示友好。此情此景让我突然想到，如果有一天，人类将鱼叉投向大海里最后一只鲸鱼这样的温血动物，那么大海里就只剩下潜水艇那冷冰冰的钢壳晃来晃去了，那该多可怕。 天气如此晴朗，又非常热，乔治忍不住脱掉衣服跳进海里，不过身上还是系着保险绳。他戴着潜水面罩，一头钻到船底下不见了。一会儿，他又浮上水面，快活得大叫一声，惹得尤利和圣地亚哥也各自系上保险绳，跟着跳进海去。我们其他人都在船上看着，等着轮到我们。只有阿布杜拉坐在舱门口，瞪着平静的大海，闷闷不乐地撅着嘴。他以为像这样没有一点风，我们就会滞留在这里，再也到不了美洲了。诺曼安慰地解释道，没有风还有大洋流呢。也许我们不能像前几天那样每天前进六十海里了，但怎么也能有三十海里啊。 很快，除了阿布杜拉，我们每个人都下海钻过“太阳”号的船肚子了。他待在船上，仍旧用帆布桶打水洗了身子，然后朝着麦加的方向跪下，开始长时间的祈祷。也许他是在祈求刮风吧。 经过这场咸水浴，我们的精神都为之一振，如同新生。最刺激的就是在水底下观望“太阳”号。我们觉得自己就像几条鲭鱼，在一条黄『色』巨鲸圆滚滚的肚子下面游动。太阳光从海底深处反『射』上来，好似探照灯，照亮了我们头顶的纸莎草捆。大海和万里无云的蓝天连在一起，到处都是湛蓝湛蓝的，只有我们头顶的黄『色』巨鲸在闪闪发光。船行得非常快，我们要不是朝着同一个方向拼命游，就会被保险绳拖着走。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斑马纹的鲭鱼排成楔形，就像我在“康提基”号船首的木头前面看到的那样，忠实地游在船首。我们的船又超过一根非洲大树的树桩，它在浪卷里沉重地打着滚。一条胖头胖脑的剌鲳鱼从树桩下面钻了出来，使劲摇着尾巴想要游到“太阳”号这边来。它发现早有一两条身形比自己还小一些的同类，已经在巨大的桨片旁边上蹿下跳了。有时它们还朝我们蹿来，顽皮地在尤利的白皮肤上咬一口。 船底很多地方生出了许多小小的能伸长脖子的藤壶?，这是一种附在岩石或船底的甲壳动物。它们还从蓝黑『色』的甲壳上探出橘『色』的呼吸器，如同柔软的鸵鸟『毛』一样摆动着。但我们没有见到海草，也没其他海生植物。这纸莎草船当初在撒哈拉沙漠的时候，看上去是灰黄『色』的，干巴巴的，如今在水下膨胀起来，变得又滑又亮，呈金黄『色』。用手按一下结成船身的纸莎草，再也不发脆易断了，而是变得像汽车轮胎那样坚韧。而且，连一根纸莎草都没有脱落，或是折断。这纸莎草船已经在水里泡了三个星期了。它非但没有在两个星期里被分解溶化，反而变得比任何时候都结实。纸莎草的浮力也丝毫没有减小的迹象。船身向受风的一边倾侧，是因为吃水线以上的纸莎草吸进海水的缘故，海水也成了船上的载重，虽然这货物没用，却无端地让船身变沉了许多。 看着这些，我们不禁大喜。我们爬上船去，不一会儿，就看见有鸡『毛』在船后的尾波上漂浮着，原来卡洛又要犒劳我们了。 经过这番水下的观察，我们的胆子大了起来，决定把另一根修好的舵桨也放下海去。现在的海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平静。可是这根舵桨又长又沉，因为我们给它接上了两根杆。我们准备从船的右舷把舵桨推下海，可是，还没来得及搬它绕过所有的桅索，从舱顶移到右舷去，天『色』就已经黑了。海浪看上去很平缓，但是起伏也不小，浪头仍然很高，若是我们把桨放出去，不等我们把桨片放到凹槽里固定好，桨片就会扑腾个不停，搞不好还是会出问题。有了上次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决定等天亮了再放桨。于是，我们把桨绑了个结结实实。桨片绑在甲板上，长长的杆就悬在空中，伸向右舷一侧的船尾。 第二天早晨，天气依然很好。我从坛子上爬到船尾，想好好洗个澡。早晨值班的尤利正坐在那里，乐呵呵地洗着自己的内衣。不过他是直接在甲板上洗的，而且没有用帆布斗。原来，每次海浪越过船尾，都有些浪花落在右舷船尾最低洼的地方，因为舵桨放在那里把船身压得更低了。浪花不时打过来，恰好在船尾形成了一个小水池。 “这快艇变得越来越实用了，”尤利高兴地说，“现在我们又有了个盥洗盆，还有‘自来’水呢。” 我们赶紧把沉重的舵桨放下海去，这样一来，就可以让大海承受它的大部分重量了。可是，船尾的水池仍没有消失，还不时有浪花落下来补水。如果这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盥洗盆的话，大家都很欢迎。我们看了看船尾尖，它仍向里弯曲着，完全没有伸直的趋势。为了安全起见，乔治游到“太阳”号底下一看，才头一回发现，船舱以后的船身已经开始下垂。不过纸莎草捆仍然很完整，也很结实，用手一挤，还会冒出许多气泡。纸莎草船的浮力并没有改变。只是，我们放在船尾的东西太沉了。 我们动手把所有的货物都从船尾搬走，船舱后面只剩下那根沉重的横梁，它承受着那两根舵桨和船桥自身的重量。船桥是用柱子撑起来的，下面存放救生筏的柳条箱。 浪花还是会从右舷泼到船上来。我们又水上水下仔细检查了一遍。显然，“太阳”号仍然完全保持原形，从船头到船尾都未改变，船尾最后一对桅索也是如此，它们被系在桅顶，下面好好地固定在左右两侧船舷上。可是，从这里往船尾看，可以明显地看出，“太阳”号后半截船身自此开始有些下垂了。 我们又开始沉思这是怎么回事。开始下垂的是可以自由上下活动的船尾部分，而由桅索与桅杆相连支撑起来的其他部分都完好如初。船头还像以前那样高高翘着。我们这只金『色』天鹅，依旧高傲地伸长了脖子，只是尾巴开始耷拉下来了。如果桅杆上再伸出一条桅索系着船尾，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可是，我们如果真用缆绳将船尾跟桅杆连在一起，恐怕一个浪头过来，桅杆就折断了。必须让船尾自由上下摆动，可也不能让它像现在这样老是下垂着。我们试着在船舱两侧固定两根缆绳，呈对角线，然后将船尾拽起来一些。我们想在船尾绑上一根粗缆绳，越过船桥护栏和舱顶，固定在前半截船身的一根柱子上。这是古埃及人加固木船的一种办法。在有关纸莎草船的壁画上可没有见过这种与船身平行的大缆。可是，尽管我们用力拽这些绳子，也没有把船身的后半截提起来。卡洛系了各种各样独创的结，拽着『潮』湿的绳索，比谁都卖力，最后两只手掌都肿了，就像泡过的通心粉似的。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每天，泼上船尾的海水越来越多。船尾尖仍旧向里优雅地弯曲着，没有任何要改变其形状的迹象，但船底却是慢慢地垂了下去。弯曲的船尾尖不但没有用，反倒给支撑着它的脆弱的后甲板增加了分量。风暴卷起的海浪一次次地冲击着高翘的船尾，吃水线以上也吸进了不少海水。而且船尾本来就又宽又厚，比舱顶还要高，浸了水后，现在至少有一吨重了。我们应该把它砍掉吗？这样做也许能让后半截船身再抬起来。可这就好比要把天鹅的尾巴切掉，我们怎么忍心对引以为豪的纸莎草船下这个毒手呢？ 可那些杰出的造船师，到底是用什么办法使船尾在空中高高翘起的呢？他们不但不用绳索将船尾吊起来，反而用一根缆绳将它向下拽到甲板上去。幸好那几位乍得造船师将那根缆绳免去了，我们至今也不感到遗憾。否则……我扔下正挖着的椰子，开始疯狂地拽船尾尖。哎呀，我真该死！我大声喊诺曼、圣地亚哥、尤利、卡洛，把大家都叫过来。我知道错在哪里了。我们都不知道这弯曲的船尾尖到底有什么用处。这也是我们付出惨痛的代价后才可能弄明白的，因为知道这船尾尖秘密的人早在坟墓里躺了几千年了。船尾这特殊的拱形结构并不是为了美观。大家都以为那根缆绳是用来拉紧船尾尖的，但它的作用并非如此。船尾巴竖着就像是一张弓，缆绳就像是弦，不是要把尾巴向下拉，而是要把后半截船身往上拉。那高高的竖琴一样的船尾拥有强劲的弹力，是用来支撑可以自由摆动的后半截船身的，而桅索用来支撑桅顶和船身的其余部分。为了保证这种纸莎草船能在公海的惊涛骇浪里航行而不至于被折断，古埃及的能工巧匠把它分成两截连在一起。前半截靠桅杆和平行的桅索来固定，后半截可以上下摆动，但又能自己恢复原位，就全靠这弹弓和弓弦了。 我们赶紧把弓弦上好，但已经太晚了。经过三个星期，船的后半截已经下垂不少，而且出现了一个结点，必须从上面用柳条箱或是其他什么东西才能把它吊起来了。事已至此，缆绳已经帮不了我们了。我们是自作自受，谁让我们和其他人一样，以为这种拱形的船尾是古代造船匠用来修饰船身的，而没有想到这正是他们天才的创造啊！ 尤利和诺曼站在船尾的水泡里，瞪着一点点下沉的金『色』尾巴。他们突然齐声唱了起来： “我们不要黄『色』潜水艇，黄『色』潜水艇，黄『色』潜水艇……” 我当然也不想要！我们七个人很快全都站到船尾，齐声唱起尤利唱的歌来。没人把它真当回事。实际上，船身其余部分也没有问题，漂在水上就像香槟酒的木塞似的。于是，尤利和诺曼就动手洗起裤衩来，一边还想着把“潜水艇”的歌词弄得更押韵一些。 我主要担心的问题倒不是怕这纸莎草船最终会随着船尾一起沉下去，而是如何维护我们七个人之间的关系。船舱只有八英尺半宽，十二英尺长，我们躺下就会一点余地都没有了。船甲板上又摆满了坛子和篮子，根本没有『插』足的地方。这就是说，我们一爬出睡袋，要不待在船舱左舷的避风处，要不就得爬上船桥，而那里的面积靠胳膊就能估『摸』出来了。不管白天晚上，大家都近在咫尺。我们就像长着七个脑袋的连体七胞胎似的成天黏在一起，每个人却都说着各自不同的语言。我们不仅有黑人也有白人，有的来自『共产』主义国家，有的来自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各自的文化水平和生活水准也相去甚远，甚至分别处于两极。我们中间有两个非洲人，我去其中一位的家乡拉密堡拜访他时，他坐在地上的草垫上，家中什么家具都没有，只有一盏煤油灯放在草垫中央。他的护照和飞机票就放在地板的角落里。另一位非洲人住在开罗，有一间豪宅，门口柱子中间还站着东方的仆人，鞠躬将我迎进去，屋子里摆满了法式家具、挂毯、传家的古董宝贝。有一位船员一字不识，却也有一位是大学教授。有人是积极的和平主义者，也有人是海军军官。阿布杜拉最专注于他的袖珍收音机，给我们讲以『色』列和埃及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消息，虽然他自己也听得不清楚。他的拉密堡『政府』支持以『色』列，反对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而且现在他们已经请求法国出动伞兵，镇压沙漠地区的阿拉伯人，我们曾在博尔见过他们。阿布杜拉是个狂热的伊斯兰教徒，当然支持阿拉伯人。诺曼是犹太人。乔治是埃及人。他们的同胞们此刻正在苏伊士运河两岸对『射』，而他们却紧挨着躺在同一个柳条舱里，在大西洋上漂着。阿布杜拉还同样热中于讲越南战争。他完全不能明白为什么尤利和诺曼同为白种人，代表的两个国家却互相仇视，同时又想维持和平，因此就帮助越南的黄种人自相残杀。他想要尤利和诺曼一起解释这件怪事。看来，船上有足够的火『药』引爆一场大战。我们的纸莎草船就好像满载着汽油，虽说是从心理角度而言的汽油，但是在狭窄的船舱里互相摩擦产生的热，也只有无尽的海浪能扑得灭。 任何一次远征，如果人们不得不近距离地相处好几个星期，那么，潜在的最大危险就是一种可称之为“远征热病”的精神状态。人们如果产生了这种心理状态，甚至最随和的人也会变得急躁易怒，大发雷霆，完全不可救『药』。因为，他对人的理解能力会退化，最后只看见同伴的过失，对同伴的好处则视而不见。因而，带队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随时警惕这种威胁。早在出航之前，我们这伙人就已经牢牢记住了这一点。 因此，出航第三天，我听到『性』格随和的卡洛突然用意大利语向乔治咆哮着，说他也许能当一个柔道冠军，但他实在又脏又『乱』，得有个保姆跟着才行，我也就一点也不惊奇了。乔治马上反唇相讥。不过，两人猛烈地吵了几句后，就各自闭嘴了，又只剩下纸莎草吱吱嘎嘎的声音了。第二天，这两人又吵了起来。最后，卡洛跑去拽紧一根桅索，而乔治生气地扔下他的钓鱼竿，示威似地上床睡觉去了。卡洛在船桥上告诉我，那位花花公子乔治实在让他心烦。卡洛十二岁的时候就开始工作了，要扛沉重的米袋。他没受过什么教育，全凭自己的双手取得成功。可是这开罗来的富家公子哥儿，就是被宠坏的『毛』小子，什么也不干，只会『乱』丢东西，还指望别人替他收拾。我答应跟乔治谈一下，并且，我和卡洛都一致同意：乔治还不大懂得在远航中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对他来说，这无非是一场新的游戏，一场耐力和体力的考验而已。不过，我也告诉卡洛，他也得理解乔治，他一直都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从小到大都已经习惯把东西随处『乱』丢，想都不会去想，因为他家的仆人或是他的妻子、母亲都会帮他收拾好的。卡洛在生活这所大学堂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可乔治没学过，我们得教给他。 不一会儿，乔治也到船桥上来找我。他闷闷不乐，因为自己回话时对卡洛粗鲁了，但是他说这么做是因为卡洛老干预他的私事。我向他解释说，这船上现在根本没有地方干“私事”，除非你在自己的箱子里干，谁也没有义务要替别人收拾东西，谁也都没有权利『乱』丢东西。我们船上人人平等，没有人要帮别人收拾，必须自己动手。乔治认真听着。 过了不久，乔治的钓具、录音机和脏衣服全都从甲板和舱顶拿走了。卡洛和乔治居然一起拽起了一根缆绳。 又一次争吵，是在船上一切就绪，我们开始轮值帮厨时发生的。卡洛自愿每天做饭，这种慷慨大方的姿态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和大家的欢迎。我们其余人则轮流做勤务，一天清洗一次厨房、瓦罐和平底锅。轮班的名单就用粉笔写在船桥的黑板上，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阿布杜拉不识字，他也没有意识到已有两人在他之前已经轮流过了。所以，圣地亚哥指着脏罐子和刷子给他看时，阿布杜拉头疼起来，一下倒在床上，发起牢『骚』来： “我明白了。你是白人，圣地亚哥，而我是黑人。所以你要我当佣人来伺候你们大家。” 圣地亚哥是个和平使徒，阿布杜拉的这句话比用尖刀刺他还要让他难过。他也愤怒了。 “阿布杜拉，你居然对我说这种话！”他愤怒地叫道，“而我却为了黑人的平等奋斗了六年。这次出航对我而言最大的意义就在于─” 阿布杜拉没听完就用睡袋蒙住了自己的头。当他再次探出头来时，恰好瞥见我拿着一堆脏罐子，摇摇晃晃走到船尾。他惊奇地睁大了眼睛。 “我只是和你调换一天。”我解释道。 第二天，就见阿布杜拉高兴地站在船尾，哼唱节奏感很强的非洲歌曲，手里刷着平锅。 过了一天，又有一件事惊动了我们。乔治私底下来找我，想要此后一个人承担刷洗厨房的工作。这是一件乏味的工作，却还要轮换，而其他人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 这就是乔治，不错，正是乔治，以后就一直负责厨房的杂务，而“太阳”号上的厨房从此也干净到了极点，大家也不用为洗锅的事情费心了。 后来有一段时间，诺曼和卡洛对于尤利和乔治总有些对立情绪，觉得尤利和乔治非要别人下命令才知道干活，而他们自己从早到晚除了自己的职责还到处找活儿干。他们对阿布杜拉缺乏积极主动『性』倒还能理解，但这两位都受过高等教育，不应该光等着别人下命令啊。同时，尤利、乔治和阿布杜拉也对诺曼和卡洛感到恼火，觉得他们两人的军队作风太过火了，他们动不动就下命令，而不能像朋友那样平心静气地讲话。他们根本不懂得如何放松下来享受生命。而且，圣地亚哥很会躲躲闪闪，每当要搬重物时，他先是弯腰动手来搬，然后招呼其他人来帮忙，等别人一来，他就直起身来，笑眯眯地指挥着肌肉发达的乔治、尤利和阿布杜拉搬运。诺曼和卡洛因为我这个领队从来不把躺在睡袋里午睡的人叫起来帮忙，任由愿意主动干活的他们忙着，也觉得心里不平衡。而另外三个人觉得我应该管教一下那些老下命令的人，让他们说话的时候友好一些。这又不是军舰，也不是阿尔卑斯登山队：我们七个都是同伴，互相平等。 但是奇迹发生了。尽管有上述种种小摩擦，但是都没有发展成“远征热病”，大家都尽力去相互理解对方的行为，在这里，圣地亚哥的和平主义哲学让大家都获益匪浅。尤利和乔治不得不敬佩起诺曼和卡洛来，因为他们的积极努力改善了我们大家的生活条件。诺曼和卡洛也改变了对尤利和乔治的看法，因为他俩的任务最为艰巨，而且他们乐于助人，只要别人提出要求，或是别人有需求，他们一定会伸出援手。圣地亚哥是我们的外交家，也是我们的心理学家，帮尤利医生抚平了心灵的创伤。我们的医生尤利勤恳负责，而且从不言倦。大家都喜欢阿布杜拉的机智和好学，以及他对异国文化的快速适应能力。阿布杜拉也喜欢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他亲身体会到自己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尽管除他外我们都是白人。他会央求尤利用『药』让他也像其他人一样长胡子，却不明白梳洗整洁的尤利为何每天早晨都要坐在船尾刮胡子，而其他人都开始蓄起红须黑胡。既然脸上不能长胡子，阿布杜拉就开始留头发。他不再剃头了，以前他的头皮一直又黑又亮，犹如漆皮。后来，他长出一头密密的卷发，他把那枝木匠笔往头发里一『插』，就像是戴了个红发卡。 乔治有一些怪癖。他白天很容易入睡，可到了晚上，不抱着枕头听着音乐就睡不着。为此，他带了一个录音机和几盘心爱的流行音乐磁带。我们睡得离他远的人倒不会受那音乐的干扰，因为纸莎草船和缆绳的声音能盖过它，可是圣地亚哥就不得不同乔治一起吃尤利给的安眠『药』了。录音机日夜不停地播着乔治的流行音乐。可有一天，录音机不见了。半分钟前我还见到它在船桥上，在阿布杜拉的脚边。阿布杜拉背对着录音机，正在『操』舵。当时诺曼有半个身子吊在舷外，在绑一枝桨。我和卡洛、圣地亚哥忙着跑前跑后转移船尾的货物，尤利和乔治在船舱另一边忙活着。乐声突然停止了。过了一两分钟，尤利从船货上爬过来开录音机。录音机却不见了。乔治到处都搜了一遍，船尾，船头，褥子下面，船舱顶上，哪儿都没有，永远不见了。是谁干的？这位非洲柔道冠军怒气冲天，像只发怒的大猩猩。是谁？谁把他的录音机丢到海里去了？这下他的这次航行算是结束了，完蛋了：没有录音机他怎么睡得着啊！谁？是谁？谁干的？他的喊声震耳欲聋。没法睡觉了！小萨菲爬到桅顶，逃得远远的，她可不要因此挨骂。 可能是阿布杜拉把录音机踢下海去的，可是他也酷爱音乐，大概干不出来。诺曼够不着它，尤利一直在乔治旁边没离开，那只能是我们三个在船尾来回走动的其中一个了。只有卡洛还在若无其事地继续搬东西。一定是卡洛！我心里确定无疑了。他一定还对乔治怀恨在心，于是就干出这种事来。荒唐！这一点都不像卡洛。现在我们全都是坐在火『药』桶上，一触即发。 “乔治，”我说，“你现在做事已经井井有条了，可你怎么会把录音机放得离你那么远，让它掉到海里去呢？” “可能离舷边不远，”乔治说，“可它顶多会掉在船上，也不会掉到海里去啊。” 我内心同意这话，可我得救一救卡洛。 “如果它掉在右舷角落里，”我坚定地说，“有人在右舷走过时碰了它一下，它就可能掉进海去了。” 乔治又在最不可能的地方搜了一遍，然后一头钻进睡袋，立即睡得死死的。我们也不把他吵醒，他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直到卡洛欢快地吹起口哨，告诉大家开饭时间已到，他为大家准备了可口的早餐，是火腿煎蛋。饭菜如此好吃，谁还能同卡洛生气？后来再也没人提起过录音机。直到我们登陆上岸后，有一天圣地亚哥把手搁在乔治的肩膀上，他才平静地对乔治说： “乔治，那台录音机，我得赔你多少钱？” 我们都大吃一惊。乔治慢慢地转过身，转得慢极了，面对着满脸微笑的墨西哥小个子。 然后，他自己咧嘴说道： “什么录音机？” 这事才算结束了。 “你怎么敢冒这么大的风险？”我们后来问圣地亚哥。他坦言当初把收音机扔进海里时，自己也没有把握到底做得对不对，但是他深信：若让它继续一遍遍地播放下去，准有人要发疯，用它来砸它主人的头的。 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了。我们七个人天天挤在船舱里，好像参加一个不散的筵席。“太阳”号继续前行，可水天的景象从未变过，似乎一直都在循环。从6月4日到9日，海浪很高，但并不猛烈。微风拂面，弄得好些人昏昏欲睡。纸莎草船也不咆哮做声了，发出猫晒太阳时候的咕噜声。诺曼说他有些担心，因为我们正在缓慢地朝西南方向漂去，要是再不起风，我们就有可能被卷入那来自『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沿岸的涡流。我们已经进入穿越大西洋的航道，所以随时可以见到客轮和货轮，或近或远。6月6日夜间，有一艘远洋巨轮，灯火通明，直朝我们开来。它的船头正对着我们，船桥的官员们很可能看不见我们桅顶的小煤油灯。所以，我们赶忙用手电筒光示意。风力很小，单靠舵桨，恐怕很难躲开了。那艘巨轮轰隆隆地开过来，灯光眩目，就要靠上我们了，突然向左一拐，机轮也关闭了。船桥有人发出信号灯，生气地指责我们，可是信号灯闪得太快，我们刚看清一个“请”字，那艘巨轮就由于自身的推动力，从我们旁边几百英尺的地方悄悄地滑行开了。它的螺旋桨再次转动起来，于是这个钢铁巨物轰隆隆地朝着欧洲的方向开走了。 第二天，海风仍是有气无力。这片海面清澈的水面上漂得到处都是黑『色』的沥青块，似乎无穷无尽。三天后，我们醒来发现周围的海水已经污秽不堪，我们都不敢把牙刷放进水里了。阿布杜拉要进行洗礼，我们不得不额外给了他一份淡水。大西洋从蔚蓝变成了灰绿『色』，而且十分浑浊，整个洋面都被油块蒙住了，油块小的细如针尖，大的有三明治大小，中间还夹杂着塑料瓶。我们就像是到了肮脏的城市港口。我当年乘坐“康提基”号木筏在太平洋上漂流一百零一天，从没见过眼前的景象。我们都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的确在污染海洋，破坏自己赖以生存的水源，我们星球的过滤网。眼前的景象毫无疑问地说明了这对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威胁有多可怕。船主们、厂主们和官方人士，也许在普通海轮上见过海浪在身边飞驰而过，可他们不用像我们一样，几周以来都得用海水来刷牙洗脸。我们一定要向每个愿意聆听的人大声呼吁。东西两个阵营为了社会形式争论不休，却让我们共同的动脉─海洋成为满是油污废水的下水道，这对大家有什么好处？难道我们还停留在中世纪，以为海洋是无限的吗？ 奇怪的是，当你坐到纸莎草船上，在海浪上漂『荡』，看着大陆在身旁慢慢漂过，你就会感受到大海不是无限的。5月份还在非洲沿岸流动的海水几个星期以后就到了美洲沿岸，漂在水上的脏东西只要不沉下去，或是被海洋生物吃掉，就也一样会这样漂动。 6月10日那天，海风刮起来了。阿布杜拉宰了最后一只鸡，家禽笼里现在只剩下一只鸭子了。那笼子很沉，被扔到海里，慢慢地就会吸饱水，沉到海底。但谁也不忍心杀那只鸭。于是，我们把它放了，取名为“辛巴达”。这以后它就开始在甲板上『乱』晃了，这可惹恼了萨菲。鸭子脚上还系了一根绳，还有一只篮子供它住宿，俨然成了前甲板的主人，而萨菲却只能待在船舱里。要是它们俩哪个不小心闯进对方的领土，结果不是萨菲因为屁股被辛巴达啄了一下而吱吱直叫，就是萨菲得意洋洋地回到自己的地盘，手里捏着一根鸭『毛』。 夜间，海浪又开始堆叠，而且越来越汹涌。这时站在摇摇晃晃、吱嘎作响的船桥上，通常都会有神奇的经历。眼前只能看见被灯照亮的一小片船帆，桅顶的煤油灯有时就像是行踪不定的月亮，繁星也只是偶尔从云层中透出些许亮光来。有时你会感觉好像有条毒蛇在背上咬了一口，接着泛着白沫的浪头就直冲脑门而来，黑暗中根本看不清楚，只有浪尖的白沫依稀可辨，似乎悄无声息地就从天而降了。它冲到我们跟前，伸展开水做的肌肉，把我们举到半空中，再把我们摔回船桥，紧接着，下个巨浪又把我们盘旋着抛到更高的地方。尽管我们通常只使用其中一根舵桨，而把另一根舵桨固定好，可是，值夜班的劳动强度还是很大，就为了看住那两根舵桨，两个小时下来，我们都筋疲力尽，简直累得要死。 天『色』一亮，我们发现“太阳”号各个关节都比以前更加松动了。按照古埃及的造船方式，桅杆的两条腿只固定在船底凸起的木块的浅槽里，那木块看上去就像是一只鞋。木头底座上固定好短短的、自然弯曲的一部分树干，弯曲的一侧水平贴着木头底座，另一侧垂直固定在桅腿上。现在木头底座周围的绳索都已经很松了，弄不好桅杆就会从底座滑脱开来。高高的桅顶摇晃得更加厉害，幅度竟达到了两英尺，一会儿直冲舱壁而来，一会儿又离舱壁远远的。卡洛攀上三十英尺高的桅顶，不得不做出各种滑稽的动作，以免被桅杆甩下来。像竖琴弦般的缆绳从船舷两侧平行穿过桅顶，现在也开始松动了，有时松得简直耷拉下来了，根本无法支撑桅杆，可下一秒钟又突然绷得紧紧的，我们真怕桅杆会随之绷断，然后将纸莎草船撕成碎片，因为所有的帆索都系在一根绕船舷边缘一圈的粗粗的缆绳上。我们赶紧用很厚的木楔敲进桅座，然后把帆索一根根绷紧，这中间其实也有很大的风险，拉紧第一根帆索的时候，其他缆绳还很松，这根帆索很可能会被扯断。最后，我们总算制服了这根来回晃动的桅杆。 今天我们看到许多海洋生物。飞鱼宛如雨点一般在我们周围『乱』蹿。又有一条翻车鱼从我们旁边漂走了，它又大又圆，还是懒洋洋的。不知什么东西一口咬住了乔治固定好的鱼竿上的鱼钩，然后一直拼命想逃走。可乔治还没来得及收竿，另一条大鱼就过来把它吃掉了，所以，乔治最后只拽上来一个鱼头。“太阳”号开始以空前的高速破浪前行。当诺曼测定了我们中午所在的位置，并告之我们只是以中速前进时，我们都大失所望。我们正被一股侧流推着向南去。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太阳”号船尾的右舷又下沉了许多，承受舵桨的横梁已经开始不时浸入水中，成了减速器。船尾的积水已能没到脚踝，浪花不停冲刷船桥下面装着救生筏的柳条箱，柳条箱来回移动位置，摩擦着捆绑纸莎草的绳索。 第二天，大海还是怒涛连天，令人无法预测，而且还刮起了北风，风力越来越猛，让人再次感受到寒气袭人。尤利正在船尾调整扑打着水面的几根缆绳，突然瞥见一个蓝『色』的水泡生物，一下子钻进他手里。尤利想甩掉它。他从没见过这种被称为“葡萄牙军舰”的动物，心里根本没在意，可他的手却被这种大西洋中最小而又最毒的丝状体怪物缠住了。这种狡猾的水泡生物并不是单个生物，而是许多微生物的集合体，个个都处于非常复杂的共生状态，并且各自都具有专门的特征和功能。其中最大的生物形成了这个水泡，它使得整个群体漂浮在水面上。其余的微生物组成一条条长达好几码的丝状体，有的充当猎手，为群体觅食，有的负责繁殖，有的则是士兵，把带有腐蚀『性』的酸直接『射』进俘虏或是敌人体内。有些“葡萄牙军舰”长得很大，可以使人麻痹，甚至置人于死地。 一阵猛烈的灼痛，透过尤利的皮肤传至神经系统，使他右手的肌肉麻痹，并开始影响心脏。我们随行的大夫整整花了四个钟头，从油膏到镇静『药』片、强心丸全都用上了，总算止住了痛，恢复了尤利右手的活动能力。 6月13日，冰冷的北风和东北风交替刮着，呼啸着钻过桅索和柳条舱的缝隙。大海汹涌，海浪渐高。我们出航以来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船身到处都在呻『吟』，巨浪一个压一个地打在船尾。有些浪头卷起好几吨海水泼在我们头上，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船尾被直冲而下的巨浪压得越来越低了，一点点沉进海里。我们什么办法也没有，只有等着海水再从船舷两侧涌出去，船尾的水泡已经有膝盖那么深了，那里曾经是颇受欢迎的洗漱的地方。阿布杜拉精神抖擞地向我们保证，船尾出的状况算不得什么，只要缆绳还捆着纸莎草，我们的船就不会沉。尽管被冻得发紫，他还哼着小曲，穿着油布雨衣，耳朵贴着收音机，在船上溜达来溜达去。他调到一家播送法语的阿拉伯电台，正在报道有关乍得革命的消息，那里的穆斯林人如今占了上风。 有一条蓝绿『色』的海豚，围着纸莎草船嬉戏了大半天。但是弄断乔治的钓线后，就再也不上钩了，也不让自己被鱼叉碰着了。卡洛本来打算用鱼干做饭，不料一条湿淋淋的鱼啪的一声打在他的后脖子上，还有好几条撞在舱壁上。总共有十一条飞鱼蹿上船来，全都变成了我们的盘中美餐。 6月14日至17日，大海一直沸腾着。一时间从两三个方向涌来滔天巨浪相互撞在一起，这是洋流和来自远方海岸的反向洋流相互作用的结果。乔治背痛复发，得有人扶着才能上床睡觉去。阿布杜拉病倒了，但他用十二瓣煮过的大蒜捣成蒜泥，吃下去马上就治好了。船桥有些摇摇欲坠了，大家赶紧用新的缆绳和绳索把它加固起来。尤利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就是把那只鸭子挪到船尾去，如今她在那个船上的池子里游得正欢呢。萨菲见了，不禁十分恼怒，甚至因此得了腹泻，像往常一样，她被带到了船舷的外缘。其实她近来一直都很干净。突然间，一群约六英尺长的金枪鱼跃出水面，把萨菲吓得歇斯底里大发作，她躲到一只篮子里，谁也无法哄她出来。后来还是乔治在黄昏后把她放回了船舱里那只卡片箱做的老窝。 巨浪又开始疯狂地跳起舞来，“太阳”号也随之疯狂地扭动，桅杆又似要从底座蹦出来了。船身发出一种低哑的声音，这是我们过去从未听到过的。当那几十万根纸莎草在水里扭曲时，声音竟像狂风怒号一般。船甲板、舱壁、舱顶扭动着发出的声音，也有些异样。我们身下的箱子都被挤得变形了，盖子也打不开了，我们无论躺、坐，或是站在什么东西上，都会随着船身一起扭动。桅索绷紧到了极点，但在如此狂暴的波涛中，我们不敢轻举妄动，不敢去松它，也不敢去弄紧它。天气很冷，但为了安全起见，乔治、尤利和诺曼还是跳下水去查看纸莎草船的底部有无异样。他们爬上船来，牙齿冻得格格直响，向大家报告说：船底一切如常，只是下沉的船尾起着显著的减速作用，必须想点办法了。 这时，右舷的舵桨从横梁上松脱下来，发了疯似的跳上跳下，想要脱离船桥。我们在水里搏斗了一番，才把它抓住，并用最粗的绳索把它捆回原处。这里到处都是鱼，乔治还趁『乱』用鱼叉逮住一只海豚。现在海水拼命浇灌着船尾，我们必须做点什么了，否则船尾不时被海浪冲击，还能支撑多久呢？要是木船，早就断成两截了。 我们一定得堵住船尾的水。我们集齐所有剩余的纸莎草，圣地亚哥和卡洛帮助阿布杜拉在船尾齐大腿深的海水中站稳，好让他把纸莎草成捆地绑上去，形成一道堤坝来挡住海水。有些巨浪打来，海水都没到他们的胸部了。阿布杜拉有好几次被海浪冲出舷外，又被保险绳拉了回来，每一次，他爬上船，都只是付之一笑。毕竟，他还系着那有魔力的带子呢。用纸莎草捆筑好堤坝后，他就向真主阿拉衷心致谢。 可是，我担心的事情果真发生了。纸莎草捆筑得越高，船尾存的水反而越多。因为底下的纸莎草捆胀得滴水不漏，又没有出口，水池里的水越来越多，把船尾压得更深了。我们只好把阿布杜拉筑起的堤坝又拆掉。可是原来的船舷如今泡在水里，下陷得更深了，所以好多吨海水又涌了进来，存放救生筏的木箱也浮了起来，在船桥的柱子中间漂着。我们只好赶紧把纸莎草捆重新又筑上，甚至把两条紧急备用的小草船也拆开，用来增高阿布杜拉修筑的纸莎草堤坝。我们本来有好几个纸莎草救生圈，也是按照埃及古墓壁画中的形状做好的，如今也拆开用上了。最后，我们手里连一根纸莎草也没有剩下，但船舷高出了许多，船上积水也深多了。现在整个后甲板都泡上了水，不过越过船舷泼进的水也少得多了。船的中部和前部仍旧高高地浮在水面，船面上仍然是干燥的。 6月17日，暴风达到了顶峰，风向转为正西，浪头虽大，不像之前那样狂『乱』了。船上到处都是飞鱼，甚至有条小的掉进了咖啡壶。我们一定是回到加那利主流中来了。头顶的密云暂时『露』出了一条缝隙，诺曼抓住机会观测了一下，发现我们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航行了八十海里，即一百四十八公里。尽管宽阔的船尾像龙虾尾巴一样垂着，大大减慢了我们的速度，但是这段航程的距离不算短，即使在世界地图上也看得出来了。 风暴最猛烈的时候，我们距离非洲西海岸约五百海里，直奔达喀尔以西的佛得角群岛驶去。当时的北风和洋流都推着我们朝这些群岛奔去，它们随时都可能出现在我们眼前。这让我们非常不安，因为我们与狂风抗争，对付已经变成潜水艇的棘手的船尾，就已经忙活不过来了。一天晚上，大家正在为此发愁的时候，诺曼拿出美国航行指南，借着煤油灯的光线，把有关我们所在区域的段落大声朗读给我们听。煤油灯在舱顶晃来晃去，我们的影子就像是在跳舞，歪歪扭扭却弹『性』十足，正好合上“太阳”号奏出的震耳欲聋的古怪的交响乐。 我们了解到，在山峦起伏的佛得角群岛周围，可能密布着云幕和雾气。虽然岛上最高的山峰，海拔高达九千英尺，但很可能首先看到撞击在岩石上的浪花，然后才会看见陆地。另外，岛屿附近有强劲的水流，十分险恶，在此失事遇难的船只不计其数。群岛附近的巨浪，在满月和新月时尤其活跃。“因此，在这些岛屿附近航行时，务必格外小心。”诺曼最后念道。而现在恰逢新月。 “伙计们，你们都听到他说的了吧？要小心啊！”尤利挖苦地说了一句，就把睡袋往上一提，皮帽往下一拽，把自己的脸都蒙上了。 我们并没有什么可作为的。现在正值新月。夜空黑漆漆的，白天则灰蒙蒙的。四天以来，这些岛屿一直横在我们漂流路线的正前方，那么它们现在也一定在前方不远处。如果遇上一股强劲的逆流，我们当晚或是第二天一早就会看见这些岛屿。密云低垂，开始下起雨来。无论六分仪还是“鼻测计”都无法告知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6月18日是戏剧『性』的一天。佛得角群岛躲在雨云浓雾中，一定就在正前方不远处，或是船头左舷这侧。就在两个星期以前，我们紧贴着加那利群岛掠了过去，当时视线被云幕挡住，没有看到那些岛屿。可是，今天的问题不仅是船头正对着的藏在云后的岛屿，还有更为严峻的问题等着我们呢。我们互相忍让，已经在纸莎草船上共同度过了二十五天，纸莎草船也在海水里泡了至少一个月了。虽然困难重重，“太阳”号也已经沿着非洲西北海岸安全航行了将近一千英里了。现在横渡大西洋，从一个大陆到达另一个大陆的旅行就要开始了。古埃及若从尼罗河口出发，航行一千英里的话，就能抵达俄罗斯的顿河，或者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纸莎草船的航程可以远远超出地中海的范围。 但是那该死的船尾！要是古埃及人写下了说明，我们就可以提前了解纸莎草船的航行原理，那么我们穿越大西洋的时候就不会有后顾之忧了，还会非常期待呢。现在海浪不再从船底滑过，也不把我们托起来，却爬上了船尾，把我们往下压。昨天晚上，一个巨浪打在舱壁上，我的脸上顿时像被浇了一桶冷水，立即把我惊醒了。咸水还直往我的睡袋里灌。 “我们的麻烦来了。”我对大家说。 这时，圣地亚哥点燃了“火『药』桶”。 “我们把救生筏割开吧。”他突然说道。 “当然可以，”我说，“我们已经把两条纸莎草救生船都给拆了，现在干脆把橡皮救生筏也割开算啦。” “我说话是当真的，”圣地亚哥说，“我们必须把船尾抬起来。我们已经没有纸莎草了，但是救生筏是用泡沫橡胶做的。我们可以把它切成一条一条，就拿它来代替纸莎草。” “他疯了。”有好几国语言同时嘟哝道。 “你带来的救生筏只能坐下六个人，而我们有七个人，”他向我发难，“你明摆着是决不会跨上救生筏的。” “比它大一号的救生艇太大了，能坐下十二人，”我解释道，“不过这倒是真的，即使你们六人决定坐上救生筏，我还是会待在这艘纸莎草船上的。” “我也呆这儿不走，”阿布杜拉说，“就割开它吧。那个木箱都快把捆纸莎草的绳子磨断了。” “不行，”我说，“橡皮筏可以给大家一点安全感。我们这次航行只不过是一次科学实验。如果没有橡皮筏，万一有人想离开纸莎草船，就没有办法了。” “算了吧，锯子在哪儿呢？用不上的东西留着干吗？”圣地亚哥挑衅地坚持道。 其他人都有些愤慨，但还是都到了船尾，至少可以看一眼阿布杜拉想要扔掉的大木箱吧。 船舱后面已经看不见船身了。孤零零地翘出水面的就只有那钩曲的船尾尖，它同船身其余部分，已被海水隔开。海浪从一侧冲进来，又从另一侧流了出去。存放着救生筏的大木箱在船桥的柱子之间晃来晃去，溅起了不少绿『色』的海水。 阿布杜拉举起放在一旁的斧子，可是尤利愤怒地提出了抗议：这简直是疯了！好好想想自己的亲人吧。诺曼也同意尤利的看法：如果没有救生筏，我们的亲人一定会感到绝望的。乔治从阿布杜拉手中夺走了斧子。卡洛开始犹豫不决起来。他想要我做个决定。我们出航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出现重大分歧。这是个生命攸关的问题，双方的意见互相对立，都很尖锐，而且寸步不让，弄得越来越僵。 我们都来到船头，各自坐在羊皮囊、麻袋和坛子上。卡洛给我们端来了腌肉、洋葱鸡蛋饼和摩洛哥的“塞洛”。可是，这正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我们脚下的纸莎草十分干燥，像一张纸一样，随着海浪也高低起伏着。底下浸湿的纸莎草仍然很结实。两根舵桨固定得牢牢的，船尾像龙虾尾巴一样耷拉着，减缓了纸莎草船的速度，这样一来，“太阳”号自己又可以把好舵了，开始顺风疾驰起来。可是尤利、诺曼和乔治阴沉着脸，就像四面八方涌来的铁青的雷雨云。他们用手指捏碎杏仁，决心捍卫自己的立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有了脓泡，就要挑开。 “各种情况都可能出现，”我尽量使我的话音显得轻松愉快，“我们都来想想，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得上救生筏。我最怕有人失足落水。” “我最怕被别的船撞上，”诺曼『插』嘴道，“其次是怕我们船上失火。” “船头现在是浮着的，没问题，可船尾不是，”尤利说，“谁也不知道再过一个月，这些纸莎草是否还有浮力。” “确实是这样的，”我说，“从理论上来说，还有人怀疑纸莎草泡在海里最终将逐渐腐烂分解。” “我怕的是遇上飓风。”乔治平静地说道，他可是向来都天不怕地不怕的。 除了这六条理由可以支持继续保留救生筏外，再也想不出更多的理由了。但是这六条理由已经足够了。于是大家同意讨论一下，万一出现这些意外，我们每个人应该怎么办。我们掰着手指数起来。 第一种可能『性』：有人落水。这一条大家都不怕，因为我们都像登山运动员一样，身上系着保险绳。我们还有一条救生带，用一条长绳拖在船后。万一有人夜间在坛子上没站稳，跌入海中，放下救生筏也救不了他的命。一来，救生筏是到紧急状况时才启用的，要放下来就要砍掉整座船桥。二来，救生筏的船底很深，船身呈长方形，甲板上下两侧都有一个可充气的袋子，无论哪面朝上都可以。因此，救生筏开不快，即使我们放下船帆，救生筏也赶不上“太阳”号。既然如此，万一有人落水，救生筏也无济于事。这一点大家都没有异议。 第二种可能『性』：撞船。大家都认为，如果“太阳”号被截成两段，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放下救生筏，而且即使它已经漂在海面上，大家还是宁愿爬回“太阳”号的残骸，因为它比救生筏大得多。 第三种可能『性』：失火。在撒哈拉沙漠时，“太阳”号也许会像薄纸一样容易烧起来。可是在这儿要想放火也不容易。不管怎样，我们都还有一个灭火器啊。要抽烟，只能在下风的一侧抽，这样一来火星最多是掉到海里去。而受风的一侧已经被水浸透了，不管其他地方有没有着火，这一侧反正是会漂着的。即使着火，也不会有人喜欢到小小的救生筏上去的，都会宁愿待在这一片不会失火的地方。 第四种可能『性』：沉船。一个月以来的航行经验告诉我们，即使纸莎草船吸足了水往下沉，我们也完全有充分的时间发出求救信号。就算爬上了救生筏我们也还是要发求救信号才能得救的，而救生筏还会非常拥挤。那么我们宁愿待在相对开阔些的船舱等待救援，也不会愿意跑到救生筏上去互相挤着等待救援。 第五种可能『性』：纸莎草船腐烂分解。我们早就亲眼见过，亲手查过，足以证明那些纸莎草专家的推断完全错了。他们的实验一定是在不流动的海水里做的。我们全都认为纸草和捆扎的缆绳比原先还要结实，所以一致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 第六种可能『性』：飓风。我们驶近西印度群岛的时候，随时都可能遇上飓风。飓风可能会卷走桅杆、船桨和船桥，甚至是下沉的船尾，可我们的“太阳”号已经经历了这么多次暴风雨，仍完好无损，所以我们坚信结实的柳条舱会紧紧地和船身连在一起，那样一来，这个草筏要比狭小的橡皮筏大，而且还有食物和水。万一遇上飓风，谁也不会转移到救生筏上去。 问题还没有讨论完毕，大家就情绪高涨了。无论遇到什么险情，谁都不会选择救生筏而舍弃“太阳”号。尤利显然松了口气。他一边笑着，一边惊奇地摇着脑袋。卡洛大笑起来。诺曼深吸了一口气，第一个站起身来。 “好！我们拿锯子去！” 大家都想往船尾去，可是巨浪不停地往船尾灌海水，三个人已经使船尾不堪重负了。我和诺曼、阿布杜拉涉水过去。我们用斧子、刀子和锯子打开那只沉重的大木箱，把木板和里面的塑料包装扔进海里。“太阳”号上可没有地方来放这些东西了。绿『色』的泡沫橡皮艇就『露』了出来。再看箱子底下，阿布杜拉吃了一惊，原来，有几根捆扎纸莎草的绳索已经被箱子磨断了。绳索断开的地方支棱着，犹如骨头爪子一样难看。幸亏纸莎草已经胀得满满的，所以绳索才没有脱落，否则船尾早就整个脱开了。阿布杜拉赶紧抓住断了的绳子，用多余的绳子把它们都系好。我们站在齐膝的浪花中，阿布杜拉由于一连几天泡在海里，腿上都脱皮了。这时，我感觉到有一道滔天巨浪朝“太阳”号扑过来，把我们都举得高高的，然后突然把我们的身子翻了一下。我跌跌撞撞刚想恢复平衡，就听见好几吨海水落下时咆哮的声音，还参杂着木材断裂的巨响，震耳欲聋。海浪一下涌上我的后腰，木头和绳子都向大海屈服了，慢慢塌了下来。我被涌进来的海水冲到左舷，我弯腰抓住一根缆绳，以免被冲下海去，这时，一根沉重的断木砸在了我的后背。我听见诺曼叫了一声：“当心，托尔！”我想刚才喀嚓一声巨响准是整座船桥都塌下来，向我们倒过来了。我脚底下摇摇晃晃的，被断木压在海水里，我只希望我们三个能被保险绳拖着跟在船后，船桥和船尾都被扯掉也管不了了，任凭它们在船后的尾波里漂浮。大水又退了下去，我发现自己跟原先一样，还站在齐膝深的水中，只是那根断木把我压弯了腰。 “是那根舵桨，刚才突然断了。”诺曼一面大声告诉我，一面把那根木头从我背上搬开。我抬头一看，木头断开的两头还在我们头顶晃悠着。那根厚厚的，靠备用桅杆加固的舵桨，如今已经断成两截。巨大的桨片还挂在缆绳上，活像鲸鱼尾巴在生气地『乱』甩，诺曼和卡洛、圣地亚哥一起把它拽上船来。阿布杜拉一个人对付着救生筏，现在它正在船面上漂来漂去。我就去拽一个二百磅重的咸肉桶，它刚才突然从船桥的桥桩上松脱出来，若让它在水里面横冲直撞，搞不好就要出事的。 那天夜里，我爬出来接阿布杜拉的班时，他告诉我现在浪头虽大，但很温和。“太阳”号平稳而有节奏地航行着。左舷尾的舵桨断了，我们暂时绑上两个小桨来代替。打开手电一照，可以见到鱿鱼，它好像是在水族馆里的玻璃后面游动，因为我们周围的水幕就像是墙一样。满天密云，但有时也『露』出繁星点点的星空，这时就可以看见那古埃及式的船帆，但海天交界处一直隐没在黑暗之中。有时那里闪烁了一下，以为是星星，结果却是磷光闪闪的浮游生物，只是因为浪尖把它们都抬到了与我们的视线一样高的位置。 第二天，我们开始用锯子把那完好无损的救生筏割开，这想来是有些古怪的。我和诺曼对视了一下，我犹豫了一会，就拿起锯子，锯开了绿帆布面，锯进了里面的泡沫橡胶。于是大家一起动手，把我们离开纸莎草船的惟一工具给肢解了，而我们还站在船上齐膝深的水里面。 “别人肯定以为我们疯了，没有人会明白的。”尤利苦笑着说。 但是这是大家一致通过的，而且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救生筏已被锯成窄条，大小形状同纸莎草差不多，然后放进齐膝深的水里，绑在我们脚底下的纸莎草上面。奇迹果真出现了，船尾开始往上升了，我们掌舵的效果因此大有改善。而且海浪又开始在船身下面滚过，而不再往我们的游泳池里灌水了。我们为此还恰如其分地庆祝了一番。可是，海水慢慢又漫了过来，那锯开的泡沫橡皮被一点一点地拔掉了，直到只剩下原来的纸莎草。也许是海神在提醒我们：“不要弄虚作假。法老时代的人可没有泡沫橡皮。”所以我们高兴了没多久。不过，解除了存着救生筏的大木箱，后甲板的重负可是减轻了不少。 6月19日，海浪大作，再加上从岸边峭壁上折返回来的逆浪，海面呈现出一种不可言状的『骚』『乱』状态。“太阳”号的甲板好像毯子一样在海里随波起伏，有些地方的干纸莎草都凸起来，呈波纹状。桅杆和船舱中间本来可容两个人并肩通过，现在一个人经过都要仔细看看。船舱和船桥之间的夹缝，就像一只胡桃夹子一样，会一开一合。要是坐在舱内的木箱上，不小心就会被夹住屁股。有一个坛子撞碎了，这还是第一次发生，里面的果仁都洒了出来，萨菲见了十分欢喜。我们还发现另一个坛子被磨穿了一个小洞，里面装的淡水全部流光了。右舷的舵桨加固后又放入水中，我们周围的海水还是涌动着，不久我们又听到喀嚓一声，桨片也在船后漂着了。这时，船帆突然转了一圈，带了一下正从羊皮囊取水的卡洛和圣地亚哥，他们就往舷边滚去，若不是系了保险绳，早就坠海毙命了。一条大飞鱼飞上船来，在船尾的池子里快活地游了一会，阿布杜拉一心想抓住它，可惜没抓到。 在同绳索、船帆和断桨搏斗的时候，我的手被扎了一下，到了夜间接圣地亚哥班的时候，伤口痛得更厉害了。圣地亚哥默默地指给我看，左舷方向有一点亮光。我们紧紧抓住护栏，两腿使劲，以免在眺望时翻身落水。是佛得角吗？不是，是一艘船。它径直朝我们开来，还打着信号。可是信号灯闪得太快，我们根本来不及弄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但是它是在问我们发生了什么问题。 “‘太阳’号平安无事，‘太阳’号平安无事。”我们用摩尔斯电码回复他们。那艘船已经离我们很近了，我们猜它是佛得角开来的一艘巡逻船。他们的轮机轰隆隆地发出巨响，而我们的纸莎草船却悄无声息地随波漂流。 “‘太阳号’一路顺风。”它最后慢慢打出了这样的信号。它打出的是法语。接着就拨过船头，随之，船上那令人欣慰的灯光也慢慢消失在黑暗中了。 “一路顺风。”圣地亚哥转身去睡觉的时候，我对他重复了一遍。 两小时后，我已经吹起口哨，想透过舱壁来叫醒尤利。他应该来接我的班了，但不能吵醒其他人。这时，我突然觉得像是海神一把抓住桨片，将它提出了海面。反正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将舵桨从我手中夺走，整个纸莎草船都扭动起来，在一片黑暗中又升起白生生的狂涛，没过了我的大腿。船桥抖动起来，又听到喀嚓一声巨响，这回是那船桥要倒塌了吗？不是的，原来是另一根舵桨又断了。现在我们掌舵的家伙都没了。我不得不对着船舱喊了一声，把大家全都叫了起来。船帆翻动起来，海水沸腾起来。缆绳和木材发出的声音，比我下令的声音更响。天开始下雨了。我们把两只海锚都抛下水，这才转危为安。 “他们还祝我们一路顺风呢。”圣地亚哥瞅着夜空说道。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孤寂。远远望去，看不见一点灯光，不管是陆地的还是海轮的。整个大西洋，就这样在我们面前展开着。 “尤利，这下夜班不错啊。你没什么事儿干了，因为已经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你『操』纵啦。” 第1卷 第十章 进入美洲海域 我们在“太阳”号上举行了一次宴会。蓝天和大海在一旁微笑。热带的炎炎烈日，灼热地晒着干燥的前半截船面；大西洋的海水静静地来回拍打着后半截船身。柳条舱内却十分凉爽。黄『色』的柳条舱壁上挂着一张蓝『色』的大西洋地图，是用细绳绑在墙上的。地图上用铅笔画了好多小圆圈，串成一条线。最后一个圆圈是新画上去的，这说明我们今天跨越了西经40度，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来到大西洋靠近美洲的一带了。几天来，巴西成了离我们最近的陆地，因为我们现在离南美洲更近一些，非洲反而离我们远了。但是，由于我们一直在朝正西方向行驶，我们恰好航行在离大西洋两岸最远的洋面上，所以西印度群岛将是离我们最近的登陆点。 这是值得庆祝的时刻。卡洛堪称我们的意大利厨师，而美食家乔治又帮他把我们坛子里最美味的东西挑了出来。先是一道拼盘，有摩洛哥橄榄、切片的腌肠和晒干的埃及鱼子，然后是每人一大盘煎蛋卷，外面是新鲜鸡蛋，里面的馅是朝鲜蓟心、洋葱、番茄、熏羊肉末和加了胡椒的羊『乳』酪，还有各种各样美味的调味品，从埃及的“卡蒙”到摩洛哥沙漠的草『药』和红胡椒。甜食有葡萄干、梅脯、杏仁，最棒的就是三倍分量的由阿伊恰夫人做的有蜂蜜香甜味的摩洛哥“赛洛”面包屑。 作为七个不同国家的代表，我们无一例外地忙着享用眼前法老时代的盛宴。这时候谁还会想念冰箱和易拉罐呢？我们的草船也十分配合，鼓满风帆，朝着正确的方向全速驶去，根本不用人上船桥看着。 我们的草船就像是一个浮动的“食品店”。圣地亚哥是我们的军需官，负责经营管理，而卡洛是惟一合法的顾客。只有萨菲从商店偷东西，常被我们抓住。她虽然看不懂圣地亚哥标的号码，但她有自己的一套本领，能够准确地找出装着坚果的那几个坛子，然后把坛盖打开。我们其余的人都知道，圣地亚哥在小记事本上这么记着：比如说，一号到六号坛子里是泡在石灰水里的新鲜鸡蛋；十五号到十七号坛子装满了浸在橄榄油里的熟番茄；在五十一号和五十二号坛子里，阿伊恰帮我们塞满了摩洛哥黄油，按照柏柏尔人的习惯，在加热后再放上一些盐；第七十号到一百六十号坛子装着从萨菲郊区小井取来的清泉水，我们也像沙漠里的人一样，在水中放了几小块树脂，然后装进羊皮囊，否则水会变质的。其他的坛子、篮子和麻袋里，装着蜂蜜、盐、豌豆、豆子、大米、各种谷物面粉、干菜、埃及土制红茶、椰子、卡鲁布豆子、果仁、大枣、杏仁、无花果、梅脯和葡萄干。我们篮子里的瓜果蔬菜，两三个星期下来就都吃完了。舱顶下的壁橱顶，挂着咸肉、熏肠、一串串洋葱、干鱼和几网兜埃及鱼子。几个柳条筐里装着古埃及、俄罗斯和挪威各『色』干面包。对了，我们此行是想要证实纸莎草船是否适于航海，而不是来试验我们能否靠正宗的埃及食物过活。另一方面，我们也想看看能否靠坛子和篮子装的食物度过整个航程，能否在钓不到鱼的时候，不用罐头和冷冻食品我们也能生存。 跨越了西经40度，乔治大受鼓舞，他顾不上古训，打开了“太阳”号上两瓶香槟酒中的一瓶。尤利也仍旧用他那手工彩绘的俄罗斯大木杯，喝他自制的生发酒。阿布杜拉不喝酒，他拍了拍肚皮，就爬过装东西的坛子，走到船尾的水池那里去净身，准备感谢真主。 他祷告完毕，回到他世俗的朋友中间，他要求大家告诉他地图上铅笔画的线是怎么回事，和他吃的那顿丰富的大餐又有什么关系。对阿布杜拉来说，地球是圆的，太阳不可能把地球上所有的地方都同时照亮，所以我们经常要校正钟表上的时间，这些他都能理解。卡洛有一块自动表，不用上发条，放在船上的箱子里走上五个星期也没问题，这一点他也能理解，因为“太阳”号一直在动，而且比陆地上的人走路要快多了。他不理解的是，我们每天都要在一张图上标出我们的航行线路，而且那张图上的大海被横线竖线画成一格一格的，而到目前为止，他都没见过这些线，所以，今天我们说跨越了40度的经度线，他就想不明白了。诺曼这样向他解释，人们在假想中把陆地和大海分成许多方格，每个方格标上号码，这样一来，人们凭着号码就能知道自己的位置了。 “啊哈，”阿布杜拉说，“陆地上的方格是静止不动的，但是海洋上的方格却会往西漂移，即使没风也一样。” “要想像那些横线和竖线是画在海底的。”诺曼打断了他的话。他接着解释说，我们是从萨菲出发的，那里是西经9度，今天我们越过了西经40度。与此同时，我们又向南航行了一段，从北纬32度一直到北纬15度，所以我们现在很靠近南方，就跟阿布杜拉当年在乍得住的地方差不多。 于是，阿布杜拉自己也能在地图上指出，非洲的最西点是达喀尔，在西经18度；巴西的最东点是累西腓，在西经36度。而我们现在处于西经40度的位置，就意味着我们已经驶过巴西的这一角，来到了美洲这一侧的大西洋，这的确值得庆祝啊。 宴会在舱外继续进行着。尤利爬上厨房的箱子盖上面，以俄罗斯人的方式跺脚，又蹦又跳，动作幅度非常大，连草船都有些吃不消了。他嘴里还唱着俄罗斯民歌，当他唱起《伏尔加船夫曲》的时候，大家都跟着唱了起来。这时，诺曼又跳上木箱，手里拿着口琴，指挥我们合唱《在下面的山谷里》和其他牧童歌曲。随后，意大利人唱起了雄壮的《高山进行曲》，墨西哥人唱起了琅琅上口的革命歌曲，挪威人唱的是欢快的出海号子，而埃及人一面跳着肚皮舞，一面嘴里还发出非洲特『色』的呜呜声。不过，还是乍得人得了冠军，因为阿布杜拉表演的时候十分投入，这个中非人站在箱子上，击鼓一样敲打着罐底，以一望无际的大海为背景，唱着节奏鲜明的丛林曲调，这是多么奇妙的对比！ 值班的人则仍然定时跳到船尾去查看一下罗盘。我们向正西航行，海风恰好是从我们的背后吹来，每天平均速度仍有五十至六十海里。在经过非洲沿海的佛得角群岛之后的六天里，我们的日子都不好过，只能靠那两根补了又补的舵桨来控制下垂的船尾部分。到了这儿，海浪倒颇为合作了，我们就和四周的大海达成了暂时的协议。只要我们让海浪尾随着我们，还可以时不时地冲到舱壁上，大海就推着海浪和我们一起飞速地向西前进。卡洛和其他几个人，看着那高高翘起的船尾孤零零地伫立在船尾的海水中，心里都默默地难受。我们的草船曾经是高傲的金鸟，现在前头伸着天鹅的颈子，可后面却拖着癞蛤蟆的尾巴，我们看了，真觉得丢脸。不过，在今天这样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里，我们只得守在天鹅的颈部和身体旁，不去想后面的癞蛤蟆。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已经用卡洛的炊具组成了一支管弦乐队。“太阳”号的吱嘎声此时十分轻柔，我们就用自己的乐器声把它淹没了。卡洛已经够不到橱柜了，他就用俄罗斯干面包和蜂蜜把我们打发了。这面包吃起来比最精致的蛋糕还要好吃，不过它又黑又硬，跟煤块差不多。我吃了好几块，突然啪的一声，我惟一残存的齿冠牙就飞了出来。我坐在那儿用舌尖在牙床上的小窟窿里『舔』来『舔』去，觉得十分懊丧。 “糟糕的『共产』主义面包！”诺曼议论了一句，特地斜眼瞟了一下我们的俄国船医。 尤利弯腰拾起那颗牙齿，仔细看了看。 “糟糕的资本主义牙医！”他迂回地反击道。 我们笑声不停，唱着歌，演奏着音乐，宴会一直进行到太阳神从草船的眼皮底下落入大海。草船本身就是因太阳神而得名。这辉煌的天体似乎也在诱『惑』着我们向西去，一直向西。太阳向西的永恒运动，一定对真正的太阳崇拜者产生过巨大的诱『惑』。海天相接之处，落日余晖如王冠般熠熠生辉，世间哪有皇冠能与之匹敌！这热带的海洋像是要与北极光争辉：先是泛起耀眼的金光，然后变得血红，又依次变为橙『色』、青『色』和紫『色』，最后才变成黑『色』。这时，满天繁星才慢慢闪烁起来。 我们就躺在羊皮囊上，管它是满的还是空的，陷入沉思当中。船舱外一望无垠，我们的思绪也变得畅通无阻。这一天多么美好，我们现在都饱饱的，尝过了佳肴，也笑过了闹过了，现在只想看着天上的星星，任思绪四处游『荡』。 “尤利，你是个好人，”诺曼说，“像你这样的人，在俄罗斯还有几个？” “还有两个，”尤利说，“其余的人都还要更好。不过，你跟我们来了这里，你们国家还有没有像样的资本主义者了？” “承蒙夸奖，”诺曼说，“如果你觉得我还算像样，那么你对另一个阵营的人还是可以有所期待的。” 于是，大家平心静气地讨论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对人民的独裁和专政，要自由还是要吃饱的问题。还讨论了为什么普通老百姓遇上了就能和睦相处，而他们的代表人物却彼此仇恨。谈了东西方的嬉皮士运动，到底是青年一代还是他们的父辈掀起的；嬉皮士会逐渐销声匿迹，还是会随着文明的进步逐步壮大队伍；它是否能说明：我们和我们的父辈日以继夜创造出来并对之深信不疑的文明，却将不为我们的后代所接受；埃及人、苏美尔人、玛雅人和印加人都建造金字塔、制作木乃伊，并认为他们所做的是对的，并用弓箭和投石器来捍卫自己的信念。我们认为他们不了解生命的真谛，于是，我们发明了核导弹，登上了月球。我们用原子弹和反弹道导弹来捍卫我们的信念。如今，轮到我们的孩子们坐下来抗议了。他们在脖子上挂上印第安饰物，把头发留得长长的，坐在地上弹吉他。他们不再追求表面的东西、人自身以外的东西，而是回归到内心，这可比登日登月的路途还要遥远啊。 人们往往会在面对原始状态的世界时变得清醒起来。眼前的繁星，还有浮游生物，早在人类诞生以前，在人类数亿年的辛勤劳动之前，就已经在天空和大海里闪烁不停了。大家这样一起坐在“星光”里，都变得乐于容忍不同的观点，因为大家知道同舟共济、生死与共；可要是各自回到自己的祖国，隔着边界，看着本国的报纸，听着本国的电视评论，大家就会变得势不两立了。“太阳”号上从来没有因政见或宗教信仰不同而发生激烈的口角。每人都各持己见，估计各自都代表着最最极端的观点，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却也不少，而且很容易找到。这也许是因为我们七个都把彼此看成同类，而天天与我们相邻的海洋生物都用鳃呼吸，兴趣和爱好也与我们大不相同。再怎么说，人类总是相像的，尽管有的是鹰钩鼻，有的是扁平鼻。 一片漆黑之中，突然响起啪嗒声，一条大鱼拍打着甲板和舱壁。乔治兴高采烈地大声告诉我们：他叉着了一条两英尺长的海豚。借着钓鱼灯，我们看见一些鱿鱼，倒着身子同草船并驾齐驱地游着。它们把触角伸过头顶，吸饱水以后，再使劲向后面喷出来，推动身躯一下一下地前进。这也是它们逃生的方式。它们可比人类先学会这种伎俩。之前我们见过的抹香鲸，能潜到水下三千英尺的地方，那里的压力是大气压的一百倍，但它却不会一头撞上漆黑的海底，因为它体内有雷达，这也比人类的发明要早。 “尤利，你是无神论者，你相不相信这些闪烁的星座后面有着智能体系？人类没有上去过，这种秩序不是人为的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我只是不相信教堂里那套无聊的鬼东西罢了。” “不管怎样，达尔文也好，教堂也好，都认为太阳、月亮、鱼、鸟、猴子先被创造出来，等最终轮到人类的时候，一切都已就绪。事实上，我们现在只想弄清楚，我们人类自己的脑子、肠子以及整个宇宙是如何构成的，又是如何运转的。” 像现在这样完全放松地躺着凝望星空，与平静的大海友好共处，眼前的景象就和几千年前先辈在大海和荒漠里看到的一模一样，这种感觉多么美妙啊。现代的都市居民，被街灯弄得眼花缭『乱』，已经欣赏不到美丽的星空了。科学家们想把它再找回来。 我困了。于是，我们决定留下值班的人，其余都回去睡觉。以往的日子很艰难，还不知道将来会遇上什么事呢。再来一场暴风雨可不是好玩的。船尾已经不能保护我们了。我们在船舱的后壁和右舷一侧铺上了帆布，因为船尾的海水会朝头靠后壁睡觉的人的颈脖里灌。想到几天前的一幕幕，我的心情就万般复杂。 经过佛得角群岛外的当天夜里，我们的两根舵桨都被折断了，尤利和乔治临时想了个法子来控制草船，就是要两个人同时拽住船帆。归根结底，最紧要的就是将船尾保持在上风的位置，这样才能鼓满风帆，确保它不再来回拍打桅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与天气搏斗。那天晚上，我们四周海浪滔天，巨浪轰击着船舱的后壁，将海水打向船两侧。我们床头不停的巨响使我们根本无法入睡，即使睡着了，我们也得『摸』黑起床，同那面巨帆搏斗。海浪不停地浇过来，风帆又在猛烈地舞动。我们像玩偶一样任暴风雨摆布，一会儿头朝前冲过坛坛罐罐，一会儿又从舱壁和缆绳那里被摔到舷边。我们的脸上、背上满是咸水。刚回到睡袋里，又得跑出来。甲板上的十四条飞鱼成了我们的早餐。乔治连续抓到七只海豚，真够疯狂的。一顿还吃不完，阿布杜拉就把它们放到船里面的水里养着，这样一来，什么时候吃都是新鲜的。后来有两条海豚在船尾的水池里不见了，一条在船桥下面游来游去，还有一条躲在横梁下面。若要赤手空拳地抓住它们，还有些费劲。这种鱼肌肉发达，又很滑，经常从我们手里挣脱。我们得用一只手抓住鱼尾，另一只手穿过两侧的鱼鳃，这才不会被它挣脱滚到舷外去。支撑船桥的横梁突然松脱了，喀嚓一声，整座船桥都塌了下来。缆绳，快拿缆绳！海水劈头盖脸浇了下来。干得不错，总算把它竖起来了。得意了吧，卡洛？他就像是在阿尔卑斯山。乔治，不要在这儿睡。我们把你扶到床上去。该死，我的胳膊怎么这么酸痛啊！我睡着了吗？没有吧。我们还在“太阳”号上吗？是啊，还能听见草船吱吱嘎嘎的声音呢。舱外繁星满天，我们现在离雾蒙蒙的陆地已经很远了。 要把我们驶过佛得角后几天里发生的事情，一件件回忆得清清楚楚，实在是很难。时间都交织在一起。不过，航海日志上记着，6月20日是目前为止最艰苦的一天。6月20日那天的日志写着，那晚是我们见过的最恐怖的夜晚，白天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即使没有船帆和舵桨，拖着海锚以减慢速度，我们还是朝美洲进发了三十一海里。这是出航以来的最低记录。6月22日：横梁没入水中的一端严重影响了我们航线的稳定『性』，我们不得不派乔治戴上潜水面罩跳下水去，将没入水中的部分锯掉。傍晚时分，我们三个人或全身或半身吊在舷外，有十几条黑白相间的斑点鲸冒出水面，在草船旁边嬉戏，它们靠我们很近，伸手就可以『摸』到。有几条小鲸鱼竟跃上纸莎草捆，姿势优美地打着滚，轻快得就像是肥皂泡，根本不像是有几百磅重的粗笨身子。乔治在舷外游着，我和阿布杜拉坐在没水的舷边上，海水有节奏地波动着，一直没到我们的胸部。我可是在鲸鱼的窝边碰到鲸鱼啊。它们也不干扰我们，我们也让它们在这共同的水域里静静地玩耍。当天，我们头一次发现，海水不单拍打着舱壁，而且已经浸入船舱，柳条地板和箱子都已经泡在水里。存放诺曼无线电的木箱底也已浸透。船舱愈来愈向右舷侧倾，有些人已经不得不掉过头来睡觉。 6月25日，天气状况有些异样。温差很大，时而寒冷，时而如身处热带般灼热。偶尔几阵热浪竟传来干沙的气息，正如在撒哈拉大沙漠闻到的一样。要不是能够确信自己所处的位置，还真会以为我们离沙漠不远哩。后来我才知道撒哈拉沙漠的沙子会定期落到中美洲去。那天夜里的海浪大极了，我们不得不把船上的东西都再往前半部分移了移。我们身下睡的箱子都泡在水里。“太阳”号依旧十分柔韧地在浪峰上起伏着，宛如神毯一般。 经过一番折腾，我们终于等到了晴朗宁静的天气，进入了平静的水域，迎来了清新的微风。信风从东北方向不断吹来，其他状况都和我们在这个纬度所预期的差不多。天气刚转好，我们就看见一条鲨鱼朝我们游来。这是我们出航以来见到的第一条鲨鱼，它突然紧贴着乔治的大腿掠了过去，吓得他赶紧把腿收了回来。它只是在水里滑行着，慢慢消失在“太阳”号的尾波里。 6月28日是我们在“太阳”号上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之一，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情。乔治坐在船舱门口，教阿布杜拉阿拉伯语的读写。其他几个人则在洗衣服、钓鱼、写日记。这时突然传来一声揪心的悲号─来自喜怒不形于『色』的诺曼！本来他在左侧船头附近，固定着那片断桨，上面拴着无线电发报机的地线铜板。现在他悬在舷边，好像一动都不能动，脸都变了样，自己已经爬不上船了。大家都做了最坏的打算，以为是鲨鱼。我们赶紧跑过去把他拽上来。还好，他四肢健全，但那罪魁祸首也跟着被拽上来了。原来，诺曼的下半身被一条很大的“葡萄牙军舰”的粉红『色』丝状体缠住了。诺曼已经昏『迷』不醒，我们赶紧把他拽进船舱，并注『射』了强心剂。 “最好用氨水，”尤利紧张地说，“可是我们没有啊。腐蚀『性』的酸已经侵入他的身体，而且开始蔓延了，只有氨水才能加以中和。不过，『尿』里有氨，你们都去把『尿』取来。这已经很严重了。”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尤利坐在诺曼身旁，用一块破布从椰子壳里蘸了『尿』，来按摩诺曼的身子。诺曼因为极度的疼痛而不断地抽搐着。慢慢地，他才不再躁动，睡着了。他的下半身和大腿布满了被蜇伤的红印，像是被人鞭打了一通。他醒来后，看看自己的腿，看着像往常一样漂着的白『色』的浪沫，像是喝醉了酒一样叫道：“看，‘葡萄牙军舰’，海面上全是啦。”他喝下一碗热热的干果汤，才算是平息下来。第二天，乔治不小心碰到了他的皮肤，还惹得他大为恼火。不过，傍晚时分，他俩就握手言和，坐下来一起唱牧童歌曲了。 6月30日，我们又一次遇到漂满沥青的洋面。我们和沥青都朝同一个方向漂去，但是我们张着大帆，所以我们走得快得多。一天下来，我们越过了数不清的黑『色』油块。一轮明月从船后升起，月光洒向黄『色』的船身和酒红『色』的船帆，真是个令人难忘的夜晚。东方地平线上的星星渐渐隐去。5月早就过去了，6月份也快过完了，就要进入7月份了。草船仍然载着我们和好几吨东西在海面漂浮着。 7月1日，西北方向的海平面上出现一艘船，竖着桅杆和钻井架，从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朝东南方向开去了。我们正在横穿美国和南非之间的航运线。我们都站到船桥、舱顶或是爬上桅杆的横档，看着它，直到它的桅顶消失在远方天际。它勾起了我们对20世纪的怀念。这样一来，我们又孤零零地只有与大海为伴了，比以前更孤寂。乔治还继续留在船桥上，忧郁地哼着小调。突然，他大喊一声： “他们回来了！” 的确如此。在那艘船消失的地方，又呈现出它的轮廓，而且径直朝我们驶来。他们一定是觉得我们的草船很稀奇，所以船长决定调转船头，开回来看个究竟。那船喷着蒸汽，直奔“太阳”号而来，船头写着这艘船的名字：非洲海神（纽约）。它拨转船头，和“太阳”号并行，甲板上挤满了人，向我们挥手致意。 “有什么需要效劳的吗？”诺曼朝他的同胞们大声叫道，喜悦溢于言表。 “谢谢，不用。也许我们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船桥上有人大喊道。 “水果！”我们“太阳”号的船员用各种语言齐声高喊道。 “太阳”号还在继续朝前驶去，差点就要一头撞上那艘船的铁壳，我们着急地大叫起来，还狂『乱』地做着手势，那艘船吓得赶紧启动螺旋桨躲开了。要想把东西传送到“太阳”号上来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的草船如今不受控制，完全恣意妄为。大“海神”围着小“太阳神”绕了一大圈，从我们前方穿过，向海里扔下一袋东西，袋子系着橘黄『色』的救生带。但是大船的螺旋桨卷起阵阵白浪，把它卷走了，我们根本够不到。乔杰为了抵御“葡萄牙军舰”的攻击，早就穿上了橡皮衣。这时，他在身上系了一根长绳，然后潜入水中。我们把他拽上船后，发现那袋东西实在太令人难忘了：三十九只橘子、三十七只苹果、三个柠檬、四只柚子，还有一卷湿漉漉的美国杂志。我们挥手致意，并大声道谢。我们马上在前甲板摆上五彩缤纷的盛宴，周围都是海水，我们却有新鲜水果和水果沙拉吃，核儿给萨菲，籽儿给辛巴达，皆大欢喜。 我们在大西洋的中部过了几天美妙的日子。阿布杜拉在舷边筑起的堤坝，卡洛在船舱四周和船尾结成的一道道绳索，仍在岌岌可危地支撑着这艘草船。但从轰隆隆的海船上看过来，我们大概还算体面。我们在这艘船上都深深体会到了它的牢固程度和载重能力，简直不可思议。这是纸船吗？也许是的，航行中只有木头的部分被折断了。由此可见，纸莎草绝对是顶级的造船材料。不管是人类学家还是纸莎草专家，这些理论家都低估了它在水中的牢固程度。如果认为埃及古代壁画所绘的纸莎草船是原始的、落后的，那就跟我们犯了同样的错误。木筏和埃及的纸莎草船只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底部漏水后仍能漂浮在水面上。“太阳”号和“康提基”号都没有船壳，因此都是筏。但是，两者相比，“太阳”号就好比是汽车，而“康提基”号只是马车。是马都能拉动马车，但是要想开动汽车，你得有人指导，还得有驾驶执照。这两样东西，我们都没有。我们坐上了高级埃及“汽车”，可我们未曾料到它不同于一般的筏，它的设计如此复杂，必须懂得那些独创的『操』纵装置及原理，才能控制自如。它是用一流的造船材料制成的，但正如汽车一样，如果没有人指导你弄清各个部件的用法和用途，你在试验它们的功能时，就往往会把重要的零部件弄坏。我们就是在成功与失败中，学习如何驾驭这艘草船的。 7月4日那天，乔治把我摇醒，我看出他神『色』很紧张。原来，他觉得他隐约见到天际有几处地方海浪在喷涌。太阳升起时，海天之间有几条黑带，颇为吓人。其实，它们不过是散落的阵雨。不一会儿，雨点儿也开始打在我们的甲板和舱顶上了。雷声把大家都唤醒了，这还是我们出航后第一次遇上打雷。大家都趁着黎明的微光，用雨水洗去头发里和身上的盐巴。我们的罐子里有的是淡水，也就用不着去接雨水了。阵雨零零落落，下了整整三天。海浪被雨水一浇，安静了下来，不过，我们的草船也被浇透了。淋了三天雨之后，它泡得湿湿的，显得异常沉重。信风也变得时大时小，时有时无，似乎是与那雨帘嬉戏。“太阳”号像是在“蹑足”偷偷前进，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不会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吧？ 现在我们有的是机会下水游泳，可以像鱼一样在水中观赏坚韧有力的纸莎草捆了。可是我们又遇上了密密麻麻的黑『色』沥青，它们和我们一样，也正漂往美洲。整整两天，我们都在它们中间航行，就好像一只苍蝇落到了油乎乎的『药』膏里一般。我们就在这片当年哥伦布经过的海域的中间，与那些黑『色』油块一起漂浮着。我们的手指碰到它们，马上就变黑了。有的油块上还黏着小贝壳。 几百只伸长脖子的藤壶和一只受了惊吓的小螃蟹都在“太阳”号的船肚上安了家。我们还不时可以看到一大群飞鱼游在草船前头。这些飞鱼都十分胆怯，不过，领头的小剌鲳则十分大胆，第一条是有斑纹的，第二条是有斑点的，竟敢在我们的身上咬一口，还把卡洛挂在舷外装干鱼的袋子咬破了好几个口子。 7月5日，埃及人乔治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彩虹。当天傍晚时分的日落也同样瑰丽。在我们的前方，仿佛有看不见的画笔，把足以画出一百条彩虹的颜料，都抹在了遥远天边的弧线上。诺曼坐在舱内，弯着腰，用尺子比画着柳条墙上挂着的地图。其余的人都躺在干草褥上，等着诺曼算出个结果。透过柳条舱壁的孔洞，我们看见绮丽的晚霞正在褪去，卡洛点起煤油灯，挂到桅杆的横档上去了。 “我们已经航行了两千一百五十海里，”诺曼最后说，“也就是说，我们的行程已经过半。从这儿到西印度群岛还有一千三百海里，比回萨菲的路程要近多了。” “是船尾拖了我们的后腿，不然我们的速度还要快呢，”尤利说，“昨天我们只航行了四十海里。” “是啊，船尾是让我们放慢了速度，但是最糟糕的是它还会让我们偏航，”诺曼说，“尽管我们一天都忙着用舵桨调整航线，今天一整天不是向北偏离主航线30度就是向南偏30度，误差达60度之多，我们肯定走了不少冤枉路。我刚才测量了直线距离，如果不是船尾捣『乱』，让我们走‘之’字形路线，恐怕我们现在已经靠岸了。” “换了那些深知纸莎草船底细的人，肯定已经一帆风顺地渡过大西洋了。”乔治说。 草船平静地发出吱嘎声，我们的床后面，传来一阵轻柔的拍打声，就像是有人在帘子后面坐在浴盆里洗澡。 “我本以为越到海洋中心，浪头就越大，可事实恰好相反，”圣地亚哥喃喃地说道，“人类学家常说，古代的水手只要紧贴着海岸航行，就可以周游世界了，其实，那里才是最危险的地方呢。” “沿海岸线及岛屿的周围，海浪和洋流因受到挤压，形成的旋涡和倒流变化多端，”我肯定他的说法，“事实上，越接近陆地，海浪就越容易变得狂暴。而在公海里，海面开阔，不易形成惊涛骇浪。暴风来临的时候，也是沿岸附近最危险的时候。” 圣地亚哥说：“人类学家和其他科学家一直为纸莎草船和木筏能否横渡大洋的问题争论不休，却从来没有得出过结论，这本身就是个错误。因为如果有人想通过实践来解答时，他们就会勃然大怒，认为这样的结论不够学术。” 这种情形，我和圣地亚哥已经司空见惯了。我是独立工作的，可以一笑置之，可是圣地亚哥却深受其苦，因为他是好不容易才被学校批准参加什么草船渡海的“非科学”活动的。要试验纸莎草的『性』能，在澡盆就足够了嘛。科学家应该在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里工作，而不应该到大西洋上去当野人。 但我们已经来到海面上，胡子一大把，鼻子晒脱了皮，却得出了与书本完全不同的结论，与那些将纸莎草放在盛水的容器里进行研究的所谓专家得出的结果也大不相同。如果将制筏的木材放在实验室里的水槽里，一两个星期后它就沉到水底了。但如果你学印第安人，砍伐新鲜的树木，不剥树皮，放到海里，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发生：你可以在筏木上待上一百零一天，一直漂到波利尼西亚。而纸莎草专家也是将一小段纸莎草秆放在水箱里，这水是死水，结果它不仅很快失去了浮力，而且还会冒泡，最终腐烂。最多维持两个星期，书上这样写道。而现在已经过了七个星期，同样的纸莎草还载着我们，载着好几吨货物呢。为什么呢？因为专家用的是松散的纸莎草，是在澡盆里做实验用的；而我们用的是一艘完整的草船，航行于大海。从埃及到秘鲁的造船师都从经验中得知：纸莎草是通过断开的横截面的气孔吸水的，而它的外皮是密不透水的。因为他们在造船的时候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就是把纸莎草断开的地方扎得紧紧的，尽量不渗水。纸莎草和草船完全是两码事，正如铁和铁船大有区别一样。 “只要绳子还捆着纸莎草，”阿布杜拉每天这样说，“我们就还能浮在水面上。如果绳子松了，纸莎草就会吸水。如果绳子断了，我们就会沉入大海。” 不到两个月，我们已经完全熟悉了自己的生活环境，甚至常常觉得我们也成了建造草船的那个时代的人，觉得他们也会像我们一样，在船上装满坛子、篮子、皮囊、绳索、腌制和风干的食物、果仁和蜂蜜。古时候和中世纪的水手，一定也曾有过同我们一样的心情。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没有什么稀奇的，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们觉得这些先辈似乎与我们血脉相连。他们和我们遇到同样的问题，享受同样的快乐，乘坐同样的金『色』草船，漂浮于海天之间。在草船上，我们都忘记了时间的存在；现在我们谁也不是科学家了，连自己都变成了科学实验中的数据，虽然这个实验就是由我们发起和进行的。慢慢地，时间概念越来越模糊，我们的祖先已来到我们面前，过去的几个世纪浓缩在一起，时间的原本面貌已不复存在。北欧海盗就在北大西洋的天际，哥伦布的船就跟在我们的后面。那些建造金字塔的人一下子成了乔治的祖父辈，至少他愈来愈为他的祖先而自豪，而原先他只把他们当做学校单调课程中的虚无飘渺的东西，与自己毫不相干。 “如果船尾还保得住，我很愿意继续坐这艘草船去游历一下巴拿马运河，或是横渡太平洋，”乔治开始做白日梦了，“如果我们这次实验不成功，我要再建一艘草船，重来一回。显而易见，我的祖先首先渡过了大西洋，至少是他们由西向东横渡大西洋的。” “这并不显而易见啊，”我和圣地亚哥同他争辩道，这让乔治措手不及，“显而易见的只是，他们要是尝试了，就很可能做到了。纸莎草船非常适于航海。但是会造纸莎草船的不单是埃及人，古时候地中海沿岸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大西洋沿海的摩洛哥，都使用这种草船。” “要是我们不想效仿埃及水手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模仿古埃及壁画上的东西呢？” “因为只有埃及人有当年的『插』图，记录了草船结构的全部细节。这都多亏了法老的信仰和沙漠的气候，才使我们得知四五千年前的埃及社会风貌。” 我们有十六只木箱用来垫着睡觉，在其中的一个箱子里，装满了关于世界古老文明的书籍。在一本论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专著中，有一张在尼尼弗出土的一块石板的照片，石板上的浮雕刻着战时及和平时期在海上航行的纸莎草船。尼尼弗的废墟位于内陆，距底格里斯河的出海口将近五百英里，离腓尼基的港口比布罗斯比较近，约有一百多英里。美索不达米亚的石匠、士兵和商人，同地中海和波斯湾都有接触。这块出土于尼尼弗的石板，现存于大英博物馆，表明当时使用的草船分为两种类型。其中的一种，是按埃及的设计捆起来的，船头和船尾都向上翘起。这样的船共有七艘，上面载满了人，周围的海浪就代表大海，因为浮雕的中央是一只形象『逼』真的大螃蟹，四周还有许多鱼正在水里游着。另一种是更大些的草船，两排身着戎装的武士，正忙着把水手赶下水去，有的水手正往水里跳，有些已经在水里开始游了。还有几艘草船正从海战中撤退，船上留着胡子的水手正谦卑地对着太阳祈祷。海景是一道笔直的海岸，还有两座岛屿。岛上芦苇丛生，芦苇丛中藏着另外三条纸莎草船。远处岛屿旁，有许多弓箭手肩并肩跪在一条船上，准备战斗。而岸上和附近的岛屿却是一派田园风光：一群群男人和女人坐在两艘纸莎草船上，正在聊天，还做着手势，十分友善。 这浮雕很说明问题。譬如，公海上的草船和岸边的草船很相似。前者的船头和船尾都尖尖地翘着，正如古代埃及和秘鲁的船只。而岸边芦苇丛中的草船，船尾却又直又阔。它不能防御后面打来的海浪，但要是拖上岸，每天把它竖起来晾干，却十分合适，如今新旧大陆还残存着这种小型的芦苇船。 正是因为有这块尼尼弗出土的石板浮雕，以及古代埃及和秘鲁的墓葬艺术，我们才知道那种大型的与我们草船设计相同的载人纸莎草船，以及小的獠牙型草船，都是小亚细亚、北非和南美文明古国的共同文化特征。这些伟大的古代文明瓦解后，纸莎草船就从尼罗河流域消失了，然而尼尼弗浮雕描绘的那两种纸草船却一直沿袭至今，只是尺寸小了些。在如今的美索不达米亚、埃塞俄比亚、撒哈拉沙漠地区、科孚群岛?、撒丁群岛?、大西洋东岸的摩洛哥以及大西洋西岸的墨西哥和秘鲁，包括复活节岛，都可以见到这两种草船。以上这些地区可以分为两个界限分明的地理区域：地中海古文明地区和美洲古文明地区。如今，我们七个人，再加一只猴子和一只鸭子，就坐在用非洲产的纸莎草建造的草船上，已经接近美洲的水域了。我们不禁要问：东半球的终点在哪里？西半球的起点又在哪里？两大区域的分界线在哪里呢？陆上的交通工具被海洋隔开了，但水上的交通工具却无法隔开。我们可以在精致的海床上界限分界线，但是却无法界限船只行驶的海面。因为，几个星期以后，非洲海域的水跑到了美洲海域；同样地，几个小时以后，在非洲升起的太阳又再次在美洲升起。 人们发明航海技术已有几千年，像我们这样失去掌舵装置，坐在原始的船上任由直布罗陀以南的洋流摆布，难道是头一回吗？ 埃及人乔治以前只对柔道和蛙人技术感兴趣，如今突然对古代世界有了极大的兴趣。难道就没有什么文字记载能够表明古埃及人曾移民到直布罗陀海峡以外吗？ 是的，没有。但是他们几千年来的近邻，地中海东部的腓尼基人，倒是定期往返于直布罗陀内外，并沿着摩洛哥的海岸，曾一直航行到萨菲和朱比角以南的地区。西非沿海一带，经常发现刻有腓尼基铭文的陶瓷碎片和其他遗物，这些地方曾是腓尼基移民的定居点，有些地方比我们到过的地方还要往南一些。几年以前，科学界还不知道这些来自地中海东岸的最早的航海者，居然会在萨菲南部的一座名叫莫嘎多的平坦小岛上，建立起一个重要的侨民贸易集市。那里一直到摩洛哥以南的奥德奥罗?沿海一带，都挖掘出了腓尼基的遗迹，包括当时用紫『色』软体动物生产染料的工厂。当代的考古学家认为，在加那利群岛的“关切”人中，腓尼基人也站稳了脚跟，并把这些群岛当做补给站，以便安全地通过朱比海角和博贾多尔角?。由于发达的贸易需要，他们不得不航行到这些危险的海角以外，我们如今坐着草船也差点没走出这些地方。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访问埃及以后，曾留下文字记载，公元前600年左右的法老尼卓时代，埃及人曾派出一支腓尼基船队，环绕非洲航行。为了负责此次远征，显然一些法老自己的人也参与了此次远航，虽然史书明确记载当时所用的船只和水手都来自腓尼基。他们沿着红海南下，三年后经由直布罗陀海峡返回，其间曾两次登岸扎营种植粮食。他们报告说，在环绕非洲的航行中，太阳曾移向北方。一个多世纪以后，腓尼基人汉诺领导了一次有史书记载的伟大航行，目的在于开拓殖民地，以便同直布罗陀以外的地区通商。六十艘大帆船，每艘配有五十根桨，载着三万名来自各行各业的移民，驶入了大西洋。这支庞大的船队，经过了“永恒的太阳城”利克索斯的古代殖民地，并在摩洛哥沿海一带停泊六次，让移民上岸登陆。他们也沿着这危机四伏的海岸航行，但比我们走得更远。他们绕过朱比海角，经过塞内加尔的佛得角群岛，直达西非热带丛林河流的入海口。 据说，腓尼基人还上岸和西非的丛林部落进行陆上通商。他们利用努米底亚?的商队，跨过非洲大陆，带回象牙、黄金、狮子和其它猛兽。从叙利亚和埃及，往西直至地中海各个岛屿和摩洛哥的大西洋沿海一带，所有的重要城市都设有古代竞技场，正需要这些凶恶的野兽来吸引观众。在公元前的几个世纪里，整个北非都密布着错综复杂的探险和通商路径。到处都是勇猛无畏的腓尼基人的身影。问题又来了，这些我们了解甚少的腓尼基人他们到底是谁？他们的祖先是谁？又是谁教会他们航海的？“腓尼基人”这一名词，是从罗马人那里沿袭应用至今的。这下可方便了，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在罗马时代以前的，从地中海内陆出航的人，都被称为“腓尼基人”。 在我们起航地点的南边，是一片荒芜的海滩。那里有一座防波堤，是用数以万计的巨石砌成的，至今还伸向暗礁，形成一座宏伟的港口。当年那些富有经验的海防建筑师，把这么多的巨石拖进海中，建成这样坚固耐久的防波堤，任凭大西洋的海浪冲刷了几千年，也没有能够把它推倒。那时，阿拉伯人和葡萄牙人还没有举帆来到西非海岸，那么，为什么要在这荒无人烟的沙滩上建造如此巨大的港口呢？又是谁建造的呢？ 在摩洛哥的西北海岸，宽阔的卢库斯河流经这里的沙洲汇入大西洋，沙洲环绕着一座圆山，山上矗立着一座古代重镇的巨大废墟。它有记载之前的历史我们一无所知。好几吨的巨石，一块叠一块地垒成巨墙，从海上就能看得见。这些石块是切割下来的，经过打磨抛光堆砌起来，交接处精确到毫米。这种工艺特殊的巨石墙，在埃及、撒丁、墨西哥、秘鲁、复活节岛也有，而这些地方也正是使用纸莎草船的地区。同样也是在这里，而且只有在这里，就在古废墟底下的海边，摩洛哥的草船“玛地亚”沿用至今。这座巨石古城最早被称为“太阳城”。当初罗马人发现它的时候，它还不是如今被沙洲围绕着的山峦，而是卢库斯河口的一座岛屿。罗马人记下了他们远古时候稀奇古怪的传说，将这座城市命名为利克索斯─“永恒之城”，并且在废墟上建起了自己的庙宇。同寺庙底下的巨石墙相比，罗马人的建筑和柱廊简直小得可怜。他们的历史学家认为罗马英雄赫拉克勒斯的坟墓就在此地。罗马艺术家还以大西洋为背景，制作了一张细工镶嵌的海神像，头发和胡子上密密麻麻地夹着蟹爪。罗马人走后，又来了阿拉伯人，他们和周围平原上的土著居民融合在一起。他们把这片废墟称做“希米什”─即太阳城。在他们的传说中，统治这里的最后一代女王叫做“希米莎”，意思是“小太阳”。 只有少数几位考古学家，曾在这里试着挖掘，结果发现腓尼基人早在罗马人到来以前，就称它为“太阳城”了。可是，当初建造这座古城的究竟是谁呢？也许就是腓尼基人。如果是这样，腓尼基人的巨石建筑确实可与大西洋两岸的佼佼者相媲美。腓尼基人的家乡，就是如今的黎巴嫩，位于地中海东端，而“太阳城”不是地中海港口，而是真正的大西洋港口，在这里，强大的洋流一直向西经过加那利群岛往墨西哥方向奔去。这些巨石墙究竟有多少年历史了？没人知道。至少，腓尼基人、罗马人、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留下的碎石在墙根已经堆得有十五英尺高了。罗马人信奉赫拉克勒斯?和海神，并不信奉太阳神，所以罗马人留下的废墟在最上面，并没有朝着太阳。而腓尼基人和他们的邻居埃及人，以及大多数早期的地中海文明一样，都崇拜太阳。 据罗马人说，“太阳城”“永恒之城”以及“赫拉克勒斯的最后安息地”，这些名称比北非的迦太基古城?年代还要久远，但为什么把这些颂扬之词献给那遥远的大西洋上的巨石港呢？为什么要在这里建造“永恒之城”呢？这里离腓尼基人的小亚细亚，差不多和到印第安人的美洲一样远。要想同小亚细亚保持接触，古城的建造者必须精通航海术，绕过危险的北非海岸，而那里的水流和风向变幻莫测，根本不利于他们往返。如果他们从这里横穿大西洋，把自己的石工技艺传授给美国的印第安人，那样做要容易得多。他们也许得把桨收起来，像我们一样漂流就可以了。如果是腓尼基人建造了“太阳城”，那么船上除了水手以外，随行的一定还有牧师、建筑师和其他的全国精英代表，他们从地中海移民到了这里。精于航海的腓尼基人，首先是作为商人和古代文明的传播者而闻名的。如果住在这座大西洋城的真是腓尼基人，那么他们对于东半球的古金字塔简直了如指掌。无论是有梯级的还是没有梯级的，他们都很熟悉。我们之前提到过，腓尼基人曾应埃及人的邀请出航环绕非洲。而且，埋在埃及金字塔下的船用木材来自腓尼基，腓尼基的书本是用纸莎草做的纸张，腓尼基沿岸的峭壁上有三处留下了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和铭文。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两国都有密切的来往。实际上，由于现代学者不相信埃及的纸莎草船适于航海，他们认为埃及人是利用腓尼基人的船队向地中海诸岛进行征税的。腓尼基人懂得如何用石材建造，也知道如何利用烧红的土砖。他们最为了解的也许该是小亚细亚用砖砌成的金字塔，与埃及的金字塔不同，这些金字塔有可供攀登的阶梯，延至金字塔其中一面或是每个面的中部，然后到达塔顶的小庙。矗立于大西洋彼岸的美洲金字塔也是这种类型。这表明他们也同埃及有着密切的联系。 “可我们埃及人也出海航行过。”乔治争辩道。他是一个虔诚的科普特基督徒，他引用了《圣经》的有关章节。《旧约?以赛亚书》第十八章第二节记载说：埃及使者乘坐草船穿越海洋，去访问以赛亚的故乡。在詹姆士国王的新版《圣经》中还进一步指明草船是纸莎草做的。乔治还提醒我们，《旧约?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三节记载着摩西本人就曾被他母亲放在用沥青涂抹的纸莎草方舟里，漂浮在尼罗河上。在埃及的时候，乔治带我参观了尼罗河流域卢克苏尔城里的哈特谢普索特女王庙。庙里的壁画就描绘了她曾经派遣几艘大型木船沿红海南下，直达索马里兰德的“庞特”城，并带回各种商品，包括将异国的整棵大树移植于她的御花园。 乔治不知道，其实有些商人乘坐普通的纸莎草船，去过的地方比女王的木制豪华船队还遥远。埃及纸莎草抄本的管理专家埃拉托塞尼斯曾说过，有记载表明“船帆和绳索的结构完全与在尼罗河上航行的草船一样的纸莎草船”曾经远航至锡兰和印度的恒河口。埃拉托塞尼斯曾负责掌管位于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港的大型纸莎草图书馆，后来图书馆被烧毁，成千上万册独一无二的纸莎草抄本都毁于一旦。罗马的历史学家普利尼后来引用这位专家的话描述了锡兰的地理位置，说纸莎草船从恒河到锡兰，要花整整二十天时间，而“现代”的罗马船只需七天就够了。这随手一笔，却让我们计算出古时候的草船行驶的速度与我们的草船一样，当然，这是在船尾沉到水里成为减速器之前。因为衡量一下恒河与锡兰之间的距离，我们就可以根据埃拉托塞尼斯提供的这个信息算出，当年纸莎草船的航速平均为每二十四小时七十五海里，相当于三节多一点。 可是，印度洋并非大西洋。也许埃及人也曾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但是现存的资料并不能证明这一点。而腓尼基人则很熟悉我们启航的那一带海岸。他们必定也已逐渐了解到大洋流在那里的奥秘。 大西洋里的海水不断冲上来刷洗着我们的船尾，也把一些飞鱼甩到船面，还不停地推着我们的草船向前行。究竟是谁先驶入了这片海洋？我们躺在床上翻阅这些书籍，有时候把胡子也夹在了书页里，仿佛自己回到了几千年前的古代世界，成为了一名古代海员。虽然读的是这个时代我们自己的故事，却越发觉得谜团重重。我抬头看见那个墨西哥人正从羊皮囊往罐子里倒水；那个埃及人从我眼前晃过，身上的保险绳搭在肩膀上；而那只猴子则『露』出小脑袋去偷我的“校正仪”，那是我用来测定北极星的角度的。 “留着胡须的男人横跨大西洋往西漂去。”我在给墨西哥考古学院院长的信里这样写道。“留着胡须的男人”是对我们自己的戏称，也暗指最早建立墨西哥文明的奥尔梅克人。只有当诺曼从睡袋地下的箱子里取出他的无线电话机时，我才觉得古代从眼前消失了，恍惚间又回到了自己的现代化时代。这个土制的无线电装置是佛罗里达一个叫做迪克?厄尔宏的人做的。我们出航不久就与摩洛哥失去了联系，却突然听到一个声音通过麦克风在说：“li2b，li2b，这里是la5kg，克里斯?鲍克利，在奥斯陆与你通话。”这以后，克里斯就在那个神奇的匣子里一直伴着我们渡过了大西洋。除了克里斯，还有他的同胞们也陪伴着我们：奥勒松代号为la7rf的贾斯特、热那亚代号为i1kfb的弗兰克、纽约代号为wb2bee的赫伯、列宁格勒代号为ua1kbw的亚历克斯，以及这个装置的创造者、佛罗里达代号为w4eto的迪克，还有其他一些人。这要是让古时的人听了，准以为是阿拉丁神灯里的妖怪漂洋过海，钻进了我们的这个小匣子。通过这些无线电业余爱好者，我们都向家里报了平安。他们身边的墙上恰好也挂着一幅大西洋的地图，我们每走一程，他们也把我们的位置标在地图上。越过大西洋中部时，我们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和我们各自所属的七国首脑互相问候。东西方两个超级大国的元首，当日就发来了贺电。诺曼一合上他的“潘多拉魔盒”，我们就一下子又回到了古代，只听到水流汩汩和飞溅的声音，绳索还像以前一样呻『吟』着。我们的世界就只剩下了大海和飞鱼，或是在深不见底的海水里滑行的其它海洋生物，比如说，长着绿『色』背脊的动物。 留着胡须的男人，没想到这成了我们发出的最后一条诙谐消息。命运完全掌控着我们。我们的船尾拖在水中，这下倒方便了海浪拍打船舱的后壁，就像是在沙滩上。后甲板上的池子里有不少小鱼在游水，船舱和前甲板还装满了食物和货品。如果能躲开风暴，我们将在一两个星期内登陆美洲。可要是再遇上一次风暴，我们就完了。自打从摩洛哥出发，只有那艘非洲“海神”号海轮拍摄过“太阳”号扬帆前进的情景。我们得系着保险绳游出去才能看见“太阳”号的全貌。几个星期以来，大家互相见面看见的背景都是船的其中一部分，要能领略一下“太阳”号的全貌该有多好啊。乔治带着一个水下照相机游了出去，趁着被浪尖顶起来的功夫，拍下了“太阳”号破浪航行的情景，也就是其他人看到的我们的样子。 7月7日，“太阳”号依然十分美丽。金『色』的船头高高昂起，酒红『色』的船帆被后面吹来的东风鼓得满满的。可一旦遇上风暴，它就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漂亮了，那么之后制作这次远航的电影也拍不到纸莎草船在公海里航行的长镜头了。而卡洛拍好的片子很可能也会被损坏。因此，再次与意大利进行无线电联系时，我交代给我的妻子伊凤一个任务，就是找一位电影摄像师，乘坐小船从西印度群岛出发来与我们会合。我心里暗想，这也不失为一种安全措施，但是这个信息我没有向船上的同伴透『露』。万一大家遭遇不测，归根结底，该负责的人是我啊。 要那位摄影师捎点什么东西呢？大家都希望带一些水果，圣地亚哥要一盒巧克力，别的就没有了。我们的食物和水多得用不完，咸肉、火腿、香肠、蜂蜜、黄油、干果、果仁和埃及面包干，应有尽有。船面的前甲板和左舷堆满了食物，几乎没有立锥之地。 我们都变成胡子一大把的人了。只有尤利还天天站在船尾没膝的水中刮胡子。我们有的是红胡子，有的是黑胡子。就连阿布杜拉都在脑袋顶上留起了头发。黝黑的胳膊和雪白的胳膊并在一起，齐心协力拽着缆绳。一切都像是古时候，也没有什么新发明。古埃及的壁画上，就有黄头发的人和黑头发的人一起造纸莎草船的情景。就在我们建造“太阳”号的地方，齐奥普斯之子，法老齐夫仑把他的皇后埋在了他自己金字塔脚下的沙子里。在画像里，他的皇后一直都是金发碧眼。在开罗博物馆，陈列着许多法老的木乃伊，都是一头黑黑的直发。但其中一口玻璃棺中躺着的拉美西斯二世，却长着鹰钩鼻子，头发又黄又软。白皮肤黄头发的人不只在非洲北面的欧洲才有。早在维京人抵达斯堪的纳维亚之前，地中海一带，包括小亚细亚和北非，就已经有这种种族了。如果说这两个地区存在血缘上的传承关系，也只能是北边继承了南边的这个种族。因为法老齐夫仑将他金发碧眼的妻子埋葬在他父亲的雪松大船边上之后，过了三千年才开始了北欧海盗的时代。 留着胡子的白种人，在阿特拉斯山脉?的土著中十分常见。在大西洋沿岸太阳城附近的平原上生活的柏柏尔人中，这种人种也很常见，至今还能见到他们的后裔。他们带着女人和羊群，从非洲大陆来到大西洋，在加那利群岛定居下来，成为“关切”人。 从墨西哥到秘鲁，许多关于古代美洲文化的传说中都有这样留着胡子的白种人，他们显然不是维京人，因为他们会造金字塔，还崇拜太阳神。在热带美洲地区，只要是有金字塔和巨石像的地方，就会有当地的土著居民告诉西班牙人，早就有留着胡子的白种人渡过大西洋来到此地，当然，这一地区如今已经成为远古时代的废墟。传说这些人与西班牙人长得很像，这些大胡子和土著印第安人混居在一起，教他们砌砖房、建城镇、修金字塔，还教他们在纸上和石头上写字。换言之，这些白皮肤大胡子同当地的土著已经打成一片，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并同他们一起开拓了本土文化。西班牙人利用这种传说征服了墨西哥和秘鲁，但是这些传说并不是西班牙人杜撰出来的。早在西班牙人来到前一千年，墨西哥和秘鲁的艺术家们就在陶像和石像作品中刻画了许多大胡子的形象。早在维京人扬帆大西洋以前，玛雅人就在一幅描绘海战的图画中，画上了留着金『色』长发的白种人，背景是墨西哥的大西洋沿岸某处。几十年前，一些美国考古学家在奇琴依查地区一座大金字塔里，发现了一间有柱子的密室，四壁绘满了『色』彩鲜艳的壁画。他们怕当地热带地区的湿润空气和蜂拥而至的游客将这些壁画毁于一旦，便仔细地临摹下来。壁画生动地描绘了一群赤身『裸』体的白种人，驾着头尾高高翘起的黄『色』小船，在海里受到袭击的情景。和尼尼弗的浮雕一样，画中的海里有一只大螃蟹，还有各种各样的海鱼和贝壳，水手们正从海上往陆地撤退，或是想要逃到海里去。白皮肤的水手上岸后遇到了头上『插』着羽『毛』的黑皮肤的武士，他们把白人反手绑起来，剥去了他们长着金『色』小卷的头皮，还把其中一个人放在祭台上。其余的白人在沉船后赤身跳入海中，长长的卷发和鲅鱼以及其它海鱼一起漂浮在海面上。有些白人被人拽着黄头发拖走了，根本无力反击，而有些白人却收拾好自己的行李，背着大包袱沿着海岸若无其事地离开了。 西班牙人来到美洲之前好几百年，通过这样重要金字塔里的一间圣室里的这些壁画，玛雅人想要告诉后人的是传说还是历史事件呢？没有人知道答案。临摹这些壁画的三位美国考古学家写下了这样的话：这些在金字塔里发现的黄头发白皮肤人的肖像“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人们都在推测他们究竟是什么人”。 我们在“太阳”号桨上不用推也不用划，“太阳”号就像传送带一样把我们送往墨西哥湾，可以想像，我们对上述黄头发白皮肤的人有了更多的猜想。我们从未妄想赶上古代职业航海家的航海技术。诺曼是我们惟一的水手，但是他以前从未见过纸莎草船。阿布杜拉见过纸莎草船，却从未见过大海。我们或许无法像古代水手那样，驾着绑着埃及缆索的纸莎草船，驶过锡兰附近变幻莫测的水域。我们或许也不能驾着腓尼基船航行于小亚细亚和黑奥德奥罗之间，这段航程要比从非洲到南美洲还要远，可是我们却可以效仿在非洲沿海遇上风暴，失去掌舵装置的那些古人。 天际垂着雨云，骤雨一阵阵袭来，浇在我们身上，草船湿得更透了。后半截船身的水平面虽然上升很慢，但可以看得出来水面已经向前延伸到右舷船面上了，那里的货物我们早就搬走了。右侧桅杆底部由于受到重压，已经开始积水，可见船舷右侧向水面倾侧得有多严重，纸莎草全都泡在水里了。而在下风的另一侧，我们得趴在舷边才能够到浪尖。 我们现在距离南美大陆已经很近了，开始有彼岸的鸟来拜访我们了。漂亮的热带鸟，拖着长长的尾羽，在桅顶上空飞过。一条鲨鱼从后面赶上了我们，向拖曳着的救生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卡洛发现后就大叫起来，我们听说有东西在攻击我们的救生带，就看到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我们之中有人从未见过鲨鱼，着实被吓了一跳。不一会儿，这条两码长的黑『色』庞然大物就游上前来，背鳍『露』出水面，随着波涛起伏，姿态十分壮观。它游到“太阳”号旁边时，又发起狂来，白肚皮朝上，尾巴一甩，就张口袭击水面下的船肚。它也许是在咬那些可口的藤壶。但不管咬什么，万一绳子被咬断了可就麻烦大了。凭着在“康提基”号上的经验，我把上身探到舷外，去抓鲨鱼的尾巴，虽然我知道它的尾巴『摸』起来就像砂纸一样。这时，我看到它背上有一条伤口，上面趴着两条较大的鲭鱼。我有两次都差点抓住了它的尾巴，但是左舷的舷墙还是太高，如不牢牢抓住，就很可能被拖到海里去。这时，魁梧的乔治一叉就戳进鲨鱼的身子。鲨鱼奋力挣扎，尾巴把海水打得泡沫横飞。乔治站在那里紧紧拽着鱼叉绳，但还是被挣断了，鲨鱼带着乔治仅剩的那把鱼叉，一头钻进海洋深处不见了。 我们又安安稳稳做起白日梦来，沉溺于古代的未解之谜。诺曼从小就是听着这样的教诲长大的：美洲本来是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后来他的祖先从欧洲带来了知识和文化。政客们都相信这一套，大部分教科书也是由孤立学派的人写的。他们说阿兹特克人、玛雅人和印加人的系谱上，只有来自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的原始野人。欧洲经由克里特岛?和其他地中海岛屿吸收了小亚细亚和非洲的文明。而美洲却隔着宽阔的大西洋，在哥伦布到来之前，没有受到任何彼岸文化的熏陶。他们还说，美洲人的船只都太原始，只能沿岸行驶，根本不适于出海航行。但现在诺曼很想听听传播学派的观点，难道墨西哥和秘鲁的美洲印第安文化，不是完全不同于作为欧洲文明基石的地中海内陆的亚非文化吗？ 二者之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我和圣地亚哥可以这样回答。对讲究细节的专家来说，不同的地方倒也有不少。但是如果是外行人，不是想研究陶瓷碎片有多厚，或者他们种棉花的动机，只想了解二者之间大致的共同特征，就不免要惊诧万分了。 在美洲中部，有一些丛林和沙漠部落以绝无仅有的高速度，在公元前的短短几个世纪里，就成功地创造了堪称当世之首的灿烂文明。美洲的其余土著居民，他们生活在热带以外的南北两端，那里的气候略微宜人一些，他们沿袭了祖先遗留下来的原始的部落生活状态，直到欧洲人出现。至于墨西哥和秘鲁的热带部落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从原始生活方式，一跃进入高度文明的，如今是无人知晓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美洲古代文明的突飞猛进发生在公元前，而又在小亚细亚文明达到顶峰并忙于派遣水手经由直布罗陀海峡，满载所需物品到非洲的大西洋沿海建立殖民重镇之后。 墨西哥的大西洋沿岸雨林丛生，秘鲁的太平洋沿岸却是一片沙丘，是什么促使这两个地区几乎同时发生了文明的巨变？太阳突然被尊崇为神。一边是莽莽丛林，『淫』雨霏霏，另一边是烈日当空，一片沙砾，可这都没关系，墨西哥和秘鲁的印第安原住民都突然开始建造有阶梯的金字塔，用以奉祀太阳。他们建造的金字塔结构相同，而且两地都由一位拥有无上权力的教王来统治，他自奉为圣，并自称是太阳的后裔，而非本族部落的后裔。教王的家庭实行埃及的兄妹通婚制，以保证血统的圣洁。教王下令禁止在图腾柱周围跳本部落的传统舞蹈，禁止供奉无形的神灵以及其他传统的超自然物。从此以后，太阳就成为研究和崇拜的惟一对象。无论在墨西哥湾，还是在秘鲁沙漠海岸，印第安人都不再用树枝和树叶搭棚为家，而开始烧制砖坯，其制造工艺与地中海地区，从美索不达米亚到摩洛哥沿用几千年的方法完全一致，都是用一种特殊的泥土，掺上水和麦秆，用长方形的木模来压制成形，然后取出晒干，就成了大小形状完全相同的砖坯。当他们的印第安邻人还在继续建造祖先流传下来的棚屋、树叶棚和木板屋的时候，墨西哥和秘鲁的太阳崇拜者已经住进了考究的砖房，其结构和旧大陆的一模一样，常常有好几层楼，屋顶有排水槽，而且一个挨一个地排开，慢慢就有了街道、下水道和导水沟渠，之后就形成了城市。 砖坯的发明或引进使得墨西哥和秘鲁的一些部落有能力建造太阳神殿，它们的废墟至今仍屹立在丛林或是沙漠中，宛如一座座山峰。同时，他们还开山取石，把巨石连接起来。这种石工技艺，也只有在地中海东端和埃及，直到摩洛哥的太阳城这样一个有限的区域内才能见到。墨西哥湾的奥尔梅克人就是如此。他们虽然木材丰富，而且会制造砖坯，但是仍不满足。他们突然开始长途跋涉，穿过沼泽和丛林，寻找适宜开采的岩石。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年，他们穿越丛林和沼泽，跨过六十英里的路程，将每块都重达二十五吨的巨石运到墨西哥湾附近，准备建造寺庙。而他们早已在那里用生产出来的砖坯，修建了一座面朝太阳的有阶梯的金字塔，高达一百零三英尺。试想一下，三千年前的欧洲，谁会想到要建造一座十层楼高的建筑，并急于付诸实施呢？当奥尔梅克人这么做的时候，埃及早已不用砖坯来建造这种朝向太阳的有阶梯的金字塔了。可是，在有“腓尼基后花园”之称的小亚细亚，人们仍在这种有阶梯的金字塔顶的神庙里供奉着太阳。正是这种类型的金字塔，而不是埃及吉萨型金字塔，同美洲奥尔梅克和印加的金字塔有着共同的基本特征。 墨西哥湾的丛林印第安人早在公元前就已经深知历法的奥秘。在极短的时间内，他们就积累了丰富的天文知识，而对于旧大陆来说，那是几千年的研究结果。古埃及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生活在广阔的平原或是沙漠，抬头就可以望见整个星空。腓尼基人继承了他们的文化遗产，得以航行至任何地区。生活在墨西哥海岸丛林里的印第安人，生活在枝繁叶茂的雨林里，只有偶尔用斧柄把树叶扒开，才能见到一线星空，他们又怎么能在天文知识方面与腓尼基人并驾齐驱，甚至领先呢？然而，他们的历法却比前来“发现”他们的西班牙人的历法还要精确。甚至今天世界通用的阳历，都不如墨西哥湾的玛雅人在哥伦布来到之前所使用的历法准确。他们的历法一年为365.2420天，每五千年少一天；而我们现今的历法，规定每年为365.2425天，每五千年就多出一天半。这样的历法知识得来不易，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此算来，玛雅人计算出来的一年时间要比我们现代的历法精确8.64秒。我们曾在帕伦圭见过的在雨中滴水的石头金字塔，是玛雅人早先的邻国人建造的，他们曾留下铭文注明81个月共有2392天，即每月29.53086天，对比每个月的真正时间长度，误差仅24秒。 玛雅人在天文学方面的基础知识，来自比他们更为古老的住在大西洋沿岸的奥尔梅克人，他们在公元前就已经在美丽的石碑上刻下了精确的日期和年代。而当时的欧洲根本还没有年表。公历的起点是公元1年1月1日，即耶稣诞生的日期。伊斯兰历法的起点，是我们历法的公元622年，即穆罕默德逃离麦加到达麦地那的日期。佛教的历法以释迦牟尼的诞生为起点，相当于公元前563年。古代玛雅历法则起始于公元前3113年8月12日。这个日子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如今谁也答不上来。有人认为这是印第安人信手拈来的，也有人认为这个日子发生了天体会合的天文现象，当时美洲还处于蒙昧状态。而埃及第一代法老的执政期在公元前3200至3100年间，恰好与玛雅历法的起始点十分吻合。但是，据我们所知，那时的美洲并没有什么文明可言。如果说丛林印第安人在一万五千年多年前就来到了墨西哥，但一直等到公元前几个世纪才突然产生了奥尔梅克的灿烂文明，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历法的起始点定于最为古老的文明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开始繁荣兴旺之时呢？ 如果玛雅人只是在自己的祖先还是野蛮人之时，而且，据我们所知，那时连奥尔梅克人都还没有开始观察星象，就随意确定了历法的起始点，那么，他们是如何继承了这精确到秒的历法的呢？我们无法回答。我们只知道玛雅历法始于公元前3113年8月12日，我们还知道墨西哥低地的玛雅人和高地的阿兹特克人，都有文字记载和口头传说，声称：有一个肤『色』白皙的大胡子，自称是太阳的后裔，带着一批圣贤之徒、天文学家、建筑家、祭司和乐师，曾在墨西哥湾登陆。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都把这个大胡子叫做“羽『毛』蛇”。我们不知道这个称呼是谁发明的。但是，一些埃及法老的王墓里和许多埃及纸莎草手卷上，也都画着一种有羽或是有翼的蛇，通常体形较大。大西洋两岸都把蛇和鸟的合体当做是神圣的象征，而猛禽、蛇和猫则被视为太阳或是太阳化身的象征，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墨西哥和秘鲁都是如此。正是在这些地方，教王的头饰和其他用具，都装饰着这三种动物的头像或是全身像。值得注意的还有鸟头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这些以象征派艺术手法描绘的鸟头人总是围绕着教王或是太阳神。在墨西哥也有鸟头人，在秘鲁则为数更多，形状同埃及图画中的一样，都是鸟头人身，常常协助教王所乘坐的新月形纸莎草船破浪前进。鸟头人又从秘鲁传到复活节岛，在画中也是常常同纸莎草船一同出现。然而，被尊为文明启蒙者的，并不是这些虚幻的鸟头人。被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冠以此殊荣的，是活生生的人。他们不同于印第安人的，只是蓄着的胡须和白皙的皮肤而已。他们并没有生翅膀，而是穿着大氅，登着便鞋，拄着木棍，穿过密林，步行而来。他们教会了当地土著如何写字、盖房子、织布，并把太阳尊为至高无上的神。他们还设立了学校，主要讲授国家的神圣历史。美洲最早的历史学家就按照他们讲的，从他们在墨西哥湾首次登陆开始，来到登上阿兹特克高地，然后下到玛雅人的半岛，再穿过热带森林，继续南行，跨过中美洲。整个庞大的印加帝国，从厄瓜多尔到秘鲁和玻利维亚，印第安人都流传着同样的传说：是乘坐纸莎草船来到这里的白人大胡子给他们带来了文明。为首的是教王康?提基?维拉库佳。他们起先住在的的喀喀湖的太阳岛上，后来坐着一队纸莎草船，在南岸登陆，并建造了太阳金字塔、巨石墙和巨人石像。至今还能在蒂亚华瓦纳科城的废墟中见到那些巨人石像。由于同一些好战的部落不和，他们最后经由秘鲁的库斯科取道北上，来到厄瓜多尔在赤道线上的港口曼塔，并在这里转而向西出航，像“水上的泡沫”一样消失在太平洋上。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得了个绰号“维拉库佳”，意思是“海上的泡沫”，后来也用来指西班牙人和其他所有的白人。 我们倒不一定要相信这些传说，尽管它们非常详细而且前后呼应，但是有一个与这些传说相类似的事实却更引人注目：黑头发不蓄胡子的印第安人在雕刻和绘画中的确描绘了金发浓髯且皮肤白皙的人，就与我们在埃及古墓以及摩洛哥和加那利群岛的历史『插』图中所看到的一样。我们相信墨西哥人精通石工技艺和天文学，因为它们的废墟是无法抹杀的，但我们往往不相信他们的历史传说，因为这涉及异教，而且我们只相信文字材料，这里说的是欧洲人写的文字资料。但我们忘了，墨西哥古代文明有自己的文字资料，他们在纸上、木头上、黏土上、石块上都留下了文字。我们还忘了，他们甚至还为自己的象形文字的记载加上了『逼』真的图像。奥尔梅克人为了给后人留下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种族的石像，不惜把自己刻画得极为野蛮，而这些石像上刻的日期是在公元前。 虽然他们的肖像画每个细节都非常『逼』真、写实，但奇怪的是，他们从来不雕刻自己的形象。在他们的肖像中，有一种类型显然是黑人，圆脸厚唇，短短的鼻子又扁又宽。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娃娃脸”。另一种类型则轮廓鲜明，鹰钩鼻子，薄嘴唇，留着小胡子或是山羊胡，亦或是长须飘飘。考古学家把这种类型戏称为“山姆大叔”。“山姆大叔”一般都戴着威严的头饰，足登便鞋，穿着很长的大氅，拄着一根漫游用的木棍。这样的装束很像闪米特人，而这样的肖像，从奥尔梅克地区向南，在传说中白人足迹所至之处，随处都能见到。当代的一些宗教派别，常常以此为例，证明它们所信奉的“失踪的以『色』列部落”或是神圣“摩门经”并非诳语。秘鲁的的喀喀湖北岸，矗立着康?提基?维拉库佳的精美雕像，以纪念他为美洲带来了文明。后来的西班牙人将他误以为是圣?巴塞洛缪，就以他的名义建了一所修道院，后来才发现是弄错了，就把那座业已年代久远的雕像，连同那文明开荒者十英寸长的石须，砸了个粉碎。 奥尔梅克人把“山姆大叔”雕刻成和平的旅行者的模样，而把“娃娃脸”刻成好战、原始的样子，通常都跳着奇形怪状的舞蹈，弓背弯腰，甚至雕一个圆滚滚的脑袋，平躺在地上，但雕像却十分巨大，重达二十五吨左右。那么，“山姆大叔”和“娃娃脸”究竟都是什么人？他们谁才是奥尔梅克人？两者都不是。正因为我们不知道“山姆大叔”和“娃娃脸”都是什么人，所以我们杜撰了“奥尔梅克”这个名字。 奥尔梅克人会写字。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都是从他们那里学会写字的，但他们的象形文字有很大的差别。因此，虽然同是墨西哥民族，但文字互不相通。学会写字并不难，可要发明文字就很难了。因为这要求文字的创造者将有声的言辞变为无声的符号，以便保存下来。接下来再想出各种记号、字母、楔形文字或是象形文字，还比较容易一些。在地中海地区，各种文化互相借鉴文字的发明。地处墨西哥湾丛林沿海一带的奥尔梅克人是自己发明文字的吗？孤立学派认为是的，他们争辩说，奥尔梅克的象形文字与埃及或是苏美尔的文字都不相同。可是，我们怎么能指望旧大陆的文字传到墨西哥后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呢？比如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尽管在文化方面的关系极为密切，但文字却各不相通。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完全不同于埃及人的象形文字，但我们知道这两种文化几千年来都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纸的发明，并不是在发明文字后自然而然产生的。可是，墨西哥土著也制作专供书写的纸。这种纸并不是像我们那样用木浆制造的，而是用古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加工纸莎草的工艺来制造的。他们造纸的原料是纸莎草、木槿皮和其他纤维质植物。先拍打，浸泡材料，清除漂在水面上的废渣，然后用特殊的棍棒把它捶成十字交叉的几个薄层。这种造纸工艺非常复杂，开罗纸莎草研究所试验了好几年，直到最近一个名叫哈桑?拉干的人才成功地复制出了这种古老的纸莎草纸制作工艺。可是，墨西哥印第安人早在西班牙人到来以前，就已经完全掌握了这种工艺。不但如此，他们还像古代腓尼基人那样忙着生产书籍。他们的书籍并不像欧洲那样切成一页一页的，而是摺在一起，可以拉开，成为又长又宽的一张纸，同古时候的纸莎草卷轴差不多。他们的教科书是用象形文字写成的，还附了许多彩『色』的线条图，也同埃及的纸莎草卷轴很相像。其中还记载着大胡子的故事，既有文字，又有『插』图。 当南方和北方的印第安人直到欧洲人到来还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时，从墨西哥到秘鲁这一狭长地带上的丛林和沙漠印第安人，却像地中海的航海家一样，开始寻找起矿藏来，并开采出金、银、铜、锡。不仅如此，他们还把铜和锡制成合金，造出青铜工具，正如大西洋彼岸的古代文明民族做的那样。珠宝匠从墨西哥出发，通过巴拿马地峡，一路来到秘鲁，用黄金和白银制造出精致的胸针、饰针、戒指和铃铛，镶上宝石，精美绝伦，在旧大陆也只有珠宝艺人中的佼佼者才能与之匹敌。但他们的精湛手艺却反而给他们招来了不幸。对于步哥伦布后尘到来的贪婪的西班牙征服者来说，墨西哥、中美和秘鲁的金银财宝，远比美洲其他各地印第安部落的石器和骨制品更具诱『惑』力。这些粗糙的石器和骨制品最终还是由现代的民族学家收集起来的。 正是这些墨西哥和秘鲁的印第安人突然开始雕刻巨石，制造砖坯，开采金属，造纸，探索历法的奥秘，记述本族的传统。也是他们在两种无用的棉花品种的基础上，培育出一种纤维很长的优良品种，可以用来纺纱。然后，这些印第安人开始和旧大陆人那样，大面积地种植棉花，对收获的棉花进行梳理纺织。他们把长长的棉纱染上耐久的颜『色』，并像古代地中海地区的人那样，支起横向和纵向两种织布机进行纺织。在此基础上，再织成挂毯，其质地之精良，做工之细致，堪称世间无与伦比。 在陶器未发明以前，早期的北非人就开始栽培葫芦，把它掏空，然后在火上烤干，做成贮水的容器。这种植物因此变得非常重要，而且广为传播，时至今日，从埃塞俄比亚到乍得的纸莎草船建造者还在用它贮水。不知怎的，这种好用的非洲植物落到了墨西哥和秘鲁古代民族的手里，同样是用来贮水。在西班牙人到来之时，居然成为最重要的栽培植物之一。要是在大洋中漂流，葫芦准会被鲨鱼和其它动物吃掉；或是在彼岸的印第安人看到它并明白它的用途以前，必定早就腐烂了。因此，十之八九，葫芦是由船载来的。 来自非洲的葫芦是一种绝佳的容器，可是，那些种植棉花的印第安人还不满足。他们还学会了古代地中海地区的陶瓷工艺。凭着专业技术，他们找到陶土，掺上适量的沙子，用模子成型，涂上颜『色』，在火上烤干，制成容器。他们造出了带各式把手的坛坛罐罐、盘子、有脚的和无脚的花瓶、带嘴儿的壶、手纺车、笛子和塑像，其形状和特点都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十分相似。有一种陶壁很薄的罐子，制成后是各种动物的形象，背上有个孔，先要做两截模子，才能制作出来。可是就连这样独特的陶器，居然在大西洋两岸都有出产。至于那些扁平的或圆柱形的印章，可以用来加压盖戳或滚印花饰，相似情况也是如此。或许最不平常的是一种小瓷狗，四脚都装着轮子滚动，与现代的儿童玩具差不多，曾在公元1000年前的奥尔梅克古墓中出土，但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古墓中也有出土。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孤立学派的主要论据之一，就是美洲在哥伦布到来之前没有旧大陆使用的轮子。如今看来，恰恰相反，他们曾使用过轮子，至少最初墨西哥文明的奠基者就用过。我们不能肯定的倒是，除了瓷轮以外，印第安人还有没有其他的轮子。在墨西哥的丛林中，已经发现了在哥伦布时代以前铺好的路，这很可能是用做车轮运输的。因为没有铁器，又不可能制造大的瓷轮，奥尔梅克人恐怕只有木轮。而奥尔梅克时代的木轮显然不能保存下来，因为木头很快就会腐烂。至于车轮为什么在美洲失传而不付诸应用，这是另一回事；至少在当地文明开端之初就已有了车轮。也许是因为墨西哥丛林茂密，地面又泥泞不堪，又没有驴也没有马，车轮也就用不上了。 当然，马是很难用草船运到美洲来的，可狗却不成问题。在地中海区域，狗是人类最早的伙伴，跟着人们到处去。奥尔梅克人也有狗，那种带轮子的小瓷狗便是例证。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也继续养狗，对此他们的艺术作品和西班牙人早期的记述都可证明。在印加时期以前的秘鲁，人们还把狗做成木乃伊，随其主人葬于沙漠古墓中。他们至少养过两种狗，但都不是美洲野狗的后裔，与其他印第安人从西伯利亚带来的爱斯基摩狗也不相似，却与古埃及的狗颇为相像。而古埃及把狗和鸟制成木乃伊的工艺和习俗，也与古代秘鲁相同，已成为他们文化的一部分。 热带丛林的气候使得人、兽的木乃伊都无法保存。但是，我们知道古代美洲的太阳崇拜者确实将重要人物在死后制成了木乃伊，以期他获得永生，因为好几百个精心制作的木乃伊就在秘鲁的沙漠古墓里保存着。墓中的殉葬品表明了墓主的高贵身份。有几个秘鲁木乃伊长着一头浓密的黑『色』直发，很像现代的印第安人，但同一个古墓中其余一些木乃伊的头发却微带红『色』，甚至『色』泽金黄，呈波浪卷状，十分柔软。而且他们高挑魁梧的身材也与如今的秘鲁印第安人截然不同，因为他们如今是世界上最矮的人种之一。把尸体的内脏取走，塞上棉花，用特殊的制剂磨擦尸身，然后缝好，缠上裹尸布，最后带上面罩：前印加时代制作木乃伊的传统方式，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与埃及的如出一辙。在帕仓圭的金字塔里，身材高大的教王，满满当当地躺在石棺中，周围都是饰品，他脸上也带着面具，棺上压着一块五吨重的石盖。他身上曾经裹着一块红布，如今它的碎片还残留在骨骼上。然而，在墨西哥的雨林气候中，任何防腐的技艺都保不住他的遗骸了。 墨西哥教王的尸身裹的是红布，而且他的石棺内部也涂成朱红，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在墨西哥和秘鲁，红『色』被视为是神圣的，非常受人喜爱，在腓尼基人中也是如此。秘鲁曾特地派人坐上巨大的轻木筏和纸莎草船，沿岸北上，专门去收集红『色』的软体动物。这正如腓尼基人派人沿着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区收集紫『色』的软体动物，以便从中提炼一种红『色』染料一样，因为国内对这种染料的需求非常旺盛，腓尼基人甚至为此在大西洋沿岸专门开辟了殖民地。 墨西哥和秘鲁的印第安人有许多习俗，是其他地区的印第安人所没有的。其中有些习俗颇为奇怪且骇人听闻。他们开始为男婴施行割礼，这是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宗教习俗。他们规定：凡是没有红『色』胡子的高级祭司，都要戴上假胡子，这也是典型的埃及习俗。天上那么多星星可供选择，他们偏偏选中昴宿星团?，以昴宿星团第一次出现的日子作为他们农业年度的起始之日，这也是地中海东部地区某些民族的习俗。墨西哥的外科医生，尤其是秘鲁的外科医生，还施行钻颅手术，其中一部分是巫医术，还有一些却真的是治疗颅部骨折。在西班牙人来到美洲的时候，施行这种复杂手术的地区也是极少的，仅限于从美索不达米亚到摩洛哥这一狭窄的地中海区域。奇怪的是，加那利群岛的“关切”人也施行这种手术。 虽然地中海和墨西哥湾相隔如此遥远，但是这两个地区的日常生活细节，却并无多大的不同。两地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结构，大体上都属于从教王直到奴隶和阉人的等级森严的专制制度，家庭事务方面也只有细微的差别。墨西哥和秘鲁的农夫开辟了梯田，挖好了水渠，实行了人工灌溉，并以牲畜的粪便做农肥，与地中海地区的农夫完全一样。甚至孤立学派也曾指出细节的惊人相似之处：二者所用的锄头、镰刀、斧子和篮子也一模一样。两地的渔民所用的渔网、坠子、浮子和捕鱼夹子、鱼钩、鱼饵、鱼线也是大致相同。他们用的纸莎草船也相同。两地的乐师都有底部蒙皮的鼓、各式各样的号、带吹口的喇叭、各种笛子（包括排箫）、单簧管和各式铃铛。孤立学派自己指出了两地在军事方面的雷同之处：军队的结构和组织、野地军用帐篷的使用方法、士兵盾牌上涂抹番号标志的传统，以及他们的投石器。这种投石器是地中海内陆勇士的典型特征，本不为跨过白令海峡来到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所知，后来却出现在前印加文化地区，并成为当地的重要武器之一。传播学派和孤立学派都强调，他们的缠腰带、男人的大氅、女人的带束腰和肩针的外衣、便鞋的隐蔽或是交叉鞋带等，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此外，相似的还有个人的饰品、金属镜子、镊子、梳子、图腾崇拜用具、扇子、阳伞、为贵宾备座的乘轿、木制头枕，以及一模一样的秤杆和秤盘刻度，加上掷骰子游戏、高跷和陀螺，而且一系列图案和样式的设计都一一吻合。总而言之，小亚细亚和埃及所创造的文明，与西班牙人在几千年后所发现的美洲文明相差无几，而欧洲人在这种文明创造之时仍处于蛮荒状态。他们带着十字图案从小亚细亚而来，给大洋彼岸崇拜太阳的印第安人带来了一种新的宗教。 在我们沉思和讨论所有这一切时，大西洋流一直推着我们的草船朝热带美洲大陆慢慢靠近。也许，我们所坐的草船才是最相似的东西哩。可是，船尾越来越往水下沉，那是我们惟一致命的环节，就如阿喀琉斯之踵。当初，中非的造船匠原本就不愿意把我们的船尾造得高高翘起。他们不像古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从来没这么干过，也不知道该怎么干。而秘鲁的印第安人却是这样干的。打从秘鲁最早的陶器工匠开始制作这种新月形纸莎草船的模型起，这种造船工艺就代代相传下来了。如今，全世界惟有南美的的喀喀湖地区还在使用挂帆的纸莎草船，而且，奇怪的是，这个地区的船帆全都挂在两脚分立的奇特桅杆上，正是古埃及船的式样。如今，也只有的的喀喀湖地区还在建造真正结实紧密的纸莎草船，它高高竖起，两头尖尖地翘着，捆绑的绳子从船面兜到船底，用的是一整条绳，与埃及古墓壁画中所描绘的一模一样。而我们乍得来的朋友则是把纸莎草捆成许多小束，再将这些纸莎草束一层一层地捆在一起，所用的绳子都是一段一段的，像链条似的连在一起。这古老的文明只是在地中海沿岸直至摩洛哥地区建立了殖民地，并没有穿越大陆深入到乍得地区，只有商队自此经过。如今，我才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被地图误导了。我把乍得的朋友带来造船，是因为在东半球找不到比他们更好的造船工匠。但如果大西洋两岸的文化渊源相同的话，那么生活在最重要也是最古老的前印加文化中心的的的喀喀湖的印第安人，可能比原在非洲内陆的布杜马部落更直接地从地中海继承了这种造船工艺。我记得孤立学派曾经声称：地中海内陆和秘鲁之间的距离，在古代是根本无法逾越的。难道我也被这种独断的结论所『迷』『惑』了吗？西班牙人弗朗西斯?皮萨罗没有飞机，也没有公路或是铁路，却穿过大洋和丛林，带领着再普通不过的队员，从地中海来到了秘鲁。这些事实都被我们遗忘了吗？西班牙人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在墨西哥到秘鲁的区域内建起了殖民地；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在他们之前已经有人取道巴拿马地峡，从海路轻而易举地来到了秘鲁。孤立学派的一大教训就是历史的重演。西班牙人当时首先发现了墨西哥湾的一些岛屿，而他们并没有急于在那里定居，而是等到他们来到秘鲁和墨西哥才开始大肆建立殖民地。而我们来自不同国家的七个人乘坐一艘纸莎草船来到那里也证明了，人类不论国籍，都有共通之处。然而，我们没有料到这种共通之处自古就有，可以回溯到古埃及人写情歌、亚述人改进战车、腓尼基人创下我们今天的文字或是扬帆来到西非探宝之时。 7月的第一个星期刚过，我们开始深深感到不安。我盼着摄影师早些出发，能在这些天一直伴着我们的阵雨转成真正的暴风雨之前及时赶到。我们如今驶入的区域已开始进入飓风季节。其他人都神『色』自若，毫不在意。 7月8日这天，风力开始加大，海面波涛汹涌澎湃，似乎远处已经迎来了暴风雨。巨浪轰击着我们可怜的船尾，舱后的船桥原本架得高高的，这下也头一回遭到了浪头的冲击。我们度过了艰辛的一夜。漆黑的夜里，狂风怒号，海浪轰隆隆地冲过来，汩汩而过，飞溅得到处都是，接着又咆哮而至。我们身下的木箱也在舱里上下浮动，互相碰撞，我们也跟着颠簸起来。睡在船舱右舷后部的人不得不把身下箱子里的随身物品全都拿出来，因为木箱里已经进了半箱水。他们把东西都转移到其他渗水较少的箱子里。尽管船舱已经蒙上了厚帆布，但是，每隔几秒，海浪就会冲刷一次船舱后壁，柳条墙也跟着震动一下，海水还是从四面八方渗透进来，只要是脑袋不挨浇，就算是我们的运气了。慢慢地，我们全都对头顶一刻不停的有节奏的轰隆声习以为常了，只是圣地亚哥非要吃安眠『药』不可。不过，偶尔会有一阵更为凶猛的轰隆声传来，我们就马上全都跳出睡袋，这是在风中挣扎着的船帆又在甩打桅杆，我们不得不又同这庞然大物搏斗一番。其实，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根本看不清楚。圣地亚哥的坛子和卡洛密密麻麻的绳索弄得我们跌跌撞撞。第二天清早约6点钟，我站在船桥上，紧握着一根舵桨，等着右舷方向吹来的强风，另一根舵桨已经绑在船上固定不动。这时，海浪突然从我四周汹涌起来，吞噬了周围的一切。有一股水在黑夜中闪闪发光，慢慢地淹到了我的腰部。悄无声息地，我眼前的舱顶就被海水淹没了。霎那间，“太阳”号猛烈地振动起来，接着，在风中一下子倾侧下去。我若不是一把抓住舵柄，差一点就沿着斜坡掉进海里。我以为，那沉重的双脚桅杆随时都可能将桅杆底座下的船身撕开，整个塌陷掉入海里。但是，我们的“太阳”号虽然摇摇晃晃的，却只是侧倒身子，将船上的水都倒出来之后，又拨正了船身。不过，船身也并未完全摆正，右舷的桅脚深深陷入了纸莎草捆里，船舱也歪向了右舷。从那以后，舵手站在歪斜的船桥上时，不得不弯着右膝，才能保持直立的姿势。 现在那船尾斜斜地伸进海里，犹如一个海滩。若要在这里洗澡，就得在身上系上保险绳，否则就会被冲下海去。海浪已经推进到船舱两侧，在船舱下风的一侧以及后侧舱门外，我们用空篮子和绳子编成一道屏障，再用“太阳”号上多余的船帆布盖上。这些帆布直到这会儿才派上用场。死去的飞鱼到处都是。尽管那船尾发挥着强大的减速作用，而且我们因为无法掌舵，一直沿着一条锯齿形的航线前进，但风力强劲，竟把我们朝着美洲的方向推进了六十三海里，只比馆藏家埃拉托塞尼斯告诉我们的古代纸莎草船每日的平均航程少了十至十二海里。来自巴西或圭亚那的白尾热带鸟又一次拜访了我们。现在巴西和圭亚那就在我们的正南和西南方向。大家的情绪都十分高昂。诺曼已经通过无线电同奥斯陆的克里斯取得了联系。克里斯告诉我们：他正帮助伊凤在纽约找摄影师，一旦摄影师备好行装，就从西印度群岛雇船出发。 7月9日，我们发现海水已经开始冲刷舱顶，而且涌进了一个装着二百磅咸肉的木桶，桶里的肉很快就臭了。正当我们进行晨间检查的时候，乔治神『色』不安地前来报告一件比这更糟糕百倍的事：船舱的底部由于受海浪的猛击而前后移动，已经把固定右舷的绳索全部磨断了。乔治吓得脸『色』发白，几乎说不出话来。我和阿布杜拉猛地一步就跳到了船的另一侧。我们眼前的一幕让我永生难忘。草船在这里已经沿着长轴裂成了两半。右舷的整个草捆原本支撑着桅杆的其中一脚，现在除了头尾还与“太阳”号船身相连外，其余部分已与主体完全脱离，一张一合。每当海浪把这一大捆纸莎草顶开时，我们一眼就看到了清澈湛蓝的海水深处。从草船裂缝看到的就是大西洋啊，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得如此清楚、如此透彻。要不是阿布杜拉皮肤黝黑，他也早就脸『色』苍白了。他保持了斯多葛学派的平静，嗓音也一丝都没有颤抖，镇定地说道：我们完了。绳子被磨断了，绳链已经断开，绳索的各个环节也会一个接一个松脱。只要一两个小时，纸莎草捆就会完全散开。 阿布杜拉？阿布杜拉已经放弃了吗？有一会儿，我和乔治也都愣在原地，动弹不得，只是瞪着脚下一张一合的大裂口，再瞧瞧绑得紧紧的桅顶。看来是这两脚分立草船两侧的桅杆将这两半船身拢在了一起，要不然，那些绳索早就断了。这时，诺曼突然出现在我们身边，瞪大眼睛，宛如一头蓄势待发的猛虎： “不要放弃啊，伙计们！”他咬紧牙关说道。 于是我们都行动起来。卡洛和圣地亚哥拖出一圈圈绳索，取出其中最粗的，比画着长短把它们砍成小段。乔治拿着绳索的一端跳入海中，在船底水下来回穿梭。我和诺曼爬遍全船，检查那些被磨断的绳子，估『摸』着这艘船还能撑多久。纸莎草开始浮现在船的尾波里，或是单根的，或是成束的。阿布杜拉抡起大锤，把一根大针敲进船身。这根针其实是一根又长又细的铁钉，一端有一个针眼，能穿过一根四分之一英寸粗的绳子。我们打算用这根针把这条“草船”缝合起来。尤利独自负责对付舵桨，一连几个小时都没休息。乔治拿着我们最粗的绳索，先在船底作交叉状来回游了四次，我们像给木桶上箍一样用这四股绳子将船面拢紧，希望能合拢船身，否则双脚桅的桅顶就要裂开了。乔治接着又游到船底，找到阿布杜拉敲下去的“缝针”。乔治在水下必须先将针眼里的绳子拽出来，然后等阿布杜拉在另一个地方再将“缝针”敲下去，把绳子穿过针眼。这样，总算把这致命的裂缝大致补上了。但右舷的纸莎草还是少了许多，因而草船向右倾斜得更厉害了，桅杆也歪了。不过，“太阳”号仍在疾驰，乔治必须绑上保险索才能不被甩掉。直到我们最后一次把他拽上船来，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我们真怕他的脑袋被大铁钉扎到。 卡洛因为伙食不好觉得很过意不去，因为海水经常冲进做饭的地方把火浇灭。黄昏时分，我们发现船上一只很大的柳条箱出现在船后的尾波里『荡』漾着，也不知道里面都装了些什么。天黑以前，我们检查了一下重新缝上的纸莎草捆，针脚跨过了右舷一侧，我们用来缝补的细绳正在不祥地扭动着。细绳不堪重负没入水中，这样一来，我们走过这里时都必须过齐腰的水。夜幕降临了，我最后瞥见的是阿布杜拉的两个白眼球，就在舱门里面的一个角落里，上下忽闪忽闪的。诺曼收到一份电报，说伊凤租的船可能在四五天内同我们相遇。 7月10日，我们在日出时分睡眼惺忪地醒过来。我们每个人都分别睡在两个箱子上面，可是我们身下的箱子整夜都在上下左右地挪动，而且还与“太阳”号的动向不合拍。诺曼在他那两只『骚』动的箱子上实在无法保持平衡，干脆就躺在我们的腿上过了一夜。我们醒来首先想到的就是把昨天拢住船身的四股绳子再捆紧一些。此外，我们又在桅脚的地方加了一道绳子，以免两条桅脚裂开。我们拿着那根长针敲来敲去，一整天都在忙着修补这条草船。 这一天，诺曼收到无线电报，说是两位美国摄影师已经在马提尼克岛上等候，而一艘名叫“谢南多亚”的摩托快艇已经出发去该岛接他们上船。但是意大利的电视台竟然报道说，我们在草船上已经无计可施，早已坐上橡皮救生筏了。我们觉得既讽刺又滑稽，都想起了当时把它切成碎片的情景，可谁也不觉得惋惜。即使它现在完好无损，我们也不会转移到橡皮救生筏上去的，我们还有足够的纸莎草，完全可以继续漂浮下去。巨浪一个接一个朝我们劈头打来，卡洛大叫一声，原来他最好用的那把长柄平底锅被冲到海里去了。这时，乔治拿着一个还在滴水的红『色』东西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说是他在齐膝深的水里找到的。 “有没有用？没用的话，我就扔到海里去啦。” 原来是一个小型灭火器。那时右舷是禁止吸烟的，当时它就挂在那里。这个东西被扔到海里时，大家哈哈大笑起来。萨菲吊在帆缆上，眼瞅着这个灭火器沉入大海，连她也龇着牙齿，发出低吼，像是要表明她也明白了这个笑话。 7月11日，海面开始平静下来，波涛的起伏也平缓下来。可是浪花还是从船尾冲进来，洗刷了一大片船面，甚至还淹没了右舷的横梁。我在夜间值班时，几个星座和北极星多少天来第一次『露』出云层，我用“校正仪”一测，立刻找出了我们所在的位置为北纬15度。 午夜时分，几道巨浪越过没入水中的右舷横梁，一下冲过了柳条舱壁，这股力量将诺曼身下一直睡着的一只木箱打成了碎片。这只箱子早被腾空了，如今只剩下几块破板在舱里的水面上漂来漂去。草船修补的地方不时发出一种特别刺耳的声音。结果，那晚又来了一个浪头，将萨菲睡觉的小箱子打坏，但谁也没听见萨菲的呼救声。她和诺曼箱子的碎片一起漂浮在水上。她被堵在自己的箱子里面出不来，后来她居然打开箱盖，钻了出来。她湿淋淋地坐在圣地亚哥脸旁，尖叫着想钻进他温暖的睡袋里，把圣地亚哥弄醒了。 7月12日，又有飞鸟从海岸飞来拜访我们。我们通过无线电得知，那艘快艇要耽误几天，因为在到达马提尼克岛之后，有两名船员弃船离职逃走了。那天出乎意料的事情，是在南边的天际出现一艘破旧不堪的船，侧着向我们驶来。起初，我们以为是冒险家乘坐的一艘自造船，后来发现那是一艘修补起来的渔船。上面写了许多汉字，船上挂满了鱼干，船员们站在栏杆旁边静静地注视着我们，这艘“noi young you”就这样晃晃悠悠地和我们擦身而过。我们站在各自的船上，都同情地、沮丧地注视着彼此，还互相拍了照。这些中国人淡漠地向我们挥挥手，似乎觉得我们颇为可怜。毫无疑问，他们以为“太阳”号是一艘本地的“江嘎达”，也就是原始的轻木筏，是从巴西沿岸出海打鱼的。而且，他们显然为我们到今天还在使用这堆破得不成样子的东西而感到震惊。那艘渔船离去的时候，在“太阳”号的后甲板上激起了层层细浪。又只剩下我们自己在海上漂流着。天又下起了雨，风也刮了起来，海浪也随之而起。转眼间，海浪和瓢泼大雨又连成了一片。 夜幕降临，夜空变得苍白、阴郁起来，我们看见一大堆雷雨云，宛如一群怒气冲冲的黑牛，蹄声隆隆地从东边的天际滚滚而来。我们做好一切准备来迎接这场暴风雨。它来势汹汹，还伴着闪闪电光。虽然我们知道船帆经受风暴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我们还是让它留在桅杆上。我们已经撑不了几天了，必须得抓紧时间。“太阳”号在狂风中颤抖着，浪头也更大了。这面埃及的风帆前所未有地鼓胀起来，我们又像是骑上了一头野兽。这景象颇有些野『性』或是野蛮之美。黑漆漆的大海上一片白雾茫茫，像是开了锅，白沫四溅。从海面上刮来的水，比天空落下的大雨还要疯狂。浪尖都被大风削平了，“太阳”号飞速前进，从船尾打来的激浪也不如过去那样有力了。可是头顶的海浪仍十分凶恶，船身每隔几秒就会剧烈震『荡』一下，若要打盹，也就只有这几秒时间。 我们只能把自己牢牢地系在船舱和纸莎草捆上，否则到处都潜伏着危险。大量的海水跌落舱顶，船舱越来越往下沉，成了马鞍的形状，直『逼』我们的面门。圣地亚哥被冲出舱外，保险绳还在手里，幸好他抓住了船帆的一角。“太阳”号不时剧烈地晃动一下，我们不得不抓住帆索吊在舷外进行抗衡。厨房的一只箱子已经被打碎了，另一只在桅杆间漂浮着，卡洛赶紧涉水去抢救。无线电也被刮断无法使用了。那只鸭子被一次又一次地冲出船外，幸好拴着绳子，可是在极度混『乱』之中却折断了一条腿，尤利帮它接好了。萨菲在船舱里却是神气活现。大群大群的飞鱼在深深的浪槽里蹿来蹿去，数量之多，是我们过去从未见过的。就在换班前，我听见阿布杜拉『摸』黑在船桥上唱起歌来。一个浪头从后面打落舱顶，阿布杜拉的歌声戛然而止。该轮到我值班了。我看见阿布杜拉高高地站在船桥上，身上系着保险绳，被海水打湿的头发在灯光里闪闪发亮。 “天气怎么样啊，阿布杜拉？”我打趣地问道。 “不错啊。”阿布杜拉毫不泄气地答道。 暴风雨忽大忽小地持续了三天。挂着风帆是越发危险了，但我们还是坚持了两天，“太阳”号在惊涛骇浪里疾驰而行。右舷的纸莎草已经流失了不少，如今只是松松地系在草船的主体上，独自摇晃着。固定在上面的桅脚也随着跳动起来，更往下沉，整个桅杆就更向右舷倾斜过下去。这倒让我们能更好地应付这暴风了，只是右舷的桅脚愈来愈深地陷入松松垮垮的纸莎草捆里去了。乔治和阿布杜拉在桅脚处缝了又缝，生怕它把船底捅穿。桅杆在木底座里不停地跳动，全靠本身的重量和固定船帆的帆索才把它又拉回了底座。由于捆绑右舷纸莎草捆的绳子磨断了好多根，纸莎草捆松开了许多，因此，右舷吸进了无数海水。这一大捆纸莎草变得软绵绵的，弄得我们不知道该将帆索收紧多少才算合适。每当那双脚桅杆往后一甩，船舱两旁的成排帆索就松得耷拉下来，紧接着桅杆猛地向前一扯，这些帆索又立刻紧绷得犹如弓弦，力量之大，要不是有按埃及古法制作的紧紧围住草船作为舷墙的锚链作为保护，草船早被撕开了。单根的纸莎草仍然结实又坚韧，仿佛泡水才刚一天，脱离草船后也仍能漂浮在水面上。但是右舷被缝起来的那一大捆纸莎草如今一有机会就会随意吸水，而且双脚桅的重量全都压在这一边，结果右舷越来越往水里沉了。柳条编织的舱底富有弹『性』，也随着右舷的下沉往右弯曲，倒并没有折断。 我们刚想把诺曼的箱子被砸烂后留下的空隙填补起来，可还没来得及填满，一道巨浪又从柳条的缝隙里冲进来，把他的另一个箱子也打破了。我们身下的箱子一个接一个地裂成碎片。箱子裂得越多，要保住余下的箱子就越发困难了。因为现在这些箱子有足够的空间活动了，它们驮着草褥，两两成对，就像是两艘小船在略显拥挤的港口漂浮着。舱内每卷起一阵回浪，我们的袜子啊、内衣啊就被淹没不见了，接着再从别的地方冒出来。诺曼和卡洛干脆搬了出去，躺在舱前屋顶下的食物篮筐里。尤利还没来得及把身底下箱子里的『药』品腾出来，那两只木箱就被砸破了。碎玻璃瓶、压扁了的软膏管、纸盒、『药』片、『药』膏和试管撒了一地，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现在要是从箱子上掉下来可就危险了，所以我们把褥子、睡袋或其他随便什么东西都塞到缝隙里，来挡住涌进船舱的海水，这样我们才能安全地躺在余下的箱子上。尤利也搬了出去。舱顶中部已经越来越低，离我们的脑袋更近了。我们只得把摇摇晃晃的煤油灯挂到角落里，因为那里要比中间高许多。搬到船舱外面的三个人互相开着玩笑，他们的哄笑声不时地透过薄薄的柳条壁从另一面传来。看来舱内外的人都仍然情绪高昂。 外面狂风大作，电光闪闪，但是我们听不到雷鸣，因为海水轰地一声穿过右舷舱壁冲了进来，在船舱里绕了一圈，又透过右舷舱壁哗哗地流了回去，这些巨大的声响压倒了一切。如今在船尾的船桥上值班可真是苦差事，所以我们尽量勤换岗。船桥右侧的桩子早已随着右舷的纸莎草陷下去了，舵手站立的桥面已经和屋顶的斜坡一样陡了。我们也无法够到右舷的舵柄了，只能守着左舷那个角落，也就是船桥的最高点。但是我们想出了一套办法来掌握航向，这办法极富创意，但也很费力。我们在右舷舵桨的舵柄上系好两条绳子，另一端分别系在一个人的脚上和手上，然后靠那个人在水里前后游动来旋动舵桨。当然，只有在光靠左舷的舵桨无法控制航向的时候，我们才这么干。有时我们把绳子都暂时固定在某个地方，以免使自己筋疲力尽。毕竟最重要的是使那船帆鼓满风。船帆各角的上下角索都系在船桥的栏杆上，万一舵桨无法应付，舵手还可以通过转动帆桁来让船帆鼓满。船桥上铺得满是绳索，而那没入水中的船尾拖在后面，俨然一个变幻莫测的巨桨，使掌舵变得异常复杂。如果我们不再控制草船，任凭“太阳”号在暴风雨中自由地破浪前进，那么最危险的就是桅杆，它定会连根拔起，或者顶穿船底。因为我们的草船已经被海水浸透了，再也不会倾覆，遭殃的只能是桅杆了。 7月14日这天，我们通过无线电与“谢南多亚”号联系上了，它正从巴巴多斯岛向东行驶。他们也遇上了风暴，浪头一直打到快艇二十英尺高的『操』舵室上方。因为这艘快艇无法抵御特大风暴，他们还曾发出“发生危险”的信号，也曾考虑过返航。只是想到我们也同样遭受着风暴的侵袭，而且还在海洋深处，他们才决定继续向东迎着风暴进发的。船长下令以最高航速八节全速前进。这要比“太阳”号快三四倍，但在这样的大风暴中，航速势必会缓慢许多，最早也要一两天才能迎上我们，而且这还必须以我们在同一航线上相对行驶为前提。一个无线电爱好者给我们发来他截取的消息：我们所在位置的三十里远处有一艘商船，万一我们需要支援，可向他们求救。但是我们全都想要由我们自己继续往西驶去，不打算寻求帮助。 半夜1点钟，尤利在黑暗中突然大叫起来，他说帆桁发出了可怕的声响，一定是断了。大家都跑了出来。但是谁都看不出有什么异样，船帆依然挂在一根直直的帆桁上。就在此时，掌舵突然变得异常艰难。整整一夜，我们都挨个轮流值了班，一致认为掌舵从未像现在这样艰难，“太阳”号根本不听舵桨的指挥。直到太阳升起，我们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这还是卡洛发现的。原来我们舵桨的桨片早没了，我们一直在用舵杆掌舵。那根厚厚的、用木材加固过舵杆的舵桨又一次被折断了，像是被巨锤砸断了似的。那桨片早已在黑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尤利听到的那声巨响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握着光秃秃的舵桨拼命掌舵，累得要死，“太阳”号却自顾自向前驶去，只有没在水中的船尾才是它惟一的舵桨。 7月15日这天，风暴达到了高『潮』。船帆再也经不住暴风的冲击了。阵阵狂风猛地向我们投来，换做普通的小船，早就倾覆了。船帆在狂风中的拍打声已如霹雳大作，我们把它收了起来。电光闪烁，大雨倾盆而至。没有了船帆，桅杆只剩下两根光秃秃的桅脚，颤悠悠地竖立着，闪电过处，竟形如一具骷髅。没有了船帆，我们感到一阵可怕的空寂和清冷。我们的速度减缓下来，海浪攻击我们的势头似乎更猖獗了。余下的几个厨房用具箱也都沉入海中。有一个坛子也被打碎了，一时间，只见碎鸡蛋和石灰末在卡洛的腿旁打转。不过，前甲板和左舷还堆满了完好无损的坛子，里面装满了食物，坛口用盖子封得严严实实。香肠和火腿依旧吊在舱顶和桅杆的步梯上。蛋黄倒无所谓，可恶的是我们身边突然冒出来许多“葡萄牙军舰”，伸出长长的、黏糊糊的丝状物，把所有东西死死缠住。我踩上了一个水泡，但没有被蜇到。乔治和阿布杜拉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忙着在被绳索磨断的地方缝补上新的绳索，结果他们的腿都被那丝状物缠住了。他们赶紧用尤利独创的天然『药』物─『尿』彻底冲洗了一遍。阿布杜拉说他一点都不疼。不过他身上倒是有许多被烟头烫伤的伤疤，这是他自己在胳膊上烫的，他想以此来证明乍得人是不畏惧疼痛的。 在风暴最为猖獗的时候，我们只有待在舱外的左舷才最安全，而且这里比较干燥。在这里，我们坐在舱门外靠着舱壁摆放的坛子上。我们的胶卷和贵重的装备都存放在这里，几乎没有我们容身的地方了。那只鸭子和那只猴子现在都待在各自的篮子里，就叠放在我们的私人用品上面。海浪涌入舱内，继续大肆破坏，箱子一个接一个裂成了碎片。到傍晚时分，只剩我和阿布杜拉还能继续睡在舱内，其他人都搬了出去，睡在柳条筐上、桅杆底下，或是舱顶上。而那舱顶已经歪斜得十分厉害，很难支撑两三个人的重量。起初给我们做床板的十六只箱子如今只剩下三只还完整无损，两个是阿布杜拉的，一个是我的。因为我们的箱子最靠近左舷，所以坚持的时间最长。不过，现在也轮到我们了。其实，我腿下面的箱子已经被砸破了，衣服和书本混杂在一起，仿佛粥里的果肉一样在我们周围漂来漂去。我用脚跟小心地把一个箱盖搁在我仅剩的那只箱子边缘，压在自己的腰下，然后翘起双脚，顶着舱顶或是舱壁。这样一来，浪头奔涌而至时，我身下的箱子就不至于被掀翻了。这副景象极为怪异。阿布杜拉跪在舱门口祈祷了一番，然后钻进睡袋，躺在他那两只完好无损的箱子上安然入睡了。我们身边的水流声在黑暗中听起来异常凶暴。一不小心，我的枕头滑落到水里，马上被在舱壁之间回旋的大旋涡吞噬了，这大旋涡什么都不会放过。这里就像是大鲸的肚子，柳条墙就是鲸骨，把食物都拦在里面，只把海水放行出去。我一把抓住漂在水里的枕头，还捞上来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是一只手！不对，是橡胶的手套，就是尤利做手术用的手套，它灌满水胀了起来，就成了手的形状。这太可怕了。我坐起来，把煤油灯吹灭了。紧接着，我的头就撞上了舱顶，舱顶帆布里兜着的一大片水都向我浇了下来。这下子，我小心翼翼护着的搁脚箱盖也掉进了水里。我仅剩的一只箱子也被掀翻了。我爬出舱去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下雨时似乎在舱外更安全一些。船舱曾经是我们温馨的小窝，如今，只剩下阿布杜拉还在下风一侧呼呼睡大觉。 7月16日，离日出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恢复了同“谢南多亚”号的无线电通讯。我不停地转动曲柄，一次又一次地试听，终于听到了“谢南多亚”号上无线电通讯员金属般的声音。他们的船长让我们趁着天还没亮发『射』一些信号弹。风已经停了，暴风继续向西去了，这时恐怕已经登陆了。此间，只有鸭子辛巴达的腿折了，除此以外，我们均未受伤。诺曼取出我们割开救生筏时保留下来的信号弹。可是它们都泡了水，用火柴怎么也燃不起来。我们这时才看到一个标签的碎片上写着：“保持干燥”。我们只得让“谢南多亚”号来发信号弹了。过了一会儿，船长告诉我们，他们的信号弹也点不起来。风暴过后，我们谁也无法确定自己的确切位置，但据我们判断，我们仍在同一纬度上相对而行。 那个无线电通讯员让我们一刻不停地转动手摇发报机，以保证持续发出信号，这样他们才能通过无线电波收到我们的信号。因为，虽然风已经停息，而且大雨平息了汹涌的海浪，但是我们的船都不大，在远处都看不见对方。我们了解到，那摩托艇约有八吨排量，长七十四英尺。我们坐着摇着手柄，注意到海面上又铺上了一层沥青油块，就和以前看到的一样。海水冲刷着草船，又从缝隙中流走，那些沥青块就留在了纸莎草上。我收集了一些作为样本，准备写份报告一并给挪威代表团送去，上呈给联合国。我们在大西洋两岸，甚至大洋中间都发现了这些污染物。 诺曼负责发送和接收信号，不停地摁着那按钮，戴着耳机接听，我们其他人则轮流摇手柄，这时卡洛给我们端上了一些冷餐。他感到很抱歉，厨房无法正常使用了，一半是因为所有的锅都漂走了，一半是因为汽化炉已经沉到了大西洋底。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吃熏肉或是埃及鱼子的话，他总算还留了一把刀。“木乃伊面包”不再定量供应了，味道比以前还要好，不管是抹上柏柏尔黄油和蜂蜜，还是和着油浸胡椒羊『奶』酪一起吃。暴风雨对食品坛子倒是手下留情，它们还都完好无损地堆在柔软的纸莎草上。只有木箱被打坏了，纸莎草、绳索、坛子、皮囊、柳条和竹篾都没什么问题。不管到哪，在与大海的搏斗中败下阵来的都是硬邦邦的木材。 7月16日下午晚些时候，天又放晴了。我们在舱顶和桅顶四处望。尤利在摇无线电发报机，诺曼不停地对着话筒发送我们的信号。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坐在舱门口双手摁着按钮的诺曼，突然双眼直愣愣地瞪着前方激动地说道： “我看见你们了，我看见你们了！你们没看见我们吗？” 大家莫名其妙一言不发地围坐在诺曼身边，突然大家回过神来：他是在对“谢南多亚”号的无线电通讯员说话呀！“谢南多亚”号呀！我们猛地扭过头去。乔治正站在舱顶望，可是方向不对，卡洛攀在桅顶，随着桅杆猛烈地摆动着，相机就挂在胸前。 它就在那儿！它时隐时现，就像是远处浪尖上的一颗白『色』沙砾。当它驶近一些时，我们发现它摇晃得十分厉害。而我们的“太阳”号，虽然备受颠簸，有些残缺不全，但是在浪涛里穿行还是比它平稳得多。简直就是个奇迹!可是我们的确在这里，在西印度群岛外的洋面上相遇了。两艘船一先一后，一上一下地颠簸着向前行。一只大黑鸟在我们头上盘旋起来。鲨鱼鳍也开始出现了，划开了“太阳”号周围的水面。它们一定是追随着快艇，从西印度群岛跟到这里来的。我们都为对方照了相，还摄了像。但是这一切还是迟了一天。因为“太阳”号的主帆在前一天就已经收起来了，再也不能挂起来了。现在只要在桅杆上挂上一小片帆，就会把那薄弱的右舷戳穿。 快艇上放下一条小小的橡皮救生筏。阿布杜拉看见一位与同他肤『色』相同的人前来同我们相会，不禁欣喜万分。他先用乍得阿拉伯语，然后用法语向他大声地打招呼，而那黑人却用英语回答了他，这让他惊讶得目瞪口呆。阿布杜拉在美洲遇上了非洲人，可是这非洲人早已变为彻头彻尾的美国人了。 我们首先把探险期间所拍的胶卷，全部转移到了在水中不停跳动的救生艇上，然后分批划过去，同快艇上的人会面。他们都是欢快直爽的人。这艘快艇十分漂亮，上层结构很高，船身很窄，正因为这个缘故，它摇晃得很厉害。我们在“太阳”号上呆了八个星期，如今站在一尘不染的甲板上反而有些站不稳了。卡洛和吉姆分别负责拍摄对方的小船，他们一致认为在草船上拍摄快艇要容易得多。 船长和海员都是年轻人，大多是临时雇用的。他们全都急切地希望我们转移到他们的船上去，他们就可以立即掉头返航了。但是这不符合租船契约的规定，“太阳”号上必须得有人留守。“谢南多亚”号给我们每人带了四个橘子，还给圣地亚哥带了一盒巧克力。但这些临时凑齐的船员出航时都没有发现，船上的给养主要是瓶装的啤酒和矿泉水而已。所以船长坚持要在食物耗尽前返航，而且还要赶在另一场暴风雨到来之前离开。我们借用他们的救生筏从“太阳”号搬来了整条的火腿、腌羊肉、香肠以及几坛其他食物。“太阳”号上的食物和水还够我们维持一个月呢。 因此，“谢南多亚”号留下来等着我们。“太阳”号左舷仍完好无损，但是右舷已经丢了好些纸莎草，再也不能支撑这三十英尺高且又极其沉重的双脚桅杆了，我们决定将它砍倒。一直傲立船头的桅杆倒入海中，诺曼随之又把两根长十五英尺的桨，上端绑在一起，做成了一个分量很轻的双脚桅，还挂上了一小片临时凑成的船帆。“太阳”号继续前行。7月17日和18日，我们把一切不必要的物品都搬到了“谢南多亚”号上去，而且把纸莎草捆也尽可能缝得更结实一些。卡洛扶着那砍倒的双脚桅在海里游动，乔治则在“太阳”号船底下工作，而尤利负责坐着救生艇在两船之间来回搬运东西，我们其余几个人就负责摆弄绳索和被浸湿的东西，在浸水的船上跑来跑去。这时，水中的访客也越来越多。出现在我们周围的鲨鳍愈来愈多，很像是玩具艇上的船帆，划过我们身边的水面。如果把脸浸入水中，就能看见巨大的鱼影在清澈湛蓝的海水深处缓慢游弋。“谢南多亚”号上的船员开始动手捕鲨。一条六英尺长的长着白鳍的鲨鱼和一条较小的鲨鱼都被拽上船去。我们用“太阳”号上的大米做米饭，就着美味的鲨鱼肝吃，十分可口。另一条十二英尺长的蓝鲨，十分狡猾，怎么也不肯上钩，一直在水中游来游去。 尽管我早就再三嘱咐大家要极其小心，乔治还是把我们吓得魂不附体。他突然跃出水面，攀上“太阳”号被淹没的右舷，差之毫厘，一条巨鲨就会咬去他的双腿。乔治有一条腿还曾被鲨鱼咬过。我禁止他再次下水，直到这些吃人的鲨鱼从我们周围退去。他说如果这样就得等上好久，因为他大概数了一下，约有二十五到三十条鲨鱼正在深水里盘旋呢。这时拿人命来冒险没有任何意义，于是，我们停下了手中缝补纸莎草捆的工作，就让那纸莎草一根根一束束地漂走吧。只要船的主体和左舷还完好无损，即使整个右舷都没了，我们也还能支撑下去。 “谢南多亚”号上收到的天气预报有些不祥，船长的确有充分的理由催促我们登上他们的船一起返航。但是“太阳”号的全体船员一致认定，如果再遇上风暴，待在自己的船上反而更安全些。虽然“太阳”号的舵桨已经双双折断，船桥倾斜得几乎不能站人，要说这船已经无法驾驶，这倒是真的，但是余下的纸莎草捆还能漂浮在水面上，而且还会继续向西漂去，直至被冲上对岸，因为它就像是一个巨型救生圈。而“谢南多亚”号的水泵和两个内燃机之一虽已在风暴中失灵，但也依然适于航行。不过，船长和水手们都很清楚，即使是一场小飓风都可能使这艘快艇漏水甚至倾覆，果真如此，这艘金属质地的快艇必将葬身海底。 我把“太阳”号上的人全都召集起来开会。这是上次我们在非洲海岸讨论是否割开橡皮艇以来又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严肃“会议”。我首先解释道，我个人认为这次试验应该到此结束了。我们已经在草船上生活了两个月，它至今还漂流在海面上。我们已经航行了差不多整整五千公里，等于三千多法定里?，这还没有把我们折来折去的路程算在内。这段距离已经相当于从非洲出航，跨越北大西洋直达加拿大的距离。这证明纸莎草船是可以航海的。我们已经得到了答案。没有理由用『性』命进行无谓的冒险了。 大家都坐着，沉着脸听着。我望着他们的大胡子，望着他们饱经风吹日晒的皮肤，望着他们拉绳索和握舵柄长出的老茧，要求每个人都说说自己的想法。 “我认为我应该继续留在‘太阳’号上，”诺曼说道，“我们的食物和水都很充裕。我们可以用柳条筐和破木板搭成一个平台来睡觉。日子是会不好过，可是用不了一个星期，我们就可以抵达西印度群岛，就靠现在的这块小船帆就能办得到。” “我同意诺曼的看法，”圣地亚哥说，“如果现在我们放弃，不会有人相信乘坐纸莎草船能够抵达美洲的。甚至某些人类学家还会说，关键不在于我们已经航行了多少公里，而是最后还剩下一点路程我们未能跨越。我们必须做到从此岸航行至彼岸。” “圣地亚哥，”我说道，“有些人类学家没有认识到当年的古人世世代代都在使用纸莎草船，而且他们『操』纵草船的本领要比我们强多了。即使我们能沿着亚马逊河逆流而上，他们也不会信服的。” “我们必须坚持下去，”乔治说，“即使你们全都走了，我和阿布杜拉还是要坚持下去的。阿布杜拉，你说是不是？” 阿卜杜拉默默地点点头。 “这是一艘埃及船，我代表埃及。只要还有一束纸莎草能使我把脑袋探出水面，我就要坚持下去。”乔治戏剧『性』地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卡洛询问『性』看了我一眼。 “如果你认为我们应该坚持下去，我就坚持下去，”卡洛『摸』着自己的胡子说道，“由你来权衡吧。” 尤利一直呆呆地坐着，眼睛瞪着前方。 “我们是七个共患难的好伙伴，”他终于开口说道，“我们要么就全都坚持下去，要么就全都到此打住。我死也不同意分道扬镳。” 这对我而言真是个痛苦的抉择。他们都愿意继续坚持下去。也许我们都不会有事，可是一场暴风雨就可能把我们其中一个人卷入海中，这太不值得了。我之所以进行这次试验是想寻求答案，而现在我们已经找到这个答案了。我们这艘纸莎草船，虽然船尾有问题，货物堆放得也不对，又是由一群毫无经验的水手来驾驭，而且没有谁能给出警告或是忠告，但是却在开阔的大海上曲曲折折地航行了八周，经受住了一场特大的风暴，人畜均安然无恙，重要的货物全都完好无损。如果以我们的起点─古代腓尼基港口萨菲为中心，以我们航行的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圆，那么，这个圆将会把莫斯科和挪威的最北端都包括在内，而且会穿过格陵兰中部，跨过纽芬兰、北美洲的魁北克和新斯科舍?，还恰好够到南美洲巴西的顶端。如果我们不是从萨菲出发，而是由非洲西海岸的塞内加尔出航，这段距离已经相当于我们穿过大西洋并追溯到亚马逊河源头的直线距离了。大西洋最窄的地方只是一千九百英里宽，而我们航行了三千英里，见好就收吧。眼前这两艘船，各有各的弱点，同向西驶去，而将要穿越的这片海域正是飓风的发源地。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一年第一个飓风─安娜飓风已经在我们刚驶过的海域上出现了，而且正气势汹汹地朝西印度群岛的北端肆虐而去。我们的目的地是群岛的南端─巴巴多斯。我们同样也不知道，美国巴巴多斯海洋气象实验项目派出调查的飞机，在飓风开始形成之时就发现了它，同时飞机还发现巴巴多斯上空的最高气层中夹杂着来自撒哈拉的细沙。而我们的前方和后方，都有从非洲海岸来的沥青块朝中美洲海岸漂去。这就是“太阳”号的结局，同这些自然因素一道，独自朝着前面的热带陆地驶去。 我该如何抉择？ 第1卷 第十一章 有志者事竟成 一阵莫名的忧虑和不安袭来，我从睡梦中惊醒，一把抓住床上的褥子。四周都在摇晃、起伏。船底，海水奔流不息。这分明是在夜晚。我是在做梦吗？难道“太阳”号的航行没有结束？船尾被淹，桅杆被砍，难道这只是一场噩梦？要不然，我这是在梦魇中觉得自己还没有离开那岌岌可危的草船？有那么一会儿，我真的糊涂了，分不清眼前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太阳”号的航行其实已经结束了。我自己也起过誓，再也不干这种事情了。可我现在还是在船上，四周的景物依然，柳条舱、低低的宽舱门，舱外刮着海风，汹涌的海浪在夜空中跃起，在月光下现出黑白相间的条纹。前面，埃及大帆依然矗立，在双脚桅杆上绷得紧紧的，可这桅杆是我们亲手砍倒的呀；后面，草船细长的尾巴打着优雅的弧线，在我们面前高高翘起，可我们却曾亲眼见它没入布满白沫的海水中。我累得半死，两个胳膊都痛得要命。我刚坐起来，诺曼就爬了进来，用手电筒先照了我一下，然后又照了照我身旁那个从睡袋里伸出的长着红胡子、满头『乱』发的脑袋。 “托尔，卡洛，换班啦，轮到你俩了。” 我拿起自己的手电筒，朝四周照了照。其他人都躺在那里，跟以前一样挤得满满当当，事实上，比以前还要拥挤。因而，当诺曼跑到对面的角落，想找块地方躺下睡觉时，这些人全都翻了个身：卡洛、圣地亚哥、尤利、乔治。可是，挤在他们中间的那个脑袋却有些陌生，有着亚洲人的脸形和一头直溜溜的黑发。那是启，日本人小原启。咦，他怎么跑到“太阳”号上来了？我躺下身去拽裤子，因为船舱太矮，根本没法直起身来，连坐起来都很困难。这个船舱比“太阳一号”还要低。我现在明白过来了。这是“太阳二号”。我又从头再来了。我们再次从非洲出发，现在还没经过朱比海角呢。在外面黑漆漆的船桥上等人接班的也不再是阿布杜拉了，而是另一个非洲人，一个皮肤黝黑的纯正的柏柏尔人，全名叫玛达尼?艾特?奥哈尼，我至今对他还不太熟悉。 “卡洛，快起来，你刚才占了我半个褥子，现在又压住我的衬衣袖子啦。” 船桥上冷极了，不过倒还平静。玛达尼扯下他的柏柏尔头巾，告诉我如何『操』舵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开陆地，又不至于让向岸风将巨帆拧成麻花。卡洛接管了望的任务，提防陆上和来往船只的灯光。我们觉得四面八方都潜藏着危机，直到再次远离撒哈拉海岸沿线危险的暗礁，躲开来自环非洲航运线上繁忙的船只，才算有些放下心来。 可是，这一切以前我都经历过了，现在不过是冒险再重复一次而已。上次我们顺利经过了朱比海角，没有遭遇船毁人亡的厄运。如今，我们又来到此地，再次驶入吹向海岸的劲风之中，弄不好就会前功尽弃。这次我们为什么不从朱比海角以南的地点启航呢？这样起码可以减少些危险啊。为什么又造了一艘“太阳”号？为什么我又要把这本厚厚的航海日记从第一页写起？我能回答吗？ “这次无论如何都要成功，”卡洛坐在舱顶喃喃地说道，“到巴巴多斯的最后几英里航程，我们非完成不可。” 是他和其他同伴说服我从头再来的吗？因为我们少航行了几英里就没有说服力了？还是好奇心在作怪？抑或是想弄个明白：我们曾试着按照数千年前的古墓画来建造和驾驭草船，虽然失败了，但有了这种实际经验，我们再造一艘更好的草船，是否就能横越大西洋了呢？也许，两种原因都起了作用。不可思议的是，从“太阳一号”着陆到“太阳二号”下水，中间只隔了十个月时间，卷土重来的想法就逐渐形成。这期间我见到了更多的草船，就是从地中海内陆直到大西洋，在古代文明迄今仍有残存的地方。 意大利撒丁岛西南沿海的奥里斯塔诺沼泽中，有一个很大的盐水湖，我和卡洛?莫里跟随当地的渔民，登上他们祖传的叫做“法索尼”的草船，用三个叉头的鱼叉去捕鱼。几座古塔坐落在周围的群山之中，景『色』十分动人。好一派昔日风光！考古学家认为，其中最古老的古塔遗迹大约建于公元前3000年，其建造灵感源于地中海的内陆盆地。可是在撒丁岛上，这种建筑风格却延续了好多年。当地的渔民将我们带进一座保存得最为完好的圆锥形石塔，巨石壁上虽然长满青苔，但在历经了几千年的战争和地震后依然完整如初。我们『摸』索着钻进这座巨石建筑狭窄的入口处，打开手电一照，我立刻觉得这个地方似乎有些眼熟。我以前就见过这种又高又窄的甬道，整体呈螺旋状，一圈比一圈小。巨大的石壁向内倾斜，似乎朝我们压将过来，在我们头顶上拢成一个高高的尖顶。和我以前看到过的一样，这里也有一个很矮的走廊，同那盘旋而上的梯道相交。再往里走，就是一个很窄的甬道，从这里沿着旋梯拾级而上，就能穿过石壁的中心，到达塔顶的望点。 如此的神奇！这座古塔的结构非同一般，可是，玛雅人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在尤卡坦半岛上建造的天文观测台─著名的契晨─伊特萨“旋梯”，其构造却是和它一模一样。这座天文观测塔旁边的玛雅金字塔内，就保存着金发水手在海滩上同黑人搏斗的壁画。难道这二者之间有着某种不为人知的联系吗？那么，师从古奥尔梅克人的玛雅建筑工匠们是否也建造了类似撒丁岛古塔的典礼观望塔呢？ 站在这座观望塔的望点上，我眼前的景象，几千年前的撒丁建筑师们也一定见过：远处的拍岸浪正把雪白的浪花洒进这盐水湖中，一排排獠牙形的草船支在岸边，在地中海的阳光下曝晒。地中海，人类海上冒险的发祥地，深海航行的起源地，它就是通过永远敞开的大门—赫拉克勒斯海峡同外部世界相连的。我们知道，地中海的这片水域曾推动了古代文化的传播，从小亚细亚和埃及的交汇处，一直传播到克里特岛；再从克里特岛传播到希腊；从希腊传播到意大利；从腓尼基水手的故土传播到利克索斯，以及直布罗陀以外其他的摩洛哥殖民地。这至少发生在公元前一千多年。 在地中海内陆这块文明发源地，草船是人类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尼尼弗古代浮雕中所绘的草船，科孚岛上的希腊渔民至今还在使用。不过，造船的原料并不是纸莎草，而是一种特大的茴香茎，当地叫做“papyrella”，与纸莎草的名称“papyrus”十分相近。但是现代的科孚人却对纸莎草这种植物和它的名称一无所知。我们还发现，撒丁岛上的意大利渔民也使用草船，但用的是另一种芦苇。我们站在古塔上看到的正是这种草船，而我们身处的古塔却不知为何人所造，但他们定是来自这片历史悠久、曾孕育文明的内陆地区。早在远古，就已有不知名的航海家探索过这片海域。失落的文明，失落的古船。难怪大预言家伊赛亚曾提到，使徒们乘坐草船跨越海洋来到圣地。 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科孚、撒丁岛、摩洛哥，对了，甚至摩洛哥，都使用草船。当我发现撒丁岛至今还沿用古代的草船，脑子里就立刻联想到摩洛哥过去曾使用过的草船。“根本没有什么草船，我们只有木板船和塑料船。”这就是卢库斯地区行政长官在电话里给我的明确回答。可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此地还有关于草船的报道呢。当我回到摩洛哥建造“太阳二号”，一想到自己轻信了他的回答就感到懊悔不已。我们的好朋友，萨菲的帕夏，把他的汽车和翻译借给我用。我们沿着平坦的公路，来到卢库斯河口的大西洋港口拉腊歇。在这座现代化的小镇上，除了去年有一辆拖车载着一艘巨大的草船沿着公路开往萨菲外，谁也没有听说过什么草船。我们没有在城里耽搁时间，径直朝渔民码头驶去，那里有几位老海员正坐在鹅卵石上补渔网。 “芦苇船？你们是说‘玛地亚’吧？当然有！” 有一个柏柏尔老人给我们当向导，我们很快上路了。我们花了两天时间，想把汽车开进稀疏的软木林，寻找隐蔽在林中靠近海边的居利欧小村。但最后我们还是靠步行找到了路。由于没有柏油马路，也没有简易机场，这里虽和现代的非洲相隔不远，却还是石器时代的模样。房子还是独特的棚屋，墙是用树枝搭起来的，外面糊上一层泥巴，屋顶铺着用来造船的芦苇。筑着大鹳鸟窝、铺着芦苇的屋顶，在仙人掌做成的『迷』宫般的篱笆后面，隐约可见。村里到处都是山羊、狗、孩子们、小鸡和老人。有的人全家都是金发碧眼，有些则完全是黑人模样。在这里，一点也找不到阿拉伯人曾移民摩洛哥的蛛丝马迹。我们眼前的就是摩洛哥本土混血人种。他们本是“身份未明”的民族，但为了方便起见，这些黑人和金发碧眼的人都被统称为“柏柏尔人”。一位身材高大的黑人赶走了狗群，领着我们穿过仙人掌篱笆，就是这篱笆把这个被太阳炙烤的小小王国与大海、河流以及长有软木树的零星牧草地隔绝开来。 “玛地亚？当然有。”所有的老人，无论是背驼须白的老头，还是牙齿脱落、干瘪皱巴的老妪，都知道在卢库斯河口曾用过两种草船，一种叫做“沙法特”，一种叫做“玛地亚”，只是近几十年才废弃不用的。两位老人赶紧做了两个模型：一个是“沙法特”，船尾用刀削平，是在河里运货用的；另一个是“玛地亚”，船头和船尾都向上翘着，可以用于出海冲浪，而且想要多大就可以造多大，因为造船的芦苇“克哈克”扁平且薄，据说能漂浮好几个月。老人们做了一艘“沙法特”样船，跟普通床一样大小。五个人跳上船，在我们面前划来划去，以显示它的浮载力是多么不可思议。 我们来到卢库斯河口。这里同撒丁岛一样，巨石建筑的遗迹俯瞰着草船出没的水面。这就是巨大的利克索斯废墟。说真的，若不是为了寻访草船，我是不会到利克索斯来的。这座古城的废墟，无论对其他考古学家，还是对普通的摩洛哥公民而言，都很陌生。研究埃及和苏美尔的专家，更不用提那些研究古墨西哥的专家，对非洲的大西洋沿海一带都知之甚少，对卢库斯河旁的遗址更是一无所知。只有两三个专攻摩洛哥的考古学家才有时间和办法进行小规模的试挖，并发现了建成利克索斯古墙的巨石。我来到这处古迹也实属偶然：为了寻找造草船的村庄从拉腊歇来到软木林，沿途看到了高处的古迹。从宏伟的古迹到存留下来的古村落，中间不过几英里之遥，但是从建筑物的大小和比例以及文化水平来看，都存在极大的差别。这让人联想到之前在这个地区建造的草船到底有多大。只有在卢库斯河口，也就是在卢库斯河流经巨石古迹的地方，草船才沿用至今。罗马时代的大货栈从山脚下的淤泥中出土，见证了那些久远的年代，当时利克索斯是大西洋上迎接地中海水手的主要口岸。 草船将我引至利克索斯。没有什么景象比这更让我吃惊的了。大西洋就在眼前，连绵不绝的非洲大陆就在身后，一直延伸到埃及，与腓尼基和美索不达米亚为邻。那些远道而来的小亚细亚人早就来到这里了，他们从地中海的内陆出发，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沿着非洲西海岸南下，带着『妇』人和儿童、天文学家、建筑家、陶瓷工匠和纺织工匠，来到这里定居。后来，罗马人也经由直布罗陀海峡远游至此。这片土地的确历史悠久。这座城市坐落在大西洋海岸线上，它如此古老，罗马人把它称做“永恒之城”，把它同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众神之首赫拉和宙斯之子赫拉克勒斯联系起来。 这最古老的城墙，虽然大部分都被埋在腓尼基人、罗马人、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瓦砾之下，但足以激起任何人的无限遐想。当年，无数巨石被开采出来，运上这座山顶。这些巨石虽被切割成形状和大小不一的石块，但全都方方正正，互相咬合得非常好，宛若一幅巨大的拼图。有些石块缺了口，表面呈十面体或十二面体，而不是长方体，但它们之间仍能吻合得很好。这项特殊的石工技术，无人知晓，也无人能模仿。从复活节岛到秘鲁和墨西哥，再追溯至非洲的几大文明和地中海内陆，这种技术就像是刻在石上的签名，哪里有草船，就出现在哪里。奥尔梅克人和前印加人都熟练地掌握了这门技艺，几乎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与古埃及和腓尼基人不相上下。可是不管是维京人还是中国人，不管是黑人还是草原上的印第安人，都对此一窍不通。现代的学者也是如此。如果指给他们一个山坡，让他们去开采石块，并按照上述原则砌成石墙，他们便会茫然不知所措。即使给他们提供钢制的工具和图纸，让他们如法炮制，他们也束手无策。 在这座永恒的太阳古城中，我徜徉在半埋入土的『乱』石堆间，领略着精妙绝伦的石工技艺，顿时觉得美洲和地中海东岸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许多。而利克索斯地处两地的中点，就是这两个地区的纽带。地中海东岸文明早在公元前几个世纪就传播到了这里。这里的殖民者和商人们装备精良，准备充分，南下越过险恶的朱比海角，来回航行，小心地与非洲沿海的悬崖保持着安全距离。而这期间，蓄着胡子的奥尔梅克人恰好也出现在大西洋彼岸，忙着开垦丛林中的空地。就在地中海地区的石匠通过直布罗陀海峡，源源不断地来到非洲沿海一带的时候，那些来历不明的奥尔梅克人也开始向几千年来一直流浪于荒野的印第安人传授石工技艺和其他文明。就在这个河口，虽然岸上各种木材十分充裕，这种最为典型的草船制作技术却被保存了下来。这里的洋流也一直未变，依旧汹涌澎湃。一年中我们已经是第二次落入这股洋流的掌控之中了。 我又用力向外划了一下沉重的舵桨，最大限度地避开朱比海角的暗礁。在利克索斯时期，有多少船只也曾和我们一样，想要奋力避开这里的暗礁。绕过这里，非洲大陆就转而向南延伸，直至巴甲多海角下的腓尼基殖民地区。 “这次的舵桨该能支撑到底了。”我拍拍手里的粗木桨，笑呵呵地对卡洛说道。另一侧的舵桨则用结实的绳子固定好了。我们上次用的桨轴都太细，一点儿都不结实，一遇上海浪就全部折断了，因而使“太阳一号”的航行变成了海上漂流。 这回船身也比上次结实得多。我们又一次去到尼罗河的源头采集造船用的纸莎草，因为这次我们是在摩洛哥建造“太阳二号”的，但是那里稀稀落落的纸莎草根本不够用。我和阿布杜拉都没法到乍得湖去找穆萨或是奥玛了，因为沙漠地区又发生了暴『乱』，法国伞兵部队已经对整个地区实施了戒严。此外，事实证明，这两个中非人造出来的草船在海里航行时间一长就经受不住考验。刚过了两个月时间，我们右舷的纸莎草就差不多丢光了，船尾也慢慢地沉进了水里，任凭海浪把船舱冲来冲去，像一把锯子似的把绳子统统锯断了。我决定试试别的造船工，能够依照地中海地区的古法造出结实的草船来，船尾与船头一样高高翘起。而南美的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印第安人就是这样造船的。这种草船同古代尼尼弗和埃及文物上的图画相比，还有一处显著的共同点：船上有一条绳子兜过船底，把全部的纸草都拢起来，整条船就成了一个大捆。 跟中非流传下来的造船术相比，南美印第安人使用的造船方法与古地中海地区的技艺更为接近，这一点的确让人心生好奇。这也许是因为乍得湖的布杜马人从来没有同古代文明有过密切接触。可是，的的喀喀湖的克丘亚印第安人和艾马拉印第安人都有过。而且正是艾马拉人的祖先帮助修建了阿卡庞那金字塔和蒂亚瓦纳科的其余巨石建筑。蒂亚瓦纳科曾是南美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在印加时代以前就屹立在的的喀喀湖岸上。也正是艾马拉人用草船将巨大的石块运到湖上，并且告诉西班牙人，在他们的祖先时代就有白皮肤的大胡子出现，指导他们兴建这个巨石建筑。当初这些大胡子出现的时候，就是乘着这种类型的草船来的。艾马拉印第安人从未学会如何做石工活。然而，他们却学会了如何制造草船，以便在湖上打鱼，而且一直沿用到今天。 “太阳一号”所有的成员都表示愿意参加下次航行。圣地亚哥又一次离开了墨西哥大学，这次是去的的喀喀湖寻访造船工匠。在亚的斯亚贝巴，我的联络人马里奥?布斯基应我的要求，把他的埃塞俄比亚助手派到塔纳湖上，采割回来十二吨纸莎草。埃塞俄比亚的纸莎草和玻利维亚的造船匠都被秘密地送到摩洛哥，在此地秘密地造船。这样一来，我才有时间安安静静地写完关于“太阳一号”的章节，这才能负担得起下一次航行所需的费用啊。十二吨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纸莎草，是以“竹子”的名义，绕过半个非洲运抵萨菲港的，卸货完毕这批“竹子”就销声匿迹了。四名纯血统的艾马拉印第安人和他们的玻利维亚翻译，在圣地亚哥的陪同下在卡萨布兰卡的机场着陆，随后也不见了踪迹。除了萨菲的帕夏和一些最亲近的合作者以外，谁也不知道要在摩洛哥制造第二艘“太阳”号。 5月6日，萨菲市立幼儿园的高墙突然倒塌了一段。从棕榈树和花丛中，轰隆隆地开出一辆推土机，后面跟着出现一艘用花梗制造的小船，宛如在青枝绿叶中天然生成的一般。 “太阳二号”诞生了。 它慢慢地穿过碎石『乱』砖，犹如一只破卵而出的大纸鸟。它就坐在拖车上，庄严地驶进窄弄小巷。穿着兜头的上衣、戴着面纱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蜂拥而至，在一旁围观。警察一路开道，打着赤脚的小孩也跟着列队手舞足蹈。兴奋的园丁和电工攀在树枝和电线杆上，甚至站在一架红『色』活动梯的顶端，防止船头或是船尾被树枝刮着，或是碰到电线而起火。当它颠簸着跨过铁路，停放在码头的时候，当局的官员才放心地喘了口气。 “我命名你为‘太阳二号’。”帕夏夫人阿伊恰说道。在草船划进水前的一刹那，她又一次把羊『奶』泼在干燥的纸莎草船上。 “好哇！”码头上拥挤的人群鼓掌叫好。这艘奇特的船冒着气泡，浮在水面上，就跟一只玩具纸船似的。许多人都认为这船肯定会倾覆，至少会摇摇晃晃，因为它完全靠手工制造。但当我们看到它稳稳当当地浮在水面时，心里感到极大的快慰。拖船上的船夫们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好哇！” 刚刚喝完彩，人群中突然传出一声绝望的尖叫：“停下来！”“帮帮忙！”“啊呀，啊呀啊呀！”怎么回事？只见拖船上一阵慌『乱』。原来，一阵狂风从山那边刮来，把草船吹得直打转，脱离了拖船，以极快的速度径直朝十二英尺高的石堤撞去。惊慌的号叫声，法语和阿拉伯语的命令声，顿时响成一片。许多人用双手捂住脸，摄影师们则拿着照相机，纵身跳进浅水中。这刚刚诞生的婴儿就这样旋转着，用冲刺般的速度朝石堤全速前进。砰！纸莎草船那弧线优美的船尾猛地撞在墙上，羽『毛』般地弯折下来，真叫人一阵心紧，心如刀绞。船尾，这次它应该是坚不可摧、完好无损才对呀。突然，船身调转过来，在浪尖上疯狂起舞，在石壁上碰来碰去，谁也没法让它在狂风中停下来。对“太阳二号”的实验似乎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竖琴般的船尾竟如同弹簧一般富有弹『性』，船身撞到石壁后竟像皮球似的弹了回来，一次，两次。要是一只木船早就分崩离析，沉入海底了。而“太阳二号”竟安然无恙，只是在外皮上磨了一层灰斑。随后，拖船上的船夫终于抓住了草船上的拖缆，“太阳二号”在拖缆的牵引下欢快地驶向码头，那双腿桅就要从这里运上船去。草船随着风儿左右摇摆，犹如一只振翅欲飞的纸鸢。 我站在船桥上『操』舵，回忆起船下水时的情景。我不由得琢磨，要是现在撞上那雾霭中的暗礁和岩石，这皮球似的家伙也不会轻易下沉，那样一来我们倒是能捡回『性』命。它密实又坚固，在海水中不会弯折分毫。“太阳一号”扭动得像条海蛇，“太阳二号”则硬得像个棒球。船上的每个人都为印第安人高明的设计而惊叹不已。那完美的线条，那天才的技艺，将所有的结构难题迎刃而解。这可是他们祖传的遗产。这古老的技艺虽未引起学者或是民众的注意，但我们的研究和试验已经证明，只有的的喀喀湖畔的草船才与古地中海浮雕中的船型和捆绑方法完全相同。其他所有的造船法都将草船捆绑成月牙形，松垂下塌，最终给绑船的绳索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建造一艘凑合用的草船也容易，但这种月牙形草船必然经不起海洋中的狂风巨浪。而这几位印第安人所用的方法看来简单，却十分精巧，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民族或个人能够模仿，非得有人传授并通过大量的实践才行。 这四位沉默寡言的印第安人分别是德米特里奥、约瑟、裘恩和波林诺，他们的玻利维亚翻译名叫泽巴罗，话也不多，是拉巴斯一家博物馆的馆长。他们同一群摩洛哥助手一道，有条不紊地将“太阳二号”的建造工作组织了起来。他们如此寡言少语，我不得不放下手稿，不时紧张地朝帐篷外察望，却见到造船工作正在棕榈树间全速进行着。他们彼此间打着各种手势，偶尔也用艾马拉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简短地咕噜几句。 几个印第安人先将两大捆凌『乱』不堪的纸莎草堆起来，分别用薄薄的纸莎草席裹住。在绳索没有拽紧以前，这两个长达三十英尺的并排的圆柱体显得十分粗大，不用脚手架就根本爬不到顶。在这两者之间，又捆起一卷纸莎草，与二者平行，长度也与它们相等，但要细得多。然后把那两个较粗的纸莎草圆柱体箍在较细的纸莎草卷的外面。他们先用一根几百码长的绳子，螺旋形地捆起一头，再用另一根绳子捆起另一头。使劲一勒，那外层的纸莎草捆，同里面的纸莎草芯就挤到一起，沿着中轴，紧密地连结成一个坚实的船身。这几根绳子，没有交叉，没有打结。剩下的事，就是按这种方式延长船身，以形成船头和船尾了。最后再在船里的两侧各绑上一道香肠形的草捆，以增加船面的宽度，并挡住船身两侧的激浪。他们又绑上了十根横梁，作为船舱、船桥桩子和双脚桅的基底。这样“太阳二号”就完工了，长三十英尺，深六英尺，中间宽十六英尺。船舱有十三英尺长，九英尺宽，刚好能容八人，一边四人，但必须头并头，脚并脚，像埃及木乃伊一样僵直地躺着。“太阳二号”不但比“太阳一号”短十英尺，其横截面也显得更圆，因而也就更为纤巧。工地上大约还剩下三分之一的纸莎草，想到这些鲜活的纸莎草就这样浪费了，我心里感到一阵惋惜。但无论我们怎样厚酬相诱、好言相求，就是无法说服我们的艾马拉朋友再为草船多加一根稻草，再为草船多加一天工。他们坚持不肯让步，没有半点回旋的余地。他们要马上离开，回到的的喀喀湖，回到久别多日的妻子身边。 “祝你们一路顺风，欢迎你们到苏里圭岛?来。”当花园的高墙被夷为平地，他们的杰作也从视野中消失时，德米特里奥摘下头上的针织帽，亲切地对我们说道。 “苏里圭岛？”我们全都疑『惑』不解。 “嗯，就算不去我们的那座小岛，只要你们到的的喀喀湖来，我们一样竭诚欢迎。” 显然，艾马拉印第安人对地理知识不甚了解。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大西洋的彼岸建成了“太阳二号”，更不知道他们的家乡是一个海拔一万二千英尺的湖泊。但他们会造草船，即使是当今的工程师、模具师或人类学家也无从仿效。 “硬得像块木头。”卡洛说道。一艘灯火通明的货船轰隆直响，紧贴着我们开了过去，我们两人都松了一口气。“硬得像块木头，而且它一直在下沉。”卡洛接着说道。 “不会一直这么沉下去的。主要是船上载的重量太大了，吃水线以下的纸莎草量却不多。” “诺曼认为如果我们像《圣经》里说的那样，把所有的纸莎草都涂上沥青就好了。” “不必如此，”我说道，“吸水的只是纸莎草的断头。所以这次，我们把大部分纸莎草的末梢都放在沥青里泡了泡。” 但实际上，连我也开始怀疑，当初是不是真的应该把整艘船都涂上一层厚厚的沥青。要是这样，我们现在决不会下沉。古埃及人一定是把沥青涂在了纸莎草席的内面，要不然那些壁画上的草船怎么不是黑『色』的，而是绿『色』和黄『色』的呢？ 在“太阳一号”的航行结束之后，有几位教士曾给我写信。他们说《圣经》里的诺亚方舟就被涂上了沥青，还有摩西当年被放在尼罗河中漂流时所用的草篮，也被他母亲涂过了沥青，最后才得以被法老的女儿发现。这种说法并非毫无依据。古代埃及和小亚细亚都曾广泛使用过涂抹沥青的方法。但是，从“太阳一号”来看，只要绳索坚固，捆绑紧实，即使不涂沥青，草船也照样能漂浮。 再看看绳子。建造“太阳一号”时，我们用的绳子要粗得多。穆萨和奥玛将几百根短绳绑成独立的线圈，并让它们环环相扣，即使断了几根也不会影响到整体。乍一看，印第安人打绳的方法似乎不太合理。他们就用一根细绳，打成螺旋状的线圈，从船头一直绕到船尾。不仅如此，他们还拒绝使用超过半英寸粗的绳子。他们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绳子受力均匀，即使断了也不会松开，因为『潮』湿的纸莎草会把它卡住。他们的话靠得住吗？可除了他们，我们又能信谁呢？船上的每个人都很清楚，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们本可以继续使用乍得人的造船方法，做一些必要的改进，这样就不用重新冒险了。而这时，那根『性』命攸关的“弓舷”也已经安装好了，从弧形船尾一直拉到船舱后的甲板。这次，我们有经验多了，把所有的行李全都集中到左舷。不过，“太阳二号”的很多『性』能还尚待检验。让我们害怕的不光是那根把我们所有人的『性』命都拴在了一起的又细又长的绳子，会不会在汪洋大海中突然断裂，而是“太阳二号”剧烈地摇晃，使我们既站不住也坐不稳。而出航的第一天，我们本想装上扶绳，因为船边什么都没有，我们的船在海面上飞速行进着，一旦摔倒，很容易掉进海里，但最后也还是作罢。 我们的船浮力十足，乘风破浪，第一天就航行了九十五海里（一百七十七公里）。除了稳住巨帆，我们什么都没干。有一次，一阵狂风袭来，把两根帆脚索从我们的手中刮跑了。还有一次，两根帆脚索双双被风刮断。顿时，这面长达二十六英尺、上宽二十三英尺、下宽十六英尺的巨帆变成了一面悬挂的长旗，在狂风中扑动翻卷，我们以为整条船都要散架了。当天夜里，我们就驶过了摩加多尔的小岛，距离非常近，我们隔着小岛都能看到大陆上的每一盏灯火。有一家腓尼基染『色』厂正位于此岛。第二天，从撒哈拉海岸吹来的暴风异常猛烈，我们只好把船帆放了下来，当时，只要一不小心就会把那又高又细的船头砸碎。到了第三天，风停了，完全停了，我们根本无法航行，最后只好躺下来，无助地叹气。这时，非洲海岸已在一片浓雾中逐渐消失。我们在那沉重的舵桨上又是拧又是拉，还在那面松弛的巨帆的角索上使劲地拽，竭力避免舟毁船亡的覆辙。我们很明白，只要来一阵小小吹向海岸的风，我们只需几个小时，就会撞上岸边的悬崖。幸运的是，从海岸上吹来几阵和风，特别是在夜间，几阵微风刮来，再次将我们安全地带离了海岸。 可风还是没有刮起来，到了第四天，海面上竟然风平浪静了。 “我们是在下沉吧。”大家议论纷纷。这一点，在平静的海面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整艘船以每天至少四英寸的速度下沉。我们有点措手不及，因为在“太阳一号”上从未发生这样的事情。印第安人的螺旋形捆绑法难道还将纸莎草绑得不够紧？要么，是这次的纸莎草出了问题？ 圣地亚哥拿着铅笔和纸在船上走来走去，他在搞一个不记名的民意测验，看看有多少人认为我们会平安地横渡大西洋。除了我以外，还有另一个人持乐观态度。他是谁呢？也许是诺曼，因为他总是说，只要我们安全渡过朱比角，哪怕让这艘船自己航行，也能抵达前方的美洲。也有可能是卡洛，因为他对“太阳一号”已经倾慕得五体投地，“太阳二号”更是让他觉得完美无缺。 我们以惊人的速度下沉着，要不是洋流推动着不断下沉的草船，我们几乎要原地不动了。也就是在这天，乔治带着一脸异常严肃的表情，跑来跟我说，军需官圣地亚哥和厨师卡洛都认为，我们带到船上的食物和淡水太多了，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都应该扔掉。于是，他拿起一个羊皮囊，打开囊口，把淡水倒进了海里。 “这可是我们的饮用水啊！” “我们要实行淡水配给制，否则，不等驶过加那利群岛，我们早就全军覆没了。这次，无论如何也要成功！” “快动手把东西扔进海里吧，多好玩啊。”圣地亚哥想开个玩笑，但语气却显得异常做作。 “我们必须把那些不容易熟的食物扔掉，”卡洛几乎是带着庆幸的口气说道，“这次带来的普里默斯炉太糟糕了，一只已经烧裂，另一只也不太好使。” 尤利把头伸出船舱外，脸上的表情极为严肃。在他身后，我看到玛达尼一言不发，眼里满是焦虑和疑『惑』。小原启站在船桥上，如同一尊神秘的瓷器雕像，一点也猜不出他心里在想什么。诺曼则忙着测量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我们正在下沉，”尤利声音低缓地说道，“上次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沉下去就再也浮不上来了。我们必须把能扔的东西都扔掉，赶快！” 诺曼一声不吭。气氛十分紧张。没有一丝风，草船的浮力也不够。这样的状况上次怎么没有发生呢？那些国内的纸莎草专家说我们的船只能漂浮两周，上次他们说错了，难道这次他们的预言即将应验？其实，我们有意让草船在萨菲港的海水里浸泡了十天，好让它吸饱水。草船带着长长的尾巴，本来就头重脚轻。这样一来，它就不会翻个底朝天。我们四天前离港出航，到现在为止，整整过去了两个星期。而纸莎草船已经有一半没入水中。 “我们把前舱的两只芦苇船扔了吧，”诺曼建议道，“这次，有那只三人橡皮筏跟着我们摄像，我们就用不着什么救生船了。” 我们刚把一个装有便条的瓶子系到那条较大的芦苇船上，人们便急着把船推进了海里。另一条船掉进水里的速度太快，我们还没来得及给它系上任何东西。永别了。只见它们顺着吹向岸边的微风，像气球一样朝海岸漂去。当时，我们一点也没想到，几天后，那张装在瓶子里的便条竟被荒寂的撒哈拉海岸上一位哨兵发现。我们的船浸泡在海水中，任凭洋流带着我们漂『荡』。 一大袋马铃薯也被扔了下去，因为马铃薯要很长时间才能煮熟。随后是两坛子米、面粉、玉米，还有不知两袋子什么东西和一个柳条筐。饿肚子总比沉入大海强。喂鸡的谷子也扔掉了大部分。然后是一条大梁、木条和硬木板，本打算用于拼接修补的。接着又是装得满满的坛子。玛达尼睁大双眼，焦急地看着我。小原启咧嘴苦笑，抬头仰望着船帆，依然不『露』声『色』。一大捆绳子被扔进海里。一块磨石，一把锤子，乔治那根修船用的大铁钉也永远地消失在海底了。我们四周满是书和杂志，漂浮在平静的海面上，有些才刚刚撕开包装。这一切，都经过了我同意，但从心底我是强烈反对。前方还有几千英里的航程，而我们不过才刚刚离开陆地而已。照这样的速度，我们要在路上走好几个月，得有足够的食物和必要的物资才行啊。可他们说得对。我们正在下沉。是什么原因？会一直沉下去吗？我试着首先说服自己，然后再使别人相信，只要水下的纸莎草达到一定的数量，所产生的浮力足以抵消船身货物的重量，我们的船就会停止下沉。这些货物都是我们在5月17号起航之前仓促堆放到船上的。今天是5月20号。我们的船仍然在快速下沉。 我们原本在桅杆前的纸莎草上绑了一块小小的木头甲板，尤利毫不犹豫地将它拆了下来。这块甲板曾给我们带来不少欢乐。昨天，当我们躺在船面，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随波漂流时，圣地亚哥和乔治就把这块甲板当成舞台，在上面又跳木屐舞又是耍小丑，把我们逗得开怀大笑。我劝尤利留下一两块木板供我们走路，当海浪再起，草船再次颠簸不休时，我们就不会踩在那大捆的纸莎草上跌跌撞撞了。 有人坐在舱檐下，将我们轻得无法再轻的埃及茶也倒掉了。还有那个土制的炉子，连同木炭一起被扔进了海里。卫生纸，调味品，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幸免。 我的喉咙像被堵上了什么东西。有些人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有些人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有些许羞愧，些许痛苦。如果就这样一直沉下去，还是让这场混『乱』和破坏在一定的范围和限度内自生自灭吧，否则，人们总觉得没有尽力而为，这种可怕的想法会给思想上增加负担。内心的平静受到困扰，这才是最大的危险所在。这时，船上的鸡也开始扑腾着落下水去。两个人拿出短斧和刀子，准备把鸡笼劈开，好把鸡扔下水，因为普里默斯炉不好使，我们吃不了鸡肉。现在该是制止这场混『乱』的时候了。鸡已经完蛋了，但乔治却央求留下这船上惟一的鸭子。正如“太阳一号”上的鸭子辛巴达一样，这只鸭子也可以在船面上大摇大摆地随意走动，并咬萨菲那只猴子的屁股。萨菲已经长高了几英寸，但还是一个小淘气，就跟我们上次航行中把她当做我们的吉祥物时一个样。而我呢，则把前舱的空鸡笼拆开，做成一张轻便的餐桌。有些人却想把这张餐桌和几条简陋的板凳扔掉，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可以把杯子和盘子端在手里。但这个提议遭到了我和诺曼的一致反对，我们两人都把吃饭看成是一天中最大的享受。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活得跟猪没有什么两样，那我们的士气就会毁于一旦。”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海军官员，诺曼这样说道。 我们的情绪又恢复了平静。气氛也缓和了许多，仿如避雷针起了作用。船上空出不少地方，我们可以在船上走动自如，再也不必接踵摩肩了。但风还是没有刮起来。 第二天仍然风平浪静。接下来的两天依旧无风无浪。我们几乎原地不动。船倒是停止了下沉，但也没有任何显著的进展。 “根据统计，每年5月份，此处风平浪静的几率只有百分之一，”诺曼用手指着航海图说道，“但在过去的一周里，我们碰到的怎么尽是无风天气呢？” 我们试图划动那又长又重的舵桨，但无济于事。不过，我们目前似乎已经脱离了危险。于是我们纵身跃进大海，享受着生命的喜悦。阳光照耀在我们身上，这边是加那利群岛，那边是非洲大陆。它们都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海水又清又凉，诺曼拖着鸭子一起畅游。萨菲用后腿倒挂在船舷上，勾着身子嬉水。多么诱人的海水啊！可是，天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摆脱那些在水面上下浮动的黑『色』小油块呢？实际上，自我们出航以来，玛达尼每天都会捞起一些油块来作为样本。这次，我们想抓紧每一天的时间，进行一次更为系统的研究。上次，我们只是注意到了海洋的污染问题，肮脏的海水惨不忍睹。我们把报告和样本送至联合国挪威代表团，结果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显然，进行一次更为彻底的调查研究十分必要，更何况现在海水又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了。从早到晚，海水既是我们的漱口杯、洗脸水，又是我们的浴缸、澡盆。庆幸的是，油块之间的空隙足够大，我们还不至于撞进油块里。我们潜到纸莎草船底，那里的海水清澈透亮，聚集着大群大群的鱼儿。有长着条纹的鲭鱼，有浑身斑点的剌鲳，或在船底的阴影中来回游弋，或在纸莎草近旁休憩停歇。纸莎草光滑结实，强韧坚固，那鲸鱼肚状的船身，甚至比“太阳一号”还要漂亮。瞧那儿！是一条又肥又笨的大鲶鱼，将近有五尺长呢。据此判断，我们尚未远离加那利群岛，因为这些鱼是不会冒险游到深海里去的。只见那条鲶鱼朝这边游了过来，碰了碰乔治的潜水面罩。又有一条八英寸长、长有斑马状条纹的鲭鱼，像一艘小型的乔柏林飞船?，朝着我的指尖游来。圣地亚哥说得对，这种鱼只有在水面上时才会游动。从水里向上看去，它们不像在游，而似在飞，如同自由的鸟儿一般。两个外形奇特的生物从我的鼻子底下游了过去，活像两只剪掉了双脚的长筒袜。再看那边，一张圆盘漂浮在海面上，很像一只橡皮做的海蜇。但是，由于“葡萄牙军舰”在我们的脑海中记忆犹新，对于这种不知名的无脊椎动物，我们一律敬而远之。 “鲨鱼，大鲨鱼！” 它离我们很远。只见它的背鳍和尾鳍划过水面，中间隔着好长一段距离。由此可见，这条鲨鱼可不是一般的大。它并没有打扰我们，泰然自若地从我们前面游了过去。 在水中目睹了“太阳二号”的英姿后，大家情绪高涨，心情大好。船尾依旧坚固、美观，船身一点都不向右倾斜，也没有一根纸莎草松落。尤利和乔治甚至认为船头的纸莎草稍稍上浮了一些，也许是因为前几天在吃水线以上吸收的水分被灼热的太阳蒸发了。前一天他们还说，桅杆前每次至多能站两三个人，以防止船首下沉。而现在，他们一致同意用我们剩余的材料做几把椅子，在前舱弄个舒适的餐厅。 整整一个星期，我们无所事事地躺在船上。船朝着东南方向漂移。偶尔从东西两边吹来的丝丝微风根本无济于事，船帆纹丝不动。海水在我们身下缓缓地流动。大海奔流不息，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因为我们的船和海水在以相同的速度前进。这时，四周终于起风了，虽然很小，但给我们带来了一丝希望，期盼大风起兮云飞扬，我们好乘风破浪。当我们洗澡或潜入水下同温顺的鱼儿玩耍时，身上总会绑着一根长绳。如果变幻莫测的海风让草船突然行驶起来，绳子就会把我们拖住。要是脱离了船队，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天，风平浪静的日子快要结束了。诺曼、圣地亚哥和鸭子辛巴达都系着绳子在水中畅游，我也跳进海里，潜到草船底下，然后游到船的另一侧，仰躺在翻着细浪的海面上，惬意地享受着日光浴。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己置身于世外桃源，正悠闲地度假。鸭子游泳时，身体没入水面的部分确实难得一见，其实也就是一个胖胖的鸭肚子，再加上一对不停拍打的鸭蹼。我转了个身，欣赏着旁边美轮美奂的草船。看上去还真有点诺亚方舟的派头呢，黄澄澄的稻草和竹条，桅杆上的猴子，舱顶上的鸽子，『露』在舱门外的两只光脚丫，好一幅奇特的景象！船帆微鼓，舵桨周围泛起点点涟漪。我们的船真的动了起来。奇怪，我怎么没感觉到绳子在拉我呢，它可真够长的。不对劲呀，绳子！绳子哪去了？找不着了！不见了！一定是刚才游泳的时候弄丢的。“太阳二号”已经启航，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大西洋上晒着太阳。我不由地感到一阵惊慌—我掉队了。我立刻告诉自己不要紧张，“太阳二号”并未走远。跟乔治和诺曼两位游泳冠军相比，我的泳技差得很远，但就眼前这点距离，我还是能够赶上。我终于没费多大的劲就追上了“太阳二号”，然后用手抓住船身上绑得紧紧的细绳，纵身跃上了甲板。见到纸莎草船如此坚固，心里总算踏实了。我二话不说，动手在左舷上装了个自己设计的淋浴网，一个像大袋子一样的东西。有了它，我们就能在航行途中爬到里面去洗海水浴。我们不敢在船上洗澡，因为肥皂水会积在纸莎草缝隙里，不像普通的甲板可以刷干净。而肥皂水会对纸莎草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并不清楚。 来自东北方向的信风刮了起来。我们奋力划动舵桨，波浪推着草船向前飞驶，四周早已不见陆地的踪影。5月26日，诺曼从舱顶上爬了下来，手里还拿着六分仪、纸和铅笔，如释重负地喘了口气。肯定是我们顺利通过朱比角了。好哇，“太阳”号最危险的敌人—海上的险峰峭壁已经被我们甩在身后了。波澜壮阔、一望无际的大海再次呈现在我们面前。与上次不同的是，“太阳二号”的船尾依然高高翘起，两根电线杆粗细的舵桨完好无损。在起航前，凡是见过这两个庞然大物的人都觉得好笑。他们说，我们应该用细一些、轻一点的舵桨；要是这样巨大的木料折断的话，那纤细的纸莎草早就断了一百次了。 我们从没有想过草船上的生活竟会如此惬意。从远处的海岸上飞来一群『色』彩鲜艳的鸟类。他们拍打着翅膀，似乎在经过长途飞行后早已疲惫不堪。它们一会儿停歇在桁端、舱顶，一会儿落在舵桨上，一会儿又栖在船头或船尾。卡洛曾把草船幻想成浮动的鸟窝，而今幻想却成为了现实。有些是我们的旧友老乡，比如野鸽、山雀、燕子、金翅雀和麻雀。一只貌似鹦鹉的金丝雀长着蓝绿相间的羽『毛』，光彩夺目，异常美丽。还有一只腿上套着铜环的信鸽，在我们的头顶盘旋。过了一会，它落在了桅杆上，最后飞到蓝『色』的联合国旗下面，同『操』舵的人会合。这是和平鸽呀，大家都这么想。这只鸽子和船上悬挂的蓝『色』联合国旗仿佛融为了一体。在那个铜环上写着“27773-68a西班牙”的字样。我们的草船变成一个浮动的动物园了，各种各样的鱼类在水下默不出声地陪伴着我们。船上，到处都栖息着『色』彩绚丽的小鸟，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它们在原来饲养家禽的小碗和谷物里饮水啄食。可是，当我们的草船稳健地向前驶去，愈来愈远地离开加那利群岛，却没有一点靠岸的迹象时，这些小鸟就一个个向我们告别了。只有那只漂亮的金丝雀因为飞不动，只好呆在船上日益消瘦。它是食虫鸟，但我们连一只苍蝇都拿不出来。那只信鸽却爱上了鸭子辛巴达的口粮。它吃得胖胖的，愈来愈温顺，显然下定决心跟我们去美洲了。 风起浪涌，“太阳二号”似乎也稍稍浮起，看上去就像是那迎风招展的巨帆在把前半截船面往上提升。整个草船犹如一只风筝，只是由于负载过重而不能展翅高飞。海上的疾风为它加油鼓劲，只见它加速行驶，好像要把耽搁的时间追补回来。它以每天六十海里、七十海里或八十海里，即每天一百一十公里、一百三十公里，甚至一百五十公里的速度，带着我们跨越大西洋。 船上的生活很快就变得井然有序。大家都十分愉快，放声高歌，开怀大笑。船上的装备无需修理，值班的工作也很轻松。陶坛里装着可口的食物，用不着定量配给。船上还有四位高级厨师。乔治最拿手的是又香又辣的埃及菜，小原启的烹调技艺堪称一流，恐怕连埃及法老都会妒忌我们。玛达尼的洋葱烩咸肉总让我们胃口大开，卡洛总是任劳任怨地做他的“常任厨师”。这一切使我们觉得自己仿佛坐在头等舱内，乘风破浪向前飞驶。 暮『色』中，巨帆把阴影投『射』在船身上，七个晒得黝黑的大胡子围坐在用鸡笼改装的餐桌旁，兴高采烈地吃着晚餐。还有一个大胡子站在船桥上，迎着夕阳，转动着粗大的舵桨。罗盘指向正西，落日把最后一丝余晖洒在前方的海面上，宛如孔雀开屏，瑰丽绚烂。我们乘坐的这只金『色』的天鹅，正追随着这永恒的太阳，向前疾驰。右舷的上空，亮起了大熊座和北极星。它们是我们的好朋友，是我们这个小天地中的成员。自上次航行以来，我们就十分熟识了。 夜风吹拂，清新宜人。我穿上长裤和『毛』衣。玛达尼也穿上厚厚的摩洛哥长袍，戴着尖尖的头巾，就像一个中世纪的僧侣。在浩瀚的夜空下，他跪于舱顶，俯下头去做礼拜。他『性』格开朗、和蔼友善，是一位难得的好旅伴。他代替了阿布杜拉，代表着非洲的有『色』人种。他不像阿布杜拉那样肤『色』漆黑，但也是柏柏尔人中最黑的了。在启航前三天，萨菲的海港上再也见不到阿布杜拉的身影，他是“太阳一号”船队中惟一离队的人，让人抱憾。阿布杜拉作为难民离开乍得已有一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乍得内战愈演愈烈，一方是北部的伊斯兰教徒，一方是由法国海外兵团支持的基督教黑人『政府』。他在这儿有一个妻子，那儿有一个老婆，但由于地域的阻碍，无法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这使他日益不安。他经常是这只手拿着一张相片，是三个漂亮的非洲儿童，摄于乍得；那只手拿着一封电报，说他新娶的爱妻刚刚在开罗给他生了个女儿。如果阿布杜拉再次坐草船出海，谁来替他解决这些家务琐事呢？再会，阿布杜拉，我们都会想念你的。在我们居住的旅馆，阿布杜拉刚刚走出大门，玛达尼就从旅馆的接待处后面笑嘻嘻地走了出来，问我们是否能够带他出航。这家旅馆不久前被萨菲一家大型的磷酸盐工厂接管，玛达尼被委任为旅馆的总管。我们正需要一个纯正的非洲人来接替阿布杜拉。于是，他就这样被七个准备出海航行的房客带走了。 当时，我们认识玛达尼才三天。可是我们过去谁也不认识小原启。刚好我有一个瑞典朋友要去东京商讨电视节目的交流问题，我便请他推荐一位身体健康、『性』情友善的日本摄影师。没过多久，敦实矮小的小原启就推开萨菲旅馆的房门，背着摄影器材，踉踉跄跄地走了进来。他是个很懂得生活情趣的人，喜欢哼哼小曲，耍耍柔道，练就了一身好肌肉。我们问他有无航海经验，他回答说，曾坐汽船在东京湾观光旅行，后来，又去过南美的的的喀喀湖拍摄那些乘坐芦苇船的印第安人。 “你呢，玛达尼？”诺曼急切地问道。 “当我第一次从马拉喀什来到萨菲时，曾离开码头，去海上打鱼。但因为晕船，只好又回到岸上。” “这一次又都是‘旱鸭子’。”诺曼瞅着我，有些失望地说。 “但他们肯定不会像水手那样，把草船当做一般的木船，把重的东西全部放在受风的那一侧。”我又想起去年的那场大祸，“明白自己对草船航海一无所知的人，反倒最稳当。一名经验丰富的滑雪运动员很少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跳伞运动员，他们缺少灵活『性』。” 最开始的两天，这两个初试身手的海员全都因晕船而倍感折磨。狭窄的草船颠簸摇晃，就像一只在狂风巨浪中颠沛漂流的空瓶子。后来，佛祖和真主似乎听到了他们虔诚的祈祷，把风平浪静的天气带到海上，让那些统计数据和气象图完全失去了效用。等到海风再起，这两位来自日本和摩洛哥的代表就已经能够适应了。像在“太阳一号”上一样，我们有福共享，有难同当。曾有人肤『色』白皙，但如今已被晒成褐紫『色』，肤『色』本来就深的人则愈发黝黑，谁也不会去想什么家谱、证书、会员卡或护照一类的事情。甲板前侧的空地不多，后侧的空间更少。船舱两侧只留下三英尺宽的过道。船舱矮得让人直不起腰，要想舒展筋骨只有爬到舱顶上去。除了矮，它还很窄。躺在里面翻身时，不是膝盖压上别人的肚子，就是胳膊肘碰到别人的眼睛。即使夜间舱内漆黑，桅索和船桥的吱嘎声响成一片，也听得出是谁在祈祷，谁在打鼾；谁的吃相如何，谁的玩笑幽默，彼此全都明明白白。只有圣地亚哥和乔治偶尔会找尤利讨要安眠『药』。别人都能睡得着。我们好像是在举行一场不散的宴会。这里无任何隐私可言，从早到晚，不分场合，我们全都形影不离。 如果说，美国人和苏联人互不了解，现在有两个人却成了莫逆之交。如果说，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是天生的敌人，我们船上早该出现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局面。如果说，万能的主只允许人们供奉一位神灵，在“太阳二号”上早就发生宗教战争了。我们分别来自八个不同的国家，各有各的语言。但日常用语只限于英语、意大利语和法语，偶尔也讲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只在梦中才讲俄语、挪威语和日语。只要一有空闲，通常是在晚饭以后，就会有两三个人坐在桅杆下，其余的人则围坐在鸡笼餐桌旁，互相争论，一起合唱或讲些趣事。不去船舱，是因为那里总有人在睡觉。我们也讨论政治问题，但从不会拳脚相向。因为在这里，允许自由争论东西方问题，更没有荷枪实弹的人在旁边监视。要说武器，船上能派上用场的只有手叉、斧子和鱼钩。但我们只用它们来为大家服务，因为我们“同命相连”。和所有人一样，我们也讨论巴勒斯坦问题、非洲的部族争端，以及美国对越南、苏联对捷克的干预。但谁也没有勃然大怒，谁也不会声嘶力竭，大多数时候，我们的意见都趋于一致。我们也探讨了宗教问题，但谁也没有感到受到了神谴。我们有天主教徒、科普特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也有无神论者、自由思想家和半基督教徒的犹太人，在我们小小的方舟上，居然容纳了这么多不同信仰的人。不过，反倒是一枝失而复得的牙刷引起过一场争论，当我们就它的归属问题进行讨论时，听到了好几个人的咒骂和怒吼。看来，纵然相隔千山万水，人类在人『性』深处还是极其相似的。鼻子底下的牙刷远比千里之外的大炮具有威力。人与人之间千差万别，但人类最本质的情感却亘古不变。不管我们是否相互理解，但我们在同一条船上相依相偎，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因为相同的理由而欣喜鼓舞，抑或恼怒愤慨。我们竭尽全力互相帮助，因为帮助别人就是帮助我们自己。一人『操』舵，别人都能安睡；一人做饭，别人都能饱餐；一人补帆拉纤，大家都能前进。我们必须保持最好的精神面貌，时刻准备着，一旦遭遇外来威胁，我们必定联合起来，奋力加以还击。 日子一天天过去。几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 “太没劲了，”卡洛俯身捡起钓鱼竿，轻松的语气不像是在抱怨，“没什么可修的，没有木料折断，也没有绳子需要拼接，跟‘太阳一号’真是大不相同。” 他坐上船头，两脚伸出舷外，拿一条小飞鱼当鱼饵，挂在鱼钩上。这种飞鱼大量飞上草船。在船底的飞鱼中，还混杂着剌鲳，它们味道鲜美，只要一垂钓，就会立即上钩。可是我们觊觎已久的海豚或金枪鱼，这次却很少见到，它们是最让水手们垂涎的美味佳肴。金枪鱼常常拍打着尾巴，高高地跃出海面，但离得太远，我们的鱼饵对它们根本不起作用。有一天，乔治在游泳时遇上一大片望不到边的银『色』鱼群，这种鱼看上去就跟雪茄一样，名叫“东方狐鲣”。还有一次，在靠近非洲的海面上，一群大鲸鱼迅速地从草船旁边游了过去。这也许就是我们上次遇到过的那一家子吧。有一条扁扁的蝠鲼，就跟我们的船桥那么大，猛地跃入半空，然后像一块烙饼似的掉了下来，打得水面浪花四溅。好几只海豚急急忙忙地游了过去，但它们也不忘调剂放松，不时地浮出水面，快活地纵横跳跃。一条无精打采的肥鳗鲡，有一人多长，大腿般粗，懒洋洋地扭动着，消失在浪花之中。一天下午，有一条粉红『色』的巨型鱿鱼，从船底爬了上来，一步步『摸』索着从船身爬到舵桨，然后将十个触手一起举过头去，突然把水一喷，就向后『射』到海水深处不见了。 可见，大洋里存在着不少生命呢。可是海上的油块要比鱼多得多。在第一个月里，玛达尼只有三天没有见到水面上漂浮的黑『色』油块，却是因为那时波涛滚滚，根本看不真切。6月16日，我们出航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海水污浊不堪，海面被大小不一的沥青块所覆盖，大的像马铃薯，小的只有豌豆或是米粒大小，在里面洗漱，令人十分难受。但是从摩洛哥到加那利群岛的航程中，我们才见过比这更糟的状况，当时，风平浪静的天气让我们能把海上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5月21日，我曾在航海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这样的污染让人心惊胆寒。玛达尼正在打捞沥青状的油块，它们有梅脯大小，上面还长着小藤壶。有些则寄生着小蟹、虫豸和多足的甲壳动物。到了下午，平滑的海面已经蒙上了大量褐『色』和黑『色』的沥青块，漂浮在一层肥皂水似的东西上边。海面上处处折『射』出各种颜『色』，好像泼上了一层汽油。” 在同一片海域，几个形似长袜的腔肠动物游来游去。这些动物身体紧绷，看上去就像橘『色』和绿『色』的长条气球。可是，它们还有成千上万死去的同胞，漂浮在油块中间，如同泄了气的气球，又扁又平。我们随着这些油块和死虫整整漂浮了两天，才从这片污水中挣脱了出来。这一段严重污染的海面，也沿着相同的航线向美洲漂去，只是比我们的船缓慢罢了。后来，当海浪又起时，拳头大小的油块随着海水冲上船来。海水透过纸莎草间的缝隙流走，但它们却留在了船上。可是，石油污染还不是现代人对大海的惟一“馈赠”。我们每日观察，几乎没有一天见不到塑料容器、啤酒罐、瓶子，或是其他易腐品，如包装袋、软木塞和各种垃圾，紧贴着草船漂流而过。 当草船再次驶入油污黏浊的海面时，我们已经航行了一千七百二十五海里，余下的航程只有一千五百二十五海里。第二天，风力强劲。又过了一天，也就是6月18日，我们遇到了两次航行都不曾见过的巨浪。风还不算狂暴，阵风达到八级，但一排排急浪却越来越高，与风力不成比例。也许在东北方向的什么地方刮起了大风暴。这种景象起初使人感到兴奋，但逐渐又使我们感到焦虑担心。随后又觉得惊喜和欣慰，为我们的杰出表现而自得。最后，我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为我们这个小小的胡桃壳居然能搏击这屹立如山的巨浪而啧啧称赞。该我当班了，我独自一人站在船舱后的船桥上，右舷的舵桨已经紧紧固定。我转动着左舷的舵桨，使草船迎着海浪前进。眼前的层层激浪与浅水滩上的碎浪可大不相同。一道巨浪打来，通常会形成一道陡坡，把我们抬到半空。当我们攀上风口浪尖，浪峰就会突然崩塌下来。我们就在一片浪花飞溅中，船头朝下，尾巴朝上，箭一般地『射』向深蓝『色』的水波，掉进深深的浪谷中。如果船身一横，大家就没命了。 “二十英尺，二十五英尺。” 人们猜测着那浪脊的高度，既感到欢欣，又感到惊恐。 “三十英尺。”如今那浪峰已经高过桅顶了。 三十英尺。玛达尼拼命忍受着晕船的煎熬。浓密的乌云和疾风骤雨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涌来。船上的所有装置运作起来如同钟表一般精准无误。尽管巨浪排山倒海，但“太阳二号”应付起来却灵巧自如。除了船面上时时溅上浪花以外，简直无可挑剔。只要我们把船尾朝着身后不停追赶的海浪，就不会出问题。所幸的是，浪起浪伏，富有节奏，间隔适中，恰好同“太阳二号”的长度和形状相当。一个浪头，又一个浪头，再一个浪头，排列得那么整齐。此时，最好不要朝后看，一定要专心致志，将舵把稳把直。我们竭力逃离这滔天巨浪，身后，仿佛有无数排玻璃墙正向我们压将过来，要把我们埋进水底，让我们无处藏身。我的伙伴们不用当班，他们一个个地爬进船舱，眼睛瞪着舱顶，耳朵听着怒海震耳欲聋的狂吼。只有卡洛这位登山运动员还坐在高高的船头，这是他心爱的地方。只见他晃动着双腿，如同骑在马背上。 我又一次觉得草船被推上半空，而且这一次特别高，然后随着坍塌的浪峰向前俯冲而去。现在这道浪头已经追过我们，它在我们前面升腾，平滑流畅，镶着几道白纹。 “这个浪头比桅顶还要高。”卡洛急切地叫道。雪白的牙齿在他红『色』的浓髯中闪闪发亮。 过了一会儿，他从船头上下来，踉踉跄跄地向后走去。他拖着安全绳，钻进了船舱。他告诉我们，当草船翘起尾巴，开始往下冲时，他看见那浪谷裂开一个大口，我们好像要一头扎进一个水淋淋、深不见底的坟墓。这骇人的景象还是不去目睹为好。 很快就要换班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一秒也不敢大意，决不能让船身横过来。现在已快接近下午4点了。又一个巨浪怒吼着，从我们身后呼啸而来，比以前所有的浪头都高。我咬紧牙关，使出浑身的力气，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决不能让海浪把桨片扫开。我感到好像有一堵巨型水墙把船尾托起来，慢慢地往上升，往上升。我双眼死盯着罗盘，好把握住航向。一定要保持平衡，与海浪成直角。这个庞然大物在我们脚下翻滚，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往上升吗？浪脊就在船舷两边，好像正要涌过来一样，浪花飞溅，颇为壮观。刹那间，船身急剧倾斜，正要以可怕的速度向下飞驰猛冲。我们就像是坐上了一个装有巨帆的滑浪板。险情就在这个时刻发生了。一声巨响，是巨木崩断的声音。船身和舵桨全都剧烈地震动。“太阳二号”好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左舷旋冲向最前方，斜斜地朝着浪谷栽了下去。 这仿佛当头一棒，把我打『迷』糊了。我胆战心惊，犹豫不决。等我缓过神来，鼓起勇气回头一看，哎呀，舵桨！左舷那一根碗口粗的舵桨已经断裂，宽大的桨片耷拉了下来，挂在安全绳上『荡』秋千。我刚看了一眼，又一个巨浪就突然朝船头涌来，一直朝右舷冲去。现在，我们的船尾已经丧失了抵御海浪的能力，不能把我们抬到半空了。 “全体出动！左舷舵桨断了！尤利，快拿海锚！” 船身和船桥在巨浪的冲击下，已经严重变形。我心急如焚，赶紧从船桥上滑下来，松开那固定右舷舵桨的绳子。巨浪冲击舱壁时发出的吼叫声，以及船帆拍打桅杆的巨响，比船桥上的呼唤声显得更加清楚有力。船舱里的人蜂拥而出，他们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双手在腰间松松地系上了保险绳。 “抛哪一个锚？” “最大的那个。” 我解开右舷舵桨的绳子，但它上下两端各有一个硬木卡子把它卡住，所以舵桨还是一动不动。巨浪一个接着一个，铺天盖地地朝我们劈来。狂风、恶浪把巨帆和船身随心所欲地抛来抛去，肆意蹂躏。突然，桅杆发出了不祥的吱嗄声。 “不好，赶快收帆！” 为了加快船速，诺曼刚刚在一根竹杆上挂起了一面小顶帆。竹竿早已折断，那面小顶帆却还向着主帆迎风飘扬，仿佛一个泄了气的皮球。 “赶快降下主帆，不然就要撕裂了！” 诺曼站在舱前指挥。他亲自爬上桅顶，把那面顶帆用刀子割断。随后，由五个人抓住升降索，开始把帆往下降。那二十三英尺长的帆桁马上就离开了桅顶。可是，主帆却被风鼓得满满的，把那沉重的帆桁吹得一会儿上一会儿下，根本无法收下来。站在舱前的五个人使出浑身力气，用他们的体重来对抗这面仿如风筝般疯狂起舞的巨帆，他们伸出十条胳膊，死命地吊在升降索上。这时，又一个巨浪呼啸而来。 “赶紧抛锚，真要命！” “海锚的绳索被巨浪打『乱』了，海锚抛不出去！” “大锚抛不出去就抛小锚！不然，海浪会把我们撕成碎片！” 一个巨浪打在船上，紧接着又是一个更大的巨浪。幸好朝着浪头的一面是右舷，这一侧没有舱门，整个舱壁早被我们用帆布覆盖。那一个又一个的巨浪不停地冲击着舱壁，浪花快要跟舱顶一样高了。 “小锚已经抛出去了！”卡洛得意地大声喊道。 但是，小海锚的制动作用太小，根本不能把船尾拨正过来。尤利和卡洛站在舱后，海水已经没到了他们的腰部。他们不顾生命危险，寻找着那最大海锚的两根拖缆，腾飞的白浪不时淹没他们的身影，而一个个巨浪却一次又一次把海锚的绳索打『乱』。 “检查一下安全绳，大家可都把绳子系好了！” 经过千难万险，我终于松动了这根卡死的舵桨，已经能够摇动几英寸了。然后又摇动了几英寸，但仍然无济于事。暴风把巨帆的底边突然刮到了船头的尖端，并且缠在一起，把船头拧向左侧。海浪咆哮，海风怒吼，从各个方向传来的喊叫声和提议声，都要竖起耳朵来仔细听，然后把它翻译过来，从船桥传递到桅杆，最后再传递回来。 “赶快把帆落下来，否则整条船就会被撕成碎片！”我大声嚷道。 巨帆在摇摇晃晃地下落。 “赶快停下！把帆再拽上去，不然巨浪就要打上它了！”诺曼喊道。 “如果船帆被巨浪卷进海里，我们就再也没法把它弄上船了！”乔治也对我大声喊道。 他说得完全正确。这面埃及巨帆的底边与甲板一样宽。但它的顶边和那帆桁却比草船宽很多。因此，要把帆落下来，而又不让两旁的巨浪扫着帆的顶边和桁端，那几乎是不大可能的。 这个问题很快就迎刃而解。每一次把船帆落下来一点，下面的五个人马上就把它向上卷起。只要船帆不落到船面，海浪就打不着。这五个人亮出马步，站稳脚跟，尽可能在草船摇晃时不被风浪刮倒。我使出吃『奶』的力气，在左舷舵桨的舵柄和舵杆上敲着拽着，终于使它能够摇动了，但还是不起作用。那五个人把船帆一点一点地向上卷着，眼看已经卷上三分之一，就用绳子把它捆住。现在应该集中时间和精力解决桨片问题了。我们模仿埃及古墓壁画，在桨片上系了一根安全绳，因此没有费多大的劲就把它拽上船来。那舵杆是在下面一个硬木卡子附近折断的。舵杆有碗口粗，而且是用油松制造的，大家都认为它不会出问题，如今竟然像火柴棍一样不中用，一分为二。但是，纸莎草却出奇地牢固，一根未断，一根未松。它比碗口粗的油松还靠得住。眼前的事实给我们上了一课。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捆绑舵桨两端的绳索太粗造成的。下端的绳子应该细一些，如果遇到险情，那么先断的就是绳子，而不是舵桨。这样一来，绳子就成了舵桨的保险丝，从而有效地保护了舵桨。这次航行归来后，我们才知道这就是古代埃及人使用的方法。可是，我们开始都认为，舵桨上下两端的绳子粗细有别，可能是画家弄错了，因此就把这个关键的细节忽视了。后来，我们反复比较古代的图样，惊奇地发现这个细节在每一个图样上都是一致的。由此看来，古代埃及人肯定在海洋中航行过，并且有过这方面的深刻教训。 乔治使劲把那沉重的桨片拽上了船，桨片上长满了藤壶。诺曼在桨片上捆绑了一束短短的纸莎草残根，以使桨片和舵杆固定的地方保持妥帖。乔治把那束饱经磨难的纸莎草割断，扔到海里去，然后站在一边，充满期待地看着它到底何去何从。结果，它咕噜咕噜地沉到海底去了。乔治对此事只字未提，但他没有想到，有人在船桥上目睹了这一切，同样茫然困『惑』，心直往下沉。这纸莎草到底怎么了？难道是由于纸莎草里面的空气都被挤出来了吗？尤利和卡洛刚好背对着乔治。他们正手忙脚『乱』，急着寻找那个大锚的绳头。经过他们的齐心协力，大海锚终于被抛进了海里，小海锚被拉上了船。这一招还真灵，船尾慢慢地扭了回来，但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原来的位置。我们与风向还保持着一定的角度。右舷的后半部分不时地遭受巨浪的冲击，与“太阳一号”的情况一模一样。 狂风肆虐。此时，还有十分钟就到9点。夜幕已经降临。前舱的那几人已将船帆卷起了一半，帆上的太阳徽号只有一半还『露』在外面，就像西方的落日被浓密的乌云挡在了视线之外。但是，即使我们此刻还能看到它，它也不在我们的正前方了，因为我们已经偏离了正西的航向。这样看来，它将出现在船头的左方。我们的船头早已歪歪斜斜。 真是祸从天降，何其悲壮啊。舵桨断了，我们却没有够长够粗的木料备用。能够用来拼接的硬木都被扔到加那利群岛附近的海里去了。如果我们就此躺下，等着海锚来减低船速，说不定还能看到它们从后面赶上来呢！这个玩笑有点过火。无计可施了，各位晚安。现在开始睡觉，把难题都留到明天吧。一枝舵桨只剩下一半，桨片也掉了，另一根又根本不起作用，那还掌什么舵呢？巨浪怒吼着在甲板上来了又走，那个大海锚多少还能稳住草船的航向，海浪也不会从船舱门口涌进来。但我们必须安排人员轮流值班，可不能让巨浪中飘零的其他船只把我们撞沉。 可是，怎么睡得着呢？我们好像又回到了“太阳一号”上，回到了被大海折腾得无法入眠的夜晚。狂风掀起巨浪，冲击着右舷的舱壁，在船的周围向我们示威。我们的草船是由一左一右两大捆纸莎草接起来的。在接头的地方有一条又宽又深的缝，刚好在船舱的底下。如今这个地方积满了海水，成为一条小河，川流不息地来回流动。这些积水本可以从纸莎草间的缝隙渗出去，但由于纸莎草吸水膨胀，整个船面变得严严实实。旧的积水还没有漏掉，新的浪头又打上了船，把船身变成了一个大浴缸。 我躺在睡袋里，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现在又轮到我出去接班了。船舱的外面有一条竹凳，我坐在上面，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我睡得正香，突然又被惊醒了，心中不免感到一丝羞愧。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蝙蝠，不，是只猫头鹰。它在上空盘旋，一不小心，撞上了桅杆的支索，便滚落下来。这位不速之客的飞行表演十分低劣，一只翅膀又碰到了无线电天线，最后摇摇晃晃落在我的身边。我定睛一看，不是猫头鹰，而是一只鸽子！是我们那位脚上套环的旅伴！我们原本在舱顶放了一只小篮子当鸽子窝，让它同船桥上面值班的人做伴。可是，刚才与巨帆和惊涛骇浪进行的那场生死搏斗，把它吓飞了。天黑以后，它在船桥上找不到值班的人陪伴，不敢再孤单地呆在窝里，想另外找一个干燥的地方安身。它在四处搜寻了半天却一无所获，于是就精疲力竭地飞了回来。它一直蹲在竹凳上面，紧靠着后来接班的人，直到天亮。过了一会儿，海浪对我们的攻击愈发疯狂，它撞击着船舱的两壁。我们睡在左侧的人，脚下都有潺潺小溪在汩汩地流淌。 这是一艘奇特的草船。问题在于，它正变得跟普通的船一样滴水不漏。本来，船底可以漏水，但现在，甲板上的积水再也无法即刻渗出。 第二天，我们所遭遇的情形，仍然像闯鬼门关一样。我们在泛着白沫的水里来去，把坛子一个个搬到稍微安全的地方，破碎的坛子被扔进海里。我们把已经松动了的装备归整好，把支索拽紧，把船帆破损的地方修补好。我们早已精疲力竭，但还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开动脑筋，想出对策，尽快摆脱目前的困境，恢复我们的『操』舵能力。要是我们坐以待毙，任凭海侵浪袭，不把船身扳正，完蛋只是迟早的事。在我们的船上，无论纸莎草还是木料，都是用绳索捆绑起来的。在这样巨大的张力下，这些绳索随时都有绷断的可能。捆绑纸莎草的螺旋形长绳只有半英寸粗，和我们的小指差不多。固定桅脚、船舱和船桥的绳索，是用三根三分之一英寸粗的细绳编织起来的。那些印第安人决不允许在纸莎草捆之间使用比这更粗的绳索。无论桅脚、船舱，还是船桥与纸莎草的接头处，如果这些地方不够柔韧灵活，海浪早就将它们残暴地撕裂。大海如此凶猛，就算肢解巨木、弯折钢筋也不是问题。我们这艘草船好像一个用芦苇编织的大球。大海本来对它毫无办法，碰它一下，它就会弹开。不过，大海又玩起了新的花样，它慢慢地蹿上船来，使劲把我们往下压，就像是甲板上放了一堆无用的货物。于是，我们又开始以可怕的速度下沉。泼溅上船面的海水足有几吨重，积聚在草捆间又深又长的沟壑里，增加了船的负载量。这是下沉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这些积水从上往下渗，渗入原本干燥轻巧的纸莎草捆，上半部分早已湿透。这次，草船下沉的速度惊人。这一切，大家都心知肚明，但谁也没有表现出一丝慌『乱』。大家都坚定不移，要想办法闯过这道鬼门关。每个人都献计献策，但经过讨论后，这些建议又被大家一致否决了。玛达尼没有参加过“太阳一号”航行，没有见过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他把我悄悄地拉到一边，十分担心地问我有无危险。我告诉他，目前还没有。他听了后喜笑颜开。小原启一边使劲甩掉耳朵里、头发上的海水，一边大笑着说，从未想到世上竟有这样的狂风巨浪。 多亏了海锚，船尾稍稍扭正了过来。假若在这个时候把海锚收上船来，船身就会再次横过去，整条船又会重新遭受排浪的袭击。另一方面，由于海锚的作用，草船几乎是在原地踏步，丝毫也没有前进。我们搁浅在大西洋中心，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离出发点有一千九百海里，离终点也有一千三百海里。 两天时间过去了。除了保护好我们自己和船上的货物以外，大家什么也没干。要想修补那根舵桨几乎是不可能的。狂风越刮越大，海浪越涌越高。海浪保持着二十至二十五英尺的高度，有时甚至达到了三十至三十五英尺。我坐在船舱里，剪开便笺簿后面的一张硬纸板，做了一个模型，包括那枝松垮的桨片，两块断裂的轴柄，以及两个将歪斜的舵桨上下固定的木卡。我惊奇地发现，如果把舵桨的两截直接绑起来，它的上端刚好能够到达船桥的踏脚板。大家照着这个样子，把断桨绑在一起，而且共同发明了一个新的掌舵方法：掌舵的人站在船桥的另一侧，用右手旋转右舷的舵桨。左手同时拿住一根竹棍，左脚也套一根绳子用来旋动左舷那根缩短的舵桨。简直就是在表演杂技。这样一来，『操』舵就更加困难了。舵手还要时时拽动绑在船桥上的帆脚索，因为草船吃水太深，两根舵桨的作用有时不够。如果草船不听舵桨的使唤，我们就必须用船帆来控制航向，决不让风浪把船身打横。 当我们尝试这套方法时已经是第二天晚上了，“太阳二号”别别扭扭地躺在水里。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要想完成后半段航程，前面还有艰巨的任务在等着我们。瘸腿的舵桨一放进海里，情况就立即好转了。我们设法让船尾转过来迎着海浪，等我们收起海锚，那面卷了一半的巨帆就带着我们的船向西飞驶而去。第二天，我们把整张船帆挂了起来，它好像要把船身抬出水面。船速增加到了大约三节，也就是每天航行六十多海里。但现在，船面只不过刚离开海面而已，巨浪从船尾一侧打上船来，然后又从另一侧流出船去。如果我们还是像过去那样围坐在鸡笼旁边，那巨浪就会毫不留情地浇在我们的头上。因而，我们只得挤在桅脚间的横档上吃饭，就像是一群栖息在枝头的小鸟。 “必须得找一个屏障挡住这凶险无比的海浪，好让船上的积水先流出去。不然，我们就得下沉。”尤利一边说，一边在右舷的支索上挂起一块帆布并绑紧。 “悠着点，尤利！”大伙都笑起来，“一个巨浪就会把它冲开的。”但尤利是个有进取精神的人，他固执地继续着。 一个白浪从右船舷壁打过来，把尤利的帆布墙稍微顶了一下，就泻回海里去了。只有一点点水流到了前舱上。这道帆布把多余的水引走了。尤利得意洋洋地坐在鸡笼旁吃起饭来。巨浪一个接一个打来，但都跌落回海里。看到这些，我们全都睁大眼睛，端着盘子从桅杆横档上爬下来。我们坐到鸡笼桌旁边，吃惊地看着尤利。他简直就是一个巫师，竟然用一块帆布挡住了海浪。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船尾受到海浪的冲击后，把海浪劈成了两半，尤利的帆布墙只不过是把喷涌而起的水墙沿着船的两边引回到海里。 “再拿些帆布！” 覆盖在船舱前壁的帆布都被我们割开了。从那时起，我们可以透过柳条舱壁清楚地看到鸡笼、桅杆和大海。我们割开了备用的船帆，尤利把一块块帆布挂了起来。刹那间，一层屏幕就把我们和海浪隔开了，上面有红、橘、绿和黄等各种颜『色』。海水沿着屏幕流动，不时友好地轻撞着它，桅杆的支索就像晒衣服绳似地晃动着，只有一点水流到船上来。 “这是嬉皮士风格！或者吉卜赛风格！”卡洛和乔治大声叫着，捧腹大笑起来。他们再次把那艘能乘三人的小橡皮筏放到海里，在草船外面给我们照相。我们从五颜六『色』的帆幕上伸出头来，看到他们两个在一道道巨浪中若隐若现。 “回来，”我大声吼道，“赶紧回来，否则就要落水了。” 以前，只有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我们才把充足了气的橡皮筏放到海上，然后跳到筏上去拍照。如今，在经历了大风大浪后，我们已经习惯了滔天的巨浪和发咸的海水，因而也就无所顾忌了。 日子一天天继续，海浪也随着我们的草船向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们六个参加过前后两次航行的人一起在草船上呆了近四个月。自那根舵桨出问题之后，我们只好实行淡水定量配给制，每人每天只有两大杯。另外，做饭要用九夸脱水。贮水坛子已经撞破了好几个，还有几个进了咸水。大部分羊皮囊里面的水都被我们自己倒掉了，但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最好不要再提起。当时太『性』急了！卡洛的大腿弯被海水浸泡得疼痛难忍，尤利让他每天用清水洗两次。但可怜的卡洛每天只用一杯水洗，坚决不肯多要。鸭子、鸽子和猴子加起来用一个人的水量。乔治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认为动物不能和人一样对待。圣地亚哥的情况也不太好，他在出航前患了肾结石，不能吃咸肉、果仁、干菜和鸡蛋，但这些都是我们的主菜。他浑身无力，但从不抱怨，对船上的工作尽职尽责。不过一有空闲，他就想走到船舱最靠里的角落，躺下来休息。尤利一直负责照看他。 一天夜里，大伙都很疲惫。圣地亚哥从舱里走出来，阴着脸，同我们一起坐在鸡笼旁边。他的眼光从卡洛扫到了乔治。 “我在船舱里听到了几句下流话！” “收起你那副教授派头吧！”卡洛一听火了。 “你得干点额外的活，跟我们大家一样，”乔治『插』话进来，“假如你愿意多加一点班，你就应该提前十分钟接替上一个人，别让他筋疲力尽了。” 这场责难愈演愈烈。勤快的卡洛和花花公子乔治在前次航行中互不买账，可是现在他们已经成为莫逆之交。他们一起夹攻坐在他们面前的这位沉默的人类学家。他们说道：大伙都在工作时，他却躲在角落里对我们进行心理分析。他们还说：正是他出的馊主意，让我们在这次航行中用坛子来装食物和水，而不是用较轻的罐头和马口铁小罐子。在“太阳一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证明了可以不吃现代的食品而照样生活，为什么还要再证明一次呢？既然是他说服我们带上这一百多个坛子，作为给养主任，他就应该妥善保管不让它们撞碎，这样我们也不至于要实行定量配给。 “坛子和马口铁的罐子一样轻，但又是谁把羊皮囊里的水都倒进了海里！”圣地亚哥反问道。 双方唇枪舌剑，恶语相向。愤恨的指控，压抑已久的怒火，全都一发不可收拾。坐在鸡笼旁边，大家没有一点胃口。圣地亚哥再次反击，但是在对方的联合攻击之下开始有些犯晕了。 “卡洛，”我说道，“你是一名职业登山运动员，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探险家。你不能要求一位大学教授在打结和举重方面与你相提并论。你真像个神父，彻头彻尾的神父，你可以做得到的，就要求别人也要做到。” 显然，我的话说得太糟糕了。卡洛慢慢站起来，脸『色』比他的胡子还要红，一只手紧抓着『乱』蓬蓬的头发。 “我？我是神父？” 他站在那里，一句话说不出来，不停地咽着唾沫。然后，他从我这里转过身去，对着圣地亚哥突然伸出一张满是老茧的大手。 “好了！伙计们，就这么算了！” 大家隔着鸡笼互相握手。诺曼赶忙去拿他和小原启的口琴，玛达尼也拽出他的那面摩洛哥鼓来。两个小时后，我爬上了床。前半截船面上传来喜庆的乐声和歌声，来自地球七个不同角落的人们在甲板上倾情地演出着。我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去年，在“太阳一号”刚出海的第一天，双桨就折断了。风浪吹着我们向西去漂流，航线呈弧形。我们径直朝巴巴多斯前进，它位于西印度群岛的南端，中间还有很远一段距离。我们的征程也就在这时结束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的草船到目前为止还能航行，我们准备驾驶它再次前往巴巴多斯—我们上次没能到达的地方。因此，我们每一天的预计航程都是以距离巴巴多斯的海里数来计算。其实只有这条航线才会有风浪从船尾的方向吹过来。但是，要想使这条浸满了海水的船保持船头朝前是多么不容易啊。即便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夜班也会把人弄得筋疲力尽，接班时连手指都伸不直了。假如把船身不小心弄横了，导致船帆向后倒吹，激浪涌上船来，那就像是魔鬼趁着夜『色』潜上了船。魔鬼对可怜的舵手施以凶险的诅咒，尤利挂上去的帆幕瞬间被撕破，七个睡意正浓的人不得不系上救生带，光着身体跳进海里，在昏暗中拽住船帆，拼命划桨或者保护船上的东西。有人说，保险起见，夜里不应只留一人在船桥上值班，我们于是就把夜间值班的时间从两个小时增加到三个小时，每次有两个人值班。 现在这种『操』舵方法太过吃力，我们要是不想累个半死，就必须另外再想法子。 “如果能把桅杆向前挪一下就好了。”一天晚上，当我同诺曼一起在船桥上值班时，我喃喃自语道，“只要船帆靠近船头，船就可以自己顺风前进。” “我们能做到。”诺曼热切地说。次日清早，趁着大伙还没起床，我们开始了一场异常艰难的手术。双脚桅杆必须改为向前倾斜，好使船帆的位置向前移动。 诺曼手拿利斧，在桅杆底部砍了起来，以便使桅杆前倾。之后我们两个小心翼翼地松开了十二根平行的支索；每根桅杆上有六根，两边各三根。于是这座高达三十英尺、重达六百磅的双脚桅杆就向前倾斜过去，帆桁也跟着向前移动。当我们把支索再次绑紧的时候，胀得满满的船帆已经突出在船头前面。我们掌起舵来立刻觉得轻松多了，只要我们顺风前进，就很容易保持船头朝前。 “太阳二号”向西疾驶，船身也不再下沉，这估计是水面以下的纸莎草已经足以抗衡船面存水的分量的缘故。航行五个星期之后，我们终于停止了下沉，但是船身的大部分已经没入了水中。风平浪静的时候，海面离船面已经很近，藤壶沿着右舷的舱壁爬满了舱面。玛达尼又开始从海面打捞油块，每天如此。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船帆突然缠上了尖尖的船头，把船头弄歪了，船帆下端也被撕破。对我们而言，船帆的重要『性』仅仅次于船身，经过商议之后，大家决定牺牲掉纤细、上翘的船头。卡洛骑在船头，开始锯了起来。这是我们曾引以为豪的杰作。为了确保安全，我们先在船头牢牢捆上了一道绳子，担心在切断船头的时候，那个捆绑着整个船身的螺旋形绳圈会松脱。但正如那几位印第安人所说，这道螺旋形绳圈已经紧紧地勒进了纸莎草，即使我们几个人一起拽也不能把它分开。纸莎草已经被水泡得紧绷绷的。船头锯掉以后，其截面就像是被切开的一个巨大的洋葱。“太阳二号”的线条霎时变得更加朴素、现代了。透过柳条舱壁，我们立刻可以看到了船帆下面的水天交界处。这就像是诺亚方舟打开了窗板，我们已经能够眺望远方，寻找前方的陆地了。 没过几天，我们决定把船尾也锯掉。自从把船头去掉以后，船尾就像是另一面往里拽的船帆，影响了航行的稳定。而且，我们还想借此减少不必要的重量。当我们从船尾尖上解开那根生死攸关的弓弦，把船尾尖锯掉，再把弓弦系到那个又扁又宽的船尾上去的时候，大伙不免有些胆战心惊。实际上，草船的结实程度似乎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跳下水去，然后如释重负地浮上水面，激动地告诉那些还在船上的人，船底还是那样牢固，那样结实，那样完整。就连一根芦苇或者绳子都没有动过，只是在上面长了一层藤壶，恰似一个个黑白相间的蘑菇，还摇摆着黄『色』的鳃伞。 跟上次不同，本次航行中我们很少使用那台小型的无线电。在我们看来，这样或许会让我们的亲人更加放心。每次通电话时，也只是很简短的一句：“船上一切都好。”免得他们越想越怕。但是在第二个月的上旬，我们行驶的速度飞快，整个航程也已经过了大半，基本能够估计登陆的时间和地点了。伊凤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收拾行李，带上孩子们坐飞机来到了巴巴多斯。 不久，诺曼在和巴巴多斯的一位无线电爱好者联系时，我们听到了我妻子的声音。她出人意料地提出了六个有关海洋生物的技术问题。随后她解释道：联合国援助开发部门在巴巴多斯建立了一个海洋生物考察站，该站的负责人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我们向他们报告说，草船的下面有许多小朋友和我们一起游动；两条海豚追逐着船边的飞鱼；成群的南美飞禽，在西南方向像浮云一样盘旋；蓝『色』的海面上不时跃起一条条银『色』雪茄似的小鱼。第二天，那位无线电爱好者告诉我们说，有一艘联合国的考察船将要造访我们。 6月25日，一只褐『色』的四翼蜻蜓飞上船来。我们离陆地很近了吗，或者它是从附近的其他船上飞过来的？我们在距离非洲海岸不远的地方碰到过两艘船，它们差点撞翻我们的船，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别的船了。 我们现在正全速驶往去年航行时弃船的海域。就在这时，船桥上面突然有人大喊一声，我们急忙看过去，发现有一条凶猛的鲨鱼正在撕咬我们放在船后面的救生圈。这是为了防止有人跌落海里而放置的。我们去年遇到鲨鱼群的地方正是这里，但今年却只有一条在这里游弋。不久它就放弃了救生圈，向北游得无影无踪。“太阳二号”不需要进行水下修理，鲨鱼显然对它不感兴趣。 6月26日，海浪又开始汹涌，不停地拍打着我们的船尾。浪尖上泡沫四溅，像雪崩一样。阴云密布，大雨倾盆。我们任凭大雨冲走我们身上的咸味，用舌头『舔』噬着胳膊上的雨水。我们本可以收集雨水，但船速飞快，船上的淡水已经够用了。那只鸭子在舱顶上摇摇摆摆地走动着，还不时在小水坑里呷饮几口。萨菲爬到了舱里。右舷的舵桨已经用卡子卡死了，我们担心它会折断，不过小原启从水下把它弄松了。第二天，那只驯服的信鸽飞走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它一直心神不定，经常在草船上空绕大圈，但是每次都会飞回来，停在舱顶的谷碗旁。6月27日，它终于飞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肯定是大洪水快要退了，诺亚方舟上的鸽子放走之后永远不再回来了。我们都很想它，不知道它找到陆地了没有。距离我们最近的海岸，是南面的法属圭亚那。这只胆大的鸽子，如今脚上戴着两个铜圈，一个刻着西班牙号码，另一个刻着“太阳二号”的字样。 6月28日，水温突然升高了二度，然后就再没看到沥青块。我们不会驶进加那利洋流的另一条支流了吧？好奇怪。因为这里正是我们去年弃船的地方，当时，海面上都是沥青块。 6月29日，我们发现萨菲的链条拖在海里，一端是空的，船上立即混『乱』了，之后才发现萨菲呆在桅顶，正得意地望着我们。我们用椰子、蜂蜜都没能把她引诱下来，最后尤利拿出了她心爱的玩具，一只又丑又绿的橡皮青蛙，两眼又大又红，还咯咯作响。萨菲马上跳下夹板，抓住了青蛙，而尤利也一把抓住了它。就在这时，诺曼在舱里叫了一声，原来他已经用无线电和联合国的考察船“卡拉马尔”号取得了联系，对方离我们很近，要求我们在天黑以后放信号弹，以便在波浪汹涌的大海中找到我们。 夜里，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况把我们吓了一跳。6月30日凌晨0：30，诺曼小声叫我起来接班。由于船桥上又湿又冷，我索『性』坐在睡袋里穿袜子。他又叫了我一声，声音让人『毛』骨悚然： “快过来！快，快！瞧那儿！” 我跳出舱门，圣地亚哥跟在我的后面，我们爬上舱顶，沿着诺曼所指的方向望去。 我们好像是到了世界末日。西北的苍穹，升起了一个苍白的圆盘。它并未完全离开海面，而且越来越大，就好像被大海半掩的一轮灰『色』的鬼月。它又像是一团密集的星云，比银河还要亮，圆圆的，越来越大，恰似一朵蘑菇。当它向四处扩展时，就好像奔我们而来。月亮从东方升起，与它遥相呼应，悬在半空中。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在远远的天空中有一盏探照灯，这圆盘是它在『潮』湿的空气中折『射』出的影子。然后想到的是原子弹爆炸所形成的蘑菇云或者是极光。其实，我们一直盼望它是天外来客，直到这个光盘占据了天空30度的光景时才觉得不太像。突然，它停止扩大，并且慢慢暗下来，最终消失了。我们满腹疑『惑』地呆在那里，却又找不到答案。 我们点燃了信号弹，它在空中炸开，成为千万个火星，来显示我们的位置。这一夜太不平常了。那个小小的无线电中再次传来了来自“卡拉马尔”号的声音，他们没有看到火箭，光盘出现时他们刚好不在甲板上。第二天，巴巴多斯的无线电爱好者告诉我们说，在西印度群岛上也看到了那个光盘，但在东北方向。这不会是肯尼迪海角发『射』的一枚火箭吧，在落入大气层时由于爆炸造成了这种现象？我们无从知晓。那些热中“ufo”并四处找寻证据的人们，竟然也把这一现象同前两天我们见到的情况混淆在一起。我们曾经见到西北方的天空出现过两次橘黄『色』的光。一次是闪了一下，没有看到船只。另一次是一个像水滴一样的光影，斜着落入海里不见了。假如这火箭是船只失事发出的紧急求救信号，那岸上的无线电爱好者不可能收不到这些信号，我们已经通知了他们。由此可知，这两次橘黄『色』的光应该是军舰演习时传递信息的信号，或者是潜艇浮出水面时的信号。 我们继续扬帆向西远航，“卡拉马尔”号整夜在我们周围搜寻。草船上的信号弹不多了，我们就一直派人在桅顶眺望。天亮了，太阳从西边升起。诺曼拿着六分仪、航海图和小型手动式无线电，报告说“卡拉马尔”号一定就在我们附近。这艘船一会在我们北边，一会又在我们南边，却始终隐藏在一排排惊涛骇浪中。我们吃完午饭、晚饭，觉得他们恐怕找不到我们了。夕阳西下，我们戴的手表显示是9：00，而当地时间是下午6：00，因为我们自离开非洲以来，只调过一次时间。就在这时，两艘船的望哨同时看到了对方。他们报告说，发现了一面孤帆；我们也在船后的水天交界处隐约看到了一个小绿点。天黑之前，一艘高高浮出水面的小船追上了我们。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这是艘大型的拖拉船，行驶速度飞快。它驶到了我们船边，他们把桅顶的蓝『色』联合国旗降下又升起，以此表示问候。诺曼立刻跑到双脚桅下，用我们自己船上的联合国旗来回应。不过它在风暴中被撕掉了一部分，如今只有三分之二了。我们欣喜若狂，爬到了船桥、舱顶以及桅杆上，挥手、欢呼、吹口哨。这艘联合国考察船的船员肤『色』各异，或棕黄，或漆黑，或白皙。他们都站在栏杆旁边，向我们挥手、欢呼。船长是一位中国人，他站在船桥上，身边站着一个手拿喇叭的人，用瑞典语喊着： “欢迎你们来到美洲海域！” 小原启看到船桥上的中国人时，心情格外激动。他爬上了舱顶，来到我身边，向我伸出手来。 “非常感谢你能让我参加这次航行。” 这次的相会就像是在梦里似的。真是没有想到，第一个来迎接我们的竟然是联合国的船只。除了“太阳”号以外，我们还没有见到别的船只悬挂联合国的旗帜。天黑了，夜幕笼罩着海面，这艘灯火通明的船在我们周围绕了几圈就关掉了发动机，整夜在海上漂着。船上的灯光很快就熄灭了，只剩下我们独自与海浪和微弱的煤油灯做伴。舒坦，但却孤单。 直到深夜，我们才意识到，此次航行还没有结束。一股强劲的北风猛然吹来，致使两个值夜班的人措手不及，发生了逆帆。巨帆在令人恐惧的风压之下使整只草船向左倾斜，船面逐渐没入了海中。我们刚从左舷的舱门出来，却发现自己站在了海水里，一直淹到大腿。这种感觉真是太奇特了。这海水并不是打到船上来的激浪，而是洋面以下的海水，它们似乎就要留在我们的船上了。我平生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要沉到海底了，草船已经没有了浮力。到处是惊慌『乱』叫，还有手电筒『射』出的光。玛达尼没有系保险绳，海水已经没到了他的腰。尤利挂在左舷的帆幕已经被撕成了碎片。这个时候，风向转为正东，正是我们所习惯的方向。八个经验丰富的水手最终把船帆恢复了原位。海水开始向船外溢去，“太阳二号”慢慢地上浮了起来，船面也恢复到稍微高于海面的水平。但是，放在左舷的那些坛子中有三个已经被海水打碎。我光着脚在水里来回时被碎片割破了脚趾，只好请尤利帮我包扎。左舷缠上了很多“葡萄牙军舰”的丝状物，反光、刺手。乔治在抢险时被它灼伤，只好用氨水浸泡。 次日早晨，“卡拉马尔”号打开了发动机，用了很长时间才追上我们。他们没有想到，一艘简陋的草船会有这么快的速度。我们虽然在夜里遭到了劫难，却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航行了七十五海里。 “卡拉马尔”号给我们送来了邮件、治疗卡洛皮肤病的膏『药』、几袋子巴巴多斯的美味水果以及一大箱冰淇淋。当那条橡皮筏将这些东西送到我们手里时，冰淇淋已经化成糊了。“卡拉马尔”号在我们附近停留了两天后才加速驶走，我们托他们向巴巴多斯问好。现在我们又进入到了西印度群岛外的海域，这里是大西洋飓风的生成地。7月初，正是天气变幻莫测的时候，暴风骤雨经常不期而至，每日每夜地侵袭着我们。我们不得不一次次抛出海锚，尽力保住船帆。不过总的来说，那些疾风和洋流倒帮了我们的忙。最后几天里，我们的平均航速达到了最高，每天八十一海里。现在，我们经常遇到在北美和南美之间穿梭来往的船只。 7月8日的时候，我们离巴巴多斯只剩下两百海里了。当局派了一艘速度极快的官方小船“库尔佩珀”号来迎接我们，欢迎我们来到大英帝国这个独立的小岛。伊凤和我们的长女安奈特是船上仅有的两位乘客。如果他们根据草船所在的位置找到我们的话，双方应当在后半夜碰面。 但这一夜白白过去了，第二天也是这样。尽管“库尔佩珀”号在我们周围的波涛中一再寻找，但还是没有发现我们。天气依旧糟糕。我们听到了这艘小船发给陆上的无线电报告，其中讲到他们目前遇到了惊涛骇浪，草船水手的妻子晕船晕得厉害，但仍然坚持继续搜寻。搜寻工作仍然继续，他们一共搜了两天两夜，第二天夜幕降临时，我们估计我们将会在他们之前到达陆地了，因为我们还有不到一百海里的航程。这个时候，“库尔佩珀”号突然出现在我们后面，并很快追上了我们。它看上去又扁又宽，很适合航海，男子汉就应该驾这样的船。但我们并肩前行时，只见有两位白人女『性』紧紧抓住船上的栏杆，旁边的黑人船员纷纷向我们招手。显然，那两位女士很难分清草船舱顶上拼命招手的一群邋遢、被太阳晒得漆黑的大胡子，于是那些船员就把注意力集中到玛达尼身上来了。他们认为他是巴巴多斯籍水手，而实际上，玛达尼是来自马拉喀什的“旱鸭子”。他在鱼钩上放上香肠扔到海里，一会工夫就钓上来五条潘潘诺鱼和一条不知道名字的青『色』鱼，但大致也属于同一科。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乔治是一名潜泳运动员，黄昏时他设法登上了“库尔佩珀”号，和他们谈了一笔还算公平的交易：用新鲜的鱼、埃及面包和可口的摩洛哥“赛洛”来交换橘子。虽然橘子并非必不可少，但却颇受欢迎。他站在舱后的甲板上，正准备跳到海里游回“太阳二号”，“库尔佩珀”号上的探照灯已经给他照亮了海面。这时，一个黑人把他拽住，问：“太阳”号上的人是不是不怕鲨鱼？ “不害怕。”乔治很自信地说。那位黑人平静地指向一条吃人的大鲨鱼，它正从船的尾波游进光亮处。乔治只好将刚才的豪言壮语咽了回去。我们自己的橡皮筏在陶坛上磨得很厉害，不敢再用了。乔治只好留在“库尔佩珀”号上过夜了。次日早晨，“库尔佩珀”号从船头放出一艘无桨的小游艇，乔杰斯乘着它回到了我们的草船。游艇上系了一根缆绳，乔治回来后，他们再把小船拽回去。 整整一夜，“库尔佩珀”号始终呆在我们的左舷后方。第二天已经是7月12日了，成群的海鸟从西边向我们飞过来，我们明白，陆地一定离我们不远了。这天是星期天，诺曼和我站在船桥上值班，从早晨5：00到8：00。我们望着前方，心情舒畅。很快，卡洛和小原启就会从船舱里面出来，从石灰糊里拿出最后几个鸡蛋，煎熟了当做早餐。我们的物资还很丰富，尤其是放在木箱里、被我们睡在身下的埃及木乃伊面包、挂在舱沿下的香肠和火腿，以及数坛杏仁泥掺蜜做成的“赛洛”，它是摩洛哥的沙漠旅行者必不可少的甜品。我们还没饿过肚子，人也不显得枯瘦憔悴。这时，我觉得有些异样，一下抓住诺曼的胳膊。 “你闻到没有？”我一边问他，一边闻着带着咸味的空气，“太棒了，有一股很浓的刚刚割下的青草香味！” 我们俩用鼻子不停地闻着，我们已经在海上生活了五十七天。圣地亚哥和卡洛等人也都赶过来和我们一起闻着，不吸烟的人闻得最清楚。这不单单是青草香，如果我没有闻到牛粪味，我就该死。四周黑蒙蒙的，什么也看不到。海浪的运动也有些奇怪，节奏好像有了变化，这肯定是陆地上的倒流造成的。我们拼命把两根舵桨推向右舷，这是因为风就是从右舷吹过来的。我们尽力使这艘船靠在北边行驶。这艘深深吃进海水里的草船居然能够逆风航行得这样好，让人难以置信。 诺曼、卡洛和圣地亚哥整个早晨都在轮流爬上桅顶望。我们手表上显示的时刻是10：25，桅顶上传来一声狂热的呼唤： “好哇！” 诺曼看到陆地了。萨菲尖叫起来，那只鸭子拍着翅膀在舱顶跳动。我们一窝蜂似的挤到了双脚桅的横档上，尽管大部分纸莎草已经没入水中，但是“太阳二号”仍然出奇地牢固。“库尔佩珀”号拉响了汽笛，我们全都看见了，在西北方向出现了一片平坦的黑影，这就是陆地。我们昨天拼命对抗海岛前向北涌动的激流，反而使我们驶到岛屿的南面来了。我们成功了！这时，我们还得转动航帆并把两根舵桨推到相反的一侧，不然我们就会越过巴巴多斯，在后面密密麻麻的群岛上登陆，虽然这样也好，但是我们的亲人和朋友都在巴巴多斯等着我们。“太阳二号”驾驶起来得心应手，就好像有龙骨的船一样。在船底部由两大捆芦苇拼起来的由头到尾的深沟，显然起到了龙骨的作用。草船底部，两大捆纸莎草之间那条又直又深的小沟就是船的龙骨，只不过它是向下凹陷的而已。海风从舷侧吹过来，船后挂着的红『色』救生圈安静地在海面上拖着，这足可以证明我们正朝着船头所指的方向前进，径直朝巴巴多斯的海岸驶去。 我们围坐在鸡笼旁边，开始吃午饭，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应当是在船上的最后一顿饭了。下午晚些时候，头上有飞机的嗡鸣声，原来是一架私人飞机，来向我们表示问候。紧接着一架较大的双擎飞机载着巴巴多斯的总理从岛上飞过来了。刹那间，已经有四架飞机在桅顶盘旋，其中一架由于飞得较低，差一点造成逆帆。陆地比预计的要高很多，阳光在远处的玻璃窗上闪烁，一座座房子映入眼帘。几十条小船正穿越暮霭，在海上巡游。一艘快艇朝我们飞驰而来，上面载着诺曼的妻子玛丽和我的两个小女儿，玛丽安与贝蒂娜。小船的样子五花八门，看得眼花缭『乱』。一张张面孔，有的欢快，有的惊讶，有的好像晕船，有的傻笑，还有的大声问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坐“这玩意儿”从摩洛哥过来的。从他们那边望过来，只有一个柳条船舱浮在水面上，前边是一面宏伟的埃及巨帆，两边还有两簇光秃秃的芦苇『露』在海面之外。 尤利那面五颜六『色』的破帆幕，也让人不敢相信这艘草船真是漂洋过海而来。五十多艘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船护送着“太阳二号”驶过渔场，向首都布里奇顿前进。我们周围有帆船、汽艇、渔船，各种快艇、双体船、三体船、警船以及一艘扮成海盗船的好莱坞型帆船，索具俱全，满载着旅游者。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库尔佩珀”号，也在围着我们绕圈子，很是热闹。这场面竟然使喜欢安静的卡洛怀念起海上的孤寂生活了。但是乔治却相反，感觉自在极了，像回到了家里。他点燃了我们的最后一颗照明弹，然后像自由女神像一般伫立在舱顶。 “太阳”号的航行就这样结束了。在布里奇顿港口外，我们最后一次落下了已经晒得发白的太阳帆，并把它卷起收好。“库尔佩珀”号的船员已经用一根缆绳拽住了我们的船。 路上、港口都挤满了人。我们手表上显示的时间是下午6：55，我们必须调到巴巴多斯的当地时间了。这一时刻期待太久了，因为我们自离开陆地以来已经航行了三千二百七十海里。 上码头之前，我们八个人终于有机会握手了。我们深知，正是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够安全地跨越海洋。 我们回头望了大西洋最后一眼，它被我们征服了。它就躺在那里，似乎无边无垠，烟波浩淼，跟哥伦布时代、利克索斯的黄金时代、四处漂泊的腓尼基人和坚忍不拔的奥尔梅克人的时代一样。巨鲸和鱼类还能在其中生存多久呢？人类能否最终学会如何处理他们的污染和垃圾呢？他们会放弃同大自然进行的这场战争吗？印加人恭敬地把海洋和大地敬仰为“海洋母亲”和“大地母亲”，我们的后代子孙会不会恢复古人对海洋和大地的崇敬呢？假如回答是“否”，那么，为了国际和平而努力奋斗又有什么用呢？至于为了提高工资而斗争、登上宇宙飞船等等，就更加不足挂齿了。 海洋并不是无穷无尽的。 我们光着脚，一跃登上了彼岸。 洋流滚滚向前，孤独而不停息。五十七天。五万七千年。人类可曾有过变化？大自然依然故我，不曾改变。而人类就是大自然。 ========================================================================================================================== 【申明:本书由 TXT 书香中文网电子书（www.sxcnw.org)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订阅购买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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